一

塞林格說 ：“我的確跟那些老紐約客一樣，繼承了他們的迷信：不要談論那些你打算寫的東西，也不要談論那些你沒可能寫的東西。寫作是一場神秘的儀式，它的秘密不可示人。”

同理，如果套用塞林格的見地，是否可以繼續說：不要談論你讀過的那些東西，也不要談論那些你寫過的東西。

我覺得，這條寫作者“迷信”的線索，是可以如此伸展的。一句話——對你所做的這件事，徹徹底底地閉嘴。因為，從根本上而言，它“是一場神秘的儀式”。

即便，它只是一個營生。你能想象魔術師完全起底自己的把戲嗎？何況，它的確是一門藝術。對于秘密的保守，也許還事關內心的虔敬。更為重要的是，也許，這門藝術之事，本身就是拒絕你張嘴就來的，這件事，一張嘴就是錯。

尷尬在于，如今我們不得不屢屢張嘴。我們在課堂上言之鑿鑿地說，我們在活動現場自信滿滿地說。因為不如此，我們已經難以展開我們所謂的“精神生活”。

現在，我又得在文學刊物上開說。說與寫，在我看來，是有嚴格區分的。“寫”對于我而言，僅指嚴格意義上的創作。而“說”對于我而言，等同于泄密，或者炫耀與賣弄。這世上既然有批評家的職業，“說”的特權便理應交給他們。只有在他們那里，“說”才具有了“寫”的合法性。

所以，若不是領了任務，我這個以“寫”為志業的家伙，是斷不會主動去做這個題目的。讓一個小說家來做評論家的工作，和讓評論家做起小說來一樣，都不是太令人放心的選項。如果稍微有些自尊，稍微對自己從事的工作懷有敬意，我想，任何一個以寫小說為業的人，都會贊成我的“不做”。

首先，這事太難，他知道對自己這項工作大言不慚地妄下結論風險有多大，也知道，他作為一個實操者，業績距離自己心目中的標準何其遙遠；其次，如果不是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需要，在我看來，對人的審美進行分析，實在不是當務之急。美當然是有標準的，但人類在這個領域中的分歧，不如攤派給天賦權利。就是說，有些重大的分歧需要競爭，乃至不惜兵刃相向，而此類分歧差不多人畜無害，不如任其各自伸張。

既然我們的“精神生活”已經高度依賴這樣的尷尬境遇，令人勉為其難的任務注定層出不窮，我只好硬著頭皮把作業“說”完。

二

以塞林格的話開頭，只因為他便是我心目中認可的那類短篇小說家。而此番作業布置的題目，正與短篇小說相關。

談論短篇小說的難度，在我看來，至少比談論長篇小說要大得多。這門藝術，簡直天然就是讓人各說各話的。或者，與“言傳”而言，它更適合“意會”。以“故事”入手，你一定會跑偏，以“藝術”入手，大概率的，你會倒向巧言令色，那么談談“技術”呢？你將遭遇魔術師起底自己把戲般的殘酷自毀。

——不如就談談短篇小說的重量？

至少，人云亦云也罷，約定俗成也罷，相較于長篇小說那樣的大塊頭，“虛”與“輕”算是短篇小說這門藝術顯在的外形。為之稱重，多少能言之有物一些吧？否則，虛來虛往，輕來輕去，到頭來就是不知所云或者干脆弄成了一篇檄文般的強詞奪理。而且，短篇小說真是無限地接近于“無用”。它不提供飯碗，對“寫”它的人如此，對“說”它的人也如此，對那些只想從小說中讀出勵志學與成功學的讀者而言，更是如此。亦如奧康納所言：“……短篇小說因其自身浪漫的、個人主義的、不妥協的性質——遠離了大眾。”那么，談論這樣一個“無用”且格格不入地“遠離了大眾”的對象，我所能想到的最好動力只能是——好玩。

想一想吧，將一片云或者一把空氣，放在地磅或者天平上，可不就是件好玩的事嗎？

那么，就這么玩著說吧。

三

地磅之上。

沒錯，我要用不同的量具來為短篇小說稱重。之所以先讓地磅上場，只是因為這是我見識里負荷最大的量具，用它來以壯聲色，也不過是表達我對于短篇小說那種人云亦云“輕、虛”屬性的反對和警惕。

以一種玩的心情，不用深思熟慮，第一時間，我心目中可以放在地磅上過稱的短篇小說集大約有這樣兩部：

巴別爾的《紅色騎兵軍》。毫無疑問，它是“重”的短篇小說。怎么能不“重”呢？這是以戰地記者的身份、跟隨布瓊尼統帥的蘇維埃紅軍第一騎兵軍進攻波蘭的小說家寫下的小說。題材本身便決定了它的“重”。想一想，如果我們也有一個巴別爾這樣的天才，上過臺兒莊，或者經歷過八路軍發起的百團大戰，然后他也寫出了一本短篇小說集，你想象這本集子將是“重”的還是“輕”的呢？惜乎，我們沒這樣的天才，也沒這樣的小說集。

然而，就是這樣一部“重型坦克”般的短篇小說集，在另外一部分天才小說家眼里，卻被視為了“輕”的啟發與源泉。博爾赫斯稱它“無與倫比”，謂之“具有音樂性的語言風格，與幾乎難以形容的殘忍場面描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恰是如此，在重溫了博爾赫斯的贊揚之后，我才更加堅決地將《紅色騎兵軍》放在了地磅之上。

它的重量理應以“噸”計。有它的存在，輕言短篇小說之“輕”時，你便會慎言。它是我們津津樂道的那種“重大題材”與塞林格所說的那種“神秘的儀式”的驚人結合。它才不虛無呢，但讀罷勢必令你倍感虛無。

巴別爾的確太特殊。那么，讓安妮·普魯的《近距離：懷俄明故事》上稱吧。這部短篇小說集似乎更具“普遍性”一些，離我們的寫作經驗似乎也更“近距離”一些，但它確是我心目中短篇小說之“重”的典范。

它的重，似乎也直接與題材有關。集子里的十一篇小說，均以懷俄明州蠻荒嚴酷、狂暴無常的自然環境為背景，書寫的對象，也皆是農人生活的艱辛與兇險、孤寂與奮爭。怎樣呢？是不是覺得有點親切？這不就是我們擅長的“鄉土題材”嘛！然而，事實證明了，題材有時候佐證不了什么，在短篇小說里，往往反而是塞林格所說的那種“神秘的儀式”在起著決定性作用。

安妮·普魯寫得真的是“重”極了。與巴別爾不同，《紅色騎兵軍》的短章多截取一個片段，而安妮·普魯的了不起則在于，她能夠以寥寥幾筆，勢如破竹一般寫下主人公的一生。她甚至不憚羅列，因為她能將流水賬一般的殘酷人生羅列出重若千鈞的氣派。

還有，她竟然還是位女性！這樣驚嘆，不代表我對女性同行懷有偏見，我只是想表達，“重”與“輕”其實無關長短，無關題材，乃至與男女都無關。在文學那“神秘的儀式”里，四兩撥千斤、巾幗不讓須眉的勢大力沉，從來都奇跡一般地發生著。

四

天平之上。

同樣，這也是我見識里稱量細微之物的最佳選擇。或許我也能夠想象更具科學先進性的微觀度量衡，但我現在是對短篇小說稱重，我還是愿意保守地選擇更加樸素與“落后”的量具。天平、砝碼，想一想它們的美感與造型吧。

它是用來稱黃金與毒藥的，而黃金與毒藥，恰好能夠滿足我對于短篇小說之“輕”的想象。這樣的小說，其實不用專門開列，博爾赫斯、卡爾維諾，一系列名單早就排列在了我們意識中約定俗成的隊列里。這種排列有道理嗎？的確有。正是因為他們閃光的存在，才坐實了短篇小說之“輕”，才有了當我們指認短篇小說時的精神懶惰。

他們太“輕”了，“輕”到讓“約定俗成”變種為了“陳詞濫調”。

此刻我將他們放在了天平之上，將他們想象為黃金與毒藥，就是不自量力地妄圖與陳詞濫調作斗爭。博爾赫斯是黃金，卡爾維諾是毒藥。如實說，博爾赫斯似乎更加難以模仿一些，于是貴重的一面凸顯。而卡爾維諾，僅憑他讓男爵住到了樹上這個上帝般的手筆，就足以讓他像毒藥一般戕害那些不思進取又喜愛故弄玄虛的后輩了。

兩位“輕”的大師，也確有相似性，那就是，他們都是那種既能“寫”又能“說”的大師。于是，短篇小說之“輕”，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僅是一個他們“寫”出的屬性，而且還是他們“說”出的結果。

危險性也正在于此。比較一下地磅上的巴別爾與安妮·普魯吧，他們似乎不大“說”得堂皇，于是在煽動性上就差一些，后進者追隨，太難借來自證。而天平上的博爾赫斯與卡爾維諾，簡直靠“說”就能萬世師表。

這便是鐘情于短篇小說之“輕”的風險。你要確知，這“輕”，是黃金與毒藥，你若沒有這般貴重與酷烈，你便慎言自己是以“輕”為旗的短篇小說擁躉吧。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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