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女士像

魯迅與朱安的結婚，真是不必多說了。一個因為假裝大腳，人還沒下花轎，塞了棉花的繡花鞋卻先掉了出來；另一個呢？雖說曾滿懷豪情地在日本斷發，回鄉結婚時卻要裝個假辮子，壓在紅纓大帽底下。慌亂中，也讓親友們踏掉了鞋子。老輩們都說，不吉利啊。

大婚之夜，新郎抹眼淚兒到天亮，第二天搬出新房，到母親房中去睡了，看來也是個媽寶。第四天，便帶上弟弟周作人去了日本，把新娘還給了老媽。從此之后，郁悶的朱安就每天吸水煙袋。

魯迅先生有發表權，后來他發了條微博說，“這是母親送我的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跟帖壇里哭聲一片。

先生的這句話能量太強了，從此之后，一提到朱安，人人腦海里就是一個沒有情感、不會說話，不能被退還的禮物。話說宋代的唐婉被陸游休掉，都可以再嫁，不然就不會有沈園重逢題寫《釵頭鳳》的千古唱和，生活在中華民國的朱安，假如回到娘家，難道就一定沒有出路嗎？答案只有一個，朱安深愛著大先生，不愿意離開。在她的心目中，大先生無論說什么，做什么，全都是正確。

還記得《故鄉》的結尾嗎？魯迅寫道：“我躺著，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其實，躺著的不止魯迅一個人，還有朱安，一個比他更迷茫的不識字的小腳女子。那一年她已經40歲，隨魯迅北上，從此再也沒有回到故鄉。

這是一次義無反顧的無路的選擇。

1923年7月，兄弟失和后，魯迅決定搬出八道灣，決絕地表明態度，“凡歸我負責任的人，全隨我走。”就是說，再不會走進八道灣一步。

他問朱安，你怎么看？留在八道灣，還是回紹興朱家。如果回紹興，我按月寄錢給你。

朱安想了想說，八道灣我不能住，你搬出去，娘娘遲早也要跟你去，我自個兒跟著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么呢？再說嬸嬸是日本人，話都聽不懂，日子不好過呵。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聽著多么得扎心啊。

饒是魯迅再言語犀利，此時感到的恐怕也是開口的空虛。看來這已經不是新婚時那一張白紙的朱安了，不知不覺，已經成長為大文豪的談話對手，也算是沒白在先生身邊耳濡目染。

實際上，這是魯迅第一次有機會表達兩人分開的意愿。大家庭不是散伙了嗎？大家庭的規矩也就不必再遵守了。這就是委婉地說要休妻，他心中是希望朱安回到紹興老家的，然而，朱安卻拒絕出走，讓魯迅負責。

這又是一次堅定的愛的選擇。

無奈中，魯迅只好帶朱安到磚塔胡同61號租房子住，一住就是九個月。這九個月，對于魯迅來說太漫長太難熬了，對于朱安來說，卻是太幸福太短暫了。

魯迅不愿和朱安說話，為了省得開口，他想了個法兒，把一只柳條箱的底和蓋分開，箱底放在自己的床下，里面放上換下來的要洗的衣服，箱蓋放在朱安的屋門右手，里面放朱安給他洗好的干凈衣褲；箱底、箱蓋上面各蓋著一塊白布，這樣外人就看不出來了。

朱安心里話，打啞謎呢，那好吧。從此學會了暗中觀察。今天晚餐，某道菜吃得精光，嗯，看來是大先生喜歡，下次多做點。明天的晚餐，某道菜基本沒怎么動，嗯，大先生不喜歡，下次換個花樣。所以說，善解人意從來都不是天生的，而是歷久錘煉的結果。

丈夫讀書寫作，妻子收拾家務，沒有家長干預，沒有孩子吵鬧，沒有親戚打擾，丈夫的生活終于全權由她來做主了，這豈不是太幸福了。魯迅后來有篇小說就叫《幸福的家庭》。朱安無微不至地照顧著身體每況愈下的魯迅，鄰居學生吵鬧，她上前制止，不要打擾了先生寫作。年輕女孩子做體操，她也跟著去練習。

雖說是牙病、肺病、發熱、腹瀉、肋膜炎、神經痛，什么都犯過了，還吐了血，魯迅在這九個月里，還是創作了小說《祝福》《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發表了《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寫完了《中國小說史略》下卷，并編輯出版了小說集《吶喊》。

磚塔胡同的屋子很小，沒有書房，先生這一系列的勞作是在哪里完成的呢？并不是客廳，而是朱安女士的房間。其實，朱安對魯迅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照顧他的生活，在身后保存先生的遺物，還以自己的方式進入了魯迅文學——《祝福》里的祥林嫂，《幸福的家庭》里那個很尬的“劈柴”太太，連同后來寫于西三條老虎尾巴的《傷逝》里的吉兆胡同，都可以看到朱安的影子。甚至就連剛結婚時讓魯迅反感至極的假裝大腳的行為，還在近30年后的上海，進入魯迅雜文，添亮一筆諷刺：“古人比今人聰明，她決不至于纏小腳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朱安可不知道自己還有這么大作用，她顧自尋思著，只要好好服侍丈夫，孝敬婆婆，終有一天會感動大先生，發現從前是錯待了她。她自比是一只蝸牛，從墻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墻頂的。這句話就是她坐在北房的臺階上，對晚輩同鄉俞芳說得。

然而，從1906年結婚到1926年離開，二十年里，大先生和朱安女士之間始終保持著最最純潔的男女友誼。當老太太嫌朱安沒有兒子時，朱安和別人抱怨說，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么會生兒子呢？

朱安也不是沒刷過存在感。有一次，還是在八道灣的時候，魯老太太壽誕，請了很多賓客來開家宴。開席之前，朱安穿戴得整整齊齊，慢慢從房間走出來，忽然，“撲通”一聲跪在親友面前，說道：我來周家已經許多年了，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會離開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說完話，叩了頭，退回房去。在場的人無不震驚。

五四一代的新女性受了教育，有了話語權，特別是留過洋的新女性，喜歡announce，宣告個性解放，宣告自由戀愛，訂婚、結婚都要登報發聲明。

朱安的這一舉動，讓我們看到，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舊式婦女，是如何確認和宣告自己的價值的。雖然只是有限的幾個親友，但這樣的場合，對于只能在廚房忙碌的朱安來講，是一個自我宣泄和釋放的好機會。餐桌，就是她的社交媒體啊，她，就是這樣，來抗議合法的丈夫，如何把妻子當空氣。

朱安的微博點擊量劇增。魯迅對朋友說，“你看，中國的舊式婦女也很厲害，從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爭取了去，大家都批評我不好。”拉仇恨有效果。周作人就承認，大家都可憐朱安。

女人“生是某家人，死是某家鬼”，男人“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這就是“萬惡的舊社會”那些不識字的蒼生們，“從來如此便對”的金句。

朱安的怨恨有多深，愛就有多深。

真得搞不懂，像魯瑞那么開明的女性，自己都能夠讀各種新舊小說，甚至看日本人辦的中文報紙，在晚清天足浪潮中，是家族里第一個放開大腳的，卻要給最疼愛的留洋日本的長子，找一個不識字的小腳女子，做終生伴侶，難道是怕兒媳婦跑得比自己還要快嗎？

魯迅太難了。大才子雖然這期間針對易卜生的《傀儡之家》，發表了《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在女性解放的這個話題上，思考獨特，觀念先行，然而，他的真正意思其實是說，娜拉一摔門，“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還有一條，餓死了。”

20年之后，新文學第三代作家、大才女張愛玲，拈起新文學之父的話頭，嫣然一笑，更加機敏犀利地嘲弄了這個瀟灑蒼涼的手勢，“走，走到樓上去——開飯的時候，一聲呼喚，他們就會下來的。”

一個經濟上不能獨立的女性，永遠不要談什么解放。從這個意義上講，魯迅對朱安的供養，給了她最大的安全感。西三條21號就是分家后魯迅給予朱安的港灣，當然，這是給母親養老的地方。但是，這處不動產，無論從法律還是倫理的層面，顯然，朱安是名正言順的女主人。而且她在這里生活的時間最久，23年的韶華流逝。

北京魯迅博物館現藏魯迅親筆記的家用帳三本，體現了魯迅與朱安之間的經濟維系。家用帳采用農歷，分別為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總共35頁360條。公歷時間為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前后有兩年半，橫跨了魯迅租住磚塔胡同和從西三條離開這個時間段。

魯迅家用帳

家用帳只記大項，舊歷十一月十九日有拜壽錢一項，這一天是魯老太太的生日，安排了慶生活動。看得出，朱安選擇在老太太壽誕之日當眾表白，是早已醞釀好的計劃，也是怨氣積聚的總爆發。

家用帳還顯示，周家年中過節有節賞，年底有“年犒”，是給女工和車夫的。還有一項是零用。1924年5月25日魯迅攜朱安從磚塔胡同搬來西三條，最初，朱安每月生活費150元，零花錢是5元，后來增加到10元，1932年后，身體不太好，加到15元。母親魯瑞一直是每月20元。

甲子年家用帳在農歷六月初四之后，寫的是“以下失記”，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1924年7月7日，魯迅離京赴西安，暑期講學一個月。農歷八月初一，先生回來，又開始記賬了。

帳本中錢數的記法，和現在也不一樣，小數點后面有三位數，代表著“角、分、匣”，可以看出當時的幣制，有銅元，還以“吊”計價。家用帳月有小結，年終有總結算。體現出魯迅勤儉的家風。真是筆筆的柴米油鹽，妥妥的現世安穩。

雖說魯迅與朱安，各有各的人生，魯迅對朱家，卻始終以禮相待，不但幫助朱安弟弟的兒子找工作，還不時寄錢資助朱家。魯迅離開后，西三條全由朱安當家開支，俞芳幫她記賬。先生承認朱安的家庭地位，經濟方面非常信任，盡了一個丈夫應盡的責任。

魯迅去世后，婆媳相依為命，生活來源主要靠上海寄來的魯迅著作版稅。魯老太太去世后，落水的周作人負擔著長嫂的部分費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隨著物價上升而漲到200元。朱安并不愿收這筆錢，因為魯迅生前，絕不會要周作人一分錢。并且這筆錢也解決不了她貧困的生活，上海那邊一度斷了經濟供應后，她聽從周作人的建議，決定出售魯迅的藏書。

許廣平得知這一消息后，心急如焚，給朱安寫信勸阻，委托律師在《申報》上發表聲明。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匆忙北上，前去制止。

1944年10月14日下午四點，魯迅學生宋紫佩帶領唐弢、劉哲民直奔北京阜成門西三條21號，前來勸阻朱安。朱安正在堂屋用晚飯。碗里是湯水似的稀粥，桌子碟子里只有幾塊醬蘿卜。

看到老人凄涼的晚景，來者語氣和緩地說明了來意。朱安先是一言不發，后來擲地有聲地說：

“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當朱安了解了日本憲兵逮捕許廣平的經過，了解了上海的難處，也就釋然了。她說很想看看海嬰，因為大先生就這塊心頭肉了。

有了持續穩定的生活費供給后，朱安女士自然就不再出售藏書，而是更加盡責地保護好魯迅的遺物，直到1947年6月 29日在這里病逝。她所精心守候的先生的藏書、拓片成為北京魯迅博物館館藏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