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10年前，我和幾位朋友驅車在中國西部的土地上漫游。說是漫游，其實就是要經常忍受數個小時連綿不斷的戈壁、荒野和沙漠。祖國遼闊，那久久不變、似乎被凝固于一隅的風景讓人疲倦，甚至絕望。為了避免司機開車時犯困，我們輪流陪他聊天、唱歌。想起那些用腳步丈量大地的古人在“看山跑死馬”的山峰前，該是以什么樣的心境才能生發“生平只負云小夢，一步能登天下山”（徐霞客詩）的感慨？

當車駛入新疆庫車縣，烈日的炙烤讓經年沉積的泥土散發出一種令人窒息的干燥氣息。很久沒有下過雨的村子，低矮的土墻上趴著蔫頭耷腦的葡萄藤，撲閃著大眼睛的孩子們好奇地看著遠方來客，在揚起塵土的道路上相互追逐、奔跑。很難想象，2000多年前，西域人就在這黃土之上建立了輝煌的古龜茲國。漢唐之際，龜茲是西域三十六國中的大國之一，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擁有許多綠洲和民族。當車子緩緩穿過那些人煙寥寥的村子和土路，我恍惚感到自己正穿過一匹重磅的絲綢，縱使歲月讓它蒙塵。這曾是“古印度、希臘羅馬、波斯、漢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匯地方”（季羨林語），是世界文明最耀眼的珠玉。也許，我的腳下就是當年人們歌之舞之的殿堂，是眾多商人熙來攘往的街市……當一陣又一陣強烈顛簸襲來，爬過一個個土丘，我看到了鳩摩羅什的塑像。

一切旅途的奔波和困頓，在這一刻得到了釋放。我知道我們要找的克孜爾千佛洞就在眼前。千佛洞規模宏大，單是已編號洞窟，就有236個。這宏大的石窟群是龜茲古國歷經2000多年還得以較好保存的珍貴遺跡。并非每一個編號的洞窟都能參觀，但已近黃昏才抵達的我們有心無力，也只能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幾個洞窟看看。景區為我們分配了一位年輕的向導，她家住在不遠處的木薩爾縣城，在外地上大學，暑期回老家來做義工。上山途中她用帶著濃重口音的普通話為我們講述出生于此地的鳩摩羅什、滴水之巖“千淚泉”的愛情傳說、因多次戰爭而破敗衰落的洞窟……這一切在那些流傳至今的古老典籍中曾被我多次翻閱；土坡上極其耐旱、枝條柔韌的沙地紅柳正在招展。

光線昏暗的洞窟里，導游打著手電指引我們仰頭看窟頂，她揚起好看的下巴對我說：“你看到那些菱形方格里的飛天嗎？這種畫像是克孜爾千佛洞里獨有的。”我看到了濃眉大眼、異域風情的男性飛天形象，懷抱并彈撥著不知名的樂器；菱形的方格構圖也特別罕見。在昏暗的洞窟里我壓抑著內心的波瀾，絲毫沒有交談的愿望。是多么自在的審美和想象才能將這樣的情景繪制于昏暗的洞窟之中？是充盈著怎樣神思妙想的心靈和雙手繪制了他們？這一定是一個被神恩和人性光輝普照過的地方。很難想象，當年那些剜去佛像雙眼的人也同樣居住在此地——有人認為毀掉眼睛就能奪走畫像中人物的靈魂，所以在戰爭和屠戮中，他們殘忍地剜去了很多佛像的眼睛。而石頭，頑強地把他們的身影釘在這懸崖石壁之間，縱使他們失去了魂魄，仍這樣存在了十幾個世紀。

導游的手電又一指：“你看到那幾個跳舞的人了嗎？他們是古代的波斯人。”我點點頭，畫中人俊美可親，身姿靈活，手舞足蹈，人神共歡。這就是他們所理解的樂國了吧？隔著空氣，我仿佛都能聽見樂音和歡笑。除了熟悉導游手冊上的要點，導游懂的不是很多，她皺著高挺的鼻子問我們：“波斯在哪兒呢？德國離這里很遠嗎？”她的愿望是能有機會到德國去看一眼“他們從我們這里偷走的壁畫”。一些未被損毀的洞窟里還保留著切割完整、編上號碼，還沒有來得及帶走的壁畫。這是德國人的“杰作”。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美其名曰“探險者”的西方人找到了這里，充分發揮他們近代的精密技術和工藝，不分晝夜地切割和運走了許多精美、完整的壁畫。這些壁畫至今還在他們的博物館中展出。我沒有回答導游的話，這關于美和信的劫掠，豈止是一座座洞窟的隱痛。

直至今日，每當我想起龜茲古國的那個下午，我仍會陷入一種夢游般的不真實感。我到底是見過哪些壁畫，我甚至用很長時間研究過它們的構圖、人物等。我又是如何離開了那個下午？如同時空置換，我成為了一個遠方來客，在龜茲國中穿梭，這可真像一個龜茲市集上異域賣藝人的戲法啊。

離開龜茲古國幾年后，我從一個朋友的手機里看到了那些拍攝于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的“被偷走的壁畫”。看著那些切割精密、運輸得當、保存良好的壁畫，我心情十分復雜，那個年輕的克孜爾導游的臉孔清晰浮現。她也許已經親眼去看過了那些壁畫吧？在遠隔重洋、寬敞明亮的博物館中，想起家鄉那些昏暗的洞窟，她又會有怎樣的感受？德國人會怎樣跟他們的后代講述這些壁畫的來歷？每一代人都在篩選和記錄自己所能感知的歷史，再向未知者或下一代轉述我們的認知。正如“詩歌并不屬于寫作它的人，而屬于需要它的人”（馬里奧語），到底哪一種歷史哪一種書寫，被我們所需要？

我至今還沒有去過柏林，也無緣重返龜茲古國。長久地佇立在眾多博物館的壁畫和壁畫復制品前，我會感到歷史更多是屬于個人的，它將其氣血隱藏在后代的脈搏共振中。它并不時常選擇某一類人，它會將密碼編寫于任何一個可能的地方，或者在龜茲，或者在被稱為“家鄉”“博物館”的地方；抑或，在散佚的他國。人只能憑借有限的肉身和心跳去盡力與它們相逢。這種尋找和相逢，有時是詩歌，有時是音樂，更多的時候是沉默。

寫下《樹在什么時候需要眼睛》一書中的這些詩作，于我，不再是尋找也不再是相逢，它也許只是一種單純的心念和愿望。我的一位朋友說，最純粹的人才能寫最復雜的詩，也許只有那些一動不動的樹，才能看到最遼闊的風景。就像克孜爾千佛洞中那么多乘千年光陰而來的面孔帶給我的感動，足以讓我內心重建一座又一座龜茲古城，重塑無數個美和信的洞窟。那神佛共存的世界，其實是一個個鮮活的人在祝禱、在歌唱、在舞蹈。他們是面壁多年而領悟的覺者，也是佝僂而目盲的老嫗；是趕牛牽羊的外鄉人，也是牙牙學語的稚童。他們可能每天都在與我們錯身、相遇，他們就是我們其中的一個。在這“一個”之中，我們便可以領悟大千世界的廣闊與幽微。如是，你的命運還是你自己“一個人”的命運嗎？你的身上難道沒有背負著千年前城池的故事？你的身體沒有散發那壁畫上歌吟者的溫度嗎？那些哭泣的人，沒有流著和你一樣的眼淚嗎？那些流離失所的人，又怎樣睜大了和你一樣驚惶的瞳孔？你會把手遞給那些失足落水的人嗎？你會把水遞給那些衣衫襤褸的趕路人嗎？你又會是他們中的某一個嗎？

壁畫銘刻了那些千年前的存在。我，一個詩人，同樣用漢語記錄了我所存在的時空以及我對遙遠時空的回應。至于那些失落、失傳的部分，只是被損毀的壁畫，它們的碎片在另一種時空也許會被彌合，也許不會。消失的，不代表沒有存在過，仿佛是那些未說出的話——當年在克孜爾的洞窟中，在柏林的博物館里，在一棵樹的眼睛里，在一首詩的標點中。它們就像浩茫時空中的暗物質，肉眼不可及之處，我們將其稱之為“消失”。一個詩人，則等待著下一次的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