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下午，41件共221頁周作人散文雜文手稿及他于1963年寫就的一卷《為羅孚書自作詩長卷》手稿在嘉德拍賣。42件作品中，《錢玄同的復古與反復古》《從猥褻的歌謠談起》兩件流拍，《為羅孚書自作詩長卷》拍出92萬元的價格，是所有作品中價格最高者，其他手稿的價格從十幾萬到四十余萬價格不等，共拍出1286.85萬元人民幣。 

周作人這批手稿（嘉德供圖）

本次拍賣共拍出1286.85萬元人民幣

41篇文稿有的用深綠色和淡綠色稿紙，有的用紅色普通格子紙或榮寶齋稿紙書寫，字跡工整美觀，鮮有修改痕跡，周作人本人的說明不多，編輯的加工和批注更少。這些手稿據考證，為周作人在1960年至1965年之間投稿給香港《新晚報》的手稿，為《新晚報》創始人羅孚多年間的珍藏。 

手稿里寫了什么：烘著炭盆閑談，古色蒼然

從嘉德公布的手稿目錄來看，這批手稿中有近十件都是談論吃食，筆力所及之處不光是故鄉的美食，還談及日本美食，周作人寫在北京一直連續住了四十多年“時常還記憶起故鄉的吃食來，覺得不能忘記”。在《閑話毛筍》中，他寫因為有“肥甘”，而中了“思鄉的盅惑”，“主要是食品里的筍，其次是煮熟的四角大菱，果子里的楊梅。”《陸奧地方的粗點心》從日本的菓子談起，談日本寺廟的風土人情和有趣的見聞，最后落筆在“我在茫然的望著給風吹起聚集攏來的落葉，心里卻在想著專稱寺起原的悲哀的故事”。《吃茶》中，周作人則一一例舉自己喜歡的茶，除常飲的龍井外，碧羅春、六安茶、太平猴魁偶有嘗鮮，又對苦丁茶與香片一一品評。 

《閑話毛筍》部分內容

《吃茶》部分內容

此外，周作人在翻譯日本的作品時，也常常留意其中的美味佳肴。《魚鱠》中，他甄別《詩經·小雅》中的“炮鱉膾鯉”即是日本的生魚片，宋元明的食物即是“割烹”；翻譯日本的青木正兒《肴核》中時，周作人分析蘇東坡《赤壁賦》中的“肴核既盡，杯盤狼藉”即是元明宴會的風雅，“燒鵝之類是炙是肴，乾按酒和鮮果乃是核， 兩者并稱就是肴核了”；除了考證食物的源流，周作人也寫食物的誘人，如《無名的先覺》寫“中年的瘦漢子，正把插在義上的肉，在炭火上烤得滋滋作響。”對于《普茶料理》則譯寫了九頁，將這明朝黃蘗宗傳過去的“素菜筵席”從民俗學的角度一道道考證，進行了“素食沿革的談話”。

除了談論食物，這批手稿中，周作人也談論風俗與風氣，很有一點魯迅的風范，如揶揄時人的《愛嗇精氣》《慳的手法》《幫會的片鱗》。此外多篇應時令的風雅之作，如對于節氣歷法進行考究的《冬至九九歌》。

對于古人經典，周作人也有諸多理解，他盛贊《四庫全書》 是“中國最迷人的一部古書”，在《新唐詩選》中談論白居易樂府對日本文學產生的廣泛影響。在《書房里的游戲》《老虎橋雜詩題記》中，又回憶了兒時讀書的經歷，從三味書屋，到會籍東湖學堂，南京水師學堂， 又到北京西山碧云寺。

周作人早年留學日本，通曉日文、英文、 希臘文等多種文字，他十分看重日本文學和古希臘文學。日本文學自不必贅言，上述諸多手稿內容中可見周作人總頻頻提及日本。而周作人的希臘文學譯作也有二百萬言，大多為晚年完成的。他說：“余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這批手稿中，如《希臘小喜劇》《愛說誑的人》《塔伊斯與格呂刻拉》都是與希臘文學歷史相關。 

《希臘小喜劇》部分內容

手稿中也多有談策論及時評、史論：“現在青年最要緊的是行， 不是言”，認為與他觀點類似的錢玄同是“新文化運動中主張反禮教最為激烈的”（《錢玄同的復古與反復古》）。常常從時事說開去，比如“九十個攀登阿爾卑斯的最高峰”（《現代的諾亞方舟》），又因南越吳廷艷事件而“對東南亞的佛徒有些興趣，略加考察”（《愛羅先珂所說的緬甸佛教徒》）。周作人對于自然界的動植物也十分費心研究。因為北京動物園有“科摩陀龍”到來，而考證龍是“一種巨大的爬蟲，是壁虎的一族”，“會得要死，而且也還是可以吃的”（《現今的龍》）。因為現今人們傾向于“自然倫理化”，而創作《蟬的寓言》《向日葵的神話》等，考證它們歷來被怎樣賦予了人格化的特征。

正如周作人寫到的，這些散文的背景色，是“烘著炭盆閑談，不像是什么原子力的時代，卻是古色蒼然的”。 

《錢玄同的復古與反復古》部分內容，有周作人的批注

手稿目錄

手稿系羅孚所藏《知堂回想錄》之外散文手稿中的選粹

周作人在19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日本、希臘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寫作有關回憶魯迅的著述，到了1960年代以后，周作人的生活愈發拮據，他在給朋友曹聚仁的信里寫道：“人民文學社派人來說，每月需用若干。事實上同顧頡剛一樣，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說四百。以后就照數付給。”又說“因為負擔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這是我拮據之實情”。

曹聚仁知道他的窘迫處境，因而在1960年代初期介紹他與香港《新晚報》的創辦者羅孚認識。在1960至1965年間，羅孚邀請周作人在香港《新晚報》撰稿。后來羅孚輯出部分手稿內容，于197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了《知堂回想錄》。1993年，羅孚通過香港朋友把《知堂回想錄》中所有手稿捐贈與中國現代文學館保全。現在存留下來的這些，計有周作人創作于1960年代初散文雜文手稿41篇221頁，及1962年《為羅孚書自作詩長卷》一卷。是《知堂回想錄》之外散文手稿中的選粹，也是羅孚自己多年間的珍藏。

曹聚仁在一封給周作人的信中寫道：“《新晚報》經濟情況較好，稿費一定有把握。羅兄答應十元一千字，這是香港最高的。”可見晚年給香港的《新晚報》 寫文章，成為周作人重要的經濟來源。

羅孚不僅在文章的發表上給予周作人大力幫助，還在生活上盡力接濟。當時北京物質生活匱乏，羅孚從香港給周作人寄送了不少日常生活用品。

1963年11月17日，羅孚趁到北京出差之際，與潘際坰一起到新街口八道灣十一號拜訪，這是他與周作人唯一的一次見面，《苦雨齋訪周作人》中記錄了這次會面：“八道灣周家進門有一個院子，院子中有一兩株高大的老樹。那天是陰天，院子顯得陰暗，進了屋，屋子里更陰暗。老人穿的是短衣，不是長衫，不是‘不將袍子換袈裟’的袍子。賓主都客客氣氣。……老人又是問一句答一句，沒有滔滔不絕。這樣也就不可能坐得太久，半個鐘頭左右就告辭出來了。” 

周作人八道灣十一號的住宅

羅孚很珍視周作人的手稿，如曹聚仁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透露的：“非有人抄副本不行，羅兄要保留原稿的。抄副本得花一筆錢的。”因此，周作人的手稿得以完整地保存。

周作人手稿的崎嶇發表經歷

黃喬生在《周作人晚年投寄香港譯著手稿略識》中談及，這四十多篇著譯文稿有一半未能發表，原因大概是：或者篇幅太長，或者寄去太晚，羅孚等編者已經沒有了安排發表的時間或權力，或者因為文章內容有不適宜地方。

對《新晚報》拖延刊載《知堂回想錄》的原因，羅孚解釋：“一個原因是我還有顧慮，怕他這些盡管是回憶錄的文章依然屬于陽春白雪，不為晚報的一般讀者所接受；另一個原因是要看看他對敵偽時期的一段歷史是如何交代的。后來見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這才放了心。”

周作人晚年的三位香港朋友，除了曹聚仁、羅孚還有鮑耀明。鮑耀明時為香港三井洋行經理，他與周作人之間長達七年的通信最早公開。1950年代，新加坡南洋商報社在香港中環舊東亞銀行九樓的駐港辦事處，周作人便為“墾創社”的《熱風》雜志撰稿，同仁有曹聚仁、朱省齋、李微塵等。也是通過曹聚仁，鮑耀明認識了周作人，二人交往的通信和日記，成為研究周作人晚年生活的第一資料。鮑氏不斷從香港寄來生活物資及海外書籍，成為老年周作人的莫大慰藉。

在周作人與鮑耀明的書信中，他們談論最多的不是文學歷史，而是食物。時年恰逢內地物資緊缺，而周作人對于食物又相當執著。因了鮑耀明的幫助，周作人開始1960年代艱難的“海淘”。食品單里包含頗為清雅的清酒、櫻干和煎餅，漸漸換成更實用的豬油和白糖。此外還有各式稀奇物種：松茸、生油、蒲燒罐頭、月餅、昆布、梅肉醬、方糖、奶粉、煉乳、CARRO巧克力、日本羊毛襯衫，甚至有端午節包粽子用的糯米，以及東京榮太樓的栗饅頭。

正如周作人在信中所說：“身居北平，得食千里外的珍品，深感佳慧。”作為回報，鮑則收到了周寄來的書畫和信件，除了手稿，還有胡適、徐志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通信，甚至連沈尹默給周作人寫的“苦雨齋”，也寄去了。1960年代初，魯迅已經去世二十余年了，周作人把他生命中的最大期待都給予了食物。在寄給羅孚的這些手稿中，關于食物的部分也占了相當多的比重。仿佛一談起吃食，便是精神抖擻、長篇大論起來。這也是一代文豪，將晚年諸多的不如意拋諸腦后，在文章中大快朵頤、煮字療饑，經營著一個文人最后的斯文和體面。周作人的手稿一直被收藏家們關注，藏書家韋力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過2011年，出現在嘉德拍賣中的一組鮑耀明所藏的周作人手稿的情況，“數量一共是16件，拍賣圖錄上把他的每一篇文稿都數出了頁數，因此定價的高低，跟頁數的多寡有直接的聯系。……我不妨列幾個讓大家看看：《藥堂雜文》81頁，估價是80萬至120萬。《書房一角》中《桑下叢談》總計31頁，估價則是35萬至50萬元。《書房一角》中的《看書余記》總計33頁，跟上一篇頁數差不多，所以定價也相妨，是35萬至45萬。而《秉燭后談》頁數是最多的，有105頁之多，估價當然也是最貴的，是100萬到150萬。”

但是2011年的這場拍賣過程中，價格逐漸水漲船高，“成交價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最后，《藥堂雜文》200萬，《秉燈后談》300萬，這個價格還不包括傭金。我以前買到的周作人手稿，那叫一個便宜，從來沒有超過這個價格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