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現代著名詩人、文學評論家、翻譯家卞之琳誕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近日在友人的幫助下，找到關于卞之琳發(fā)表《完成與開端：紀念詩人聞一多八十生辰》的一手文獻，對于研究卞之琳以及他與聞一多的交游，不無意義。寫小文，以為紀念。

卞之琳1979年3月27日寫好《完成與開端：紀念詩人聞一多八十生辰》，接近一個月后，寫信給許覺民，這封信不見于《卞之琳文集》等卞之琳的各類集子，當為集外書簡，照錄如下：

覺民同志：

我應《聞一多紀念文集》寫的這一篇稿子，拖了很久，終于大致定稿（7500字），送上請你和《文學評論》編輯部以及現代文學室有關同志提提意見，學術性不強，如認為合用，《文學評論》可優(yōu)先考慮發(fā)表。

祝好。

卞之琳

四月二十日

《文學評論》編輯部1979年4月23日收到卞之琳的稿件《完成與開端：紀念詩人聞一多八十生辰》，字數7500。

審稿意見由三個人依次撰寫。

收到卞之琳稿件的當天，編輯王信寫出審稿意見，照錄如下：

本文一部分內容是個人回憶；另一部分內容是關于聞一多詩的格律特點。后部分，有些個人的見解，不過比較零碎，不系統(tǒng)。是可以采用的。最后一點，關于聞一多講究封面設計。作為個人的紀念文章，講講也可以，不過在本刊上發(fā)表的話，似乎可刪去。因為與本刊內容關系太遠。

我擔心的是這樣文章發(fā)表后，會接連不斷來討論詩歌格律的問題，比較麻煩。

請復審研究。

時任編輯部主任的解馭珍，4月25日寫出審稿意見：

這篇回憶文章，使人感到還是親切的，有些見解也符合聞詩的實際?？砂l(fā)四期。

許覺民4月28日寫出審稿意見：

可用，考慮最后關于封面設計一段可以刪去。

1979年6月25日，《文學評論》1979年第3期刊出卞之琳的《完成與開端：紀念詩人聞一多八十生辰》，這是一篇使人感到親切的紀念聞一多的文章，卞之琳“先簡單的追憶一下和聞先生的私人接觸，然后，從今日的角度，主要談談對聞先生詩創(chuàng)作和新詩格律探索的一些個人體會”[1]?？紤]到學術刊物的體例，還有文章主題的集中性，卞之琳原稿中“關于聞一多講究封面設計”這部分內容，刊出時，被刪除。卞之琳的這篇文章，后收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0年8月出版的《聞一多紀念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11月出版的卞之琳的《人與詩：憶舊說新》、北岳文藝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的由許毓峰，徐文斗，谷輔林等編的《聞一多研究資料》、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的《卞之琳文集》中。除了聞一多，卞之琳還寫過關于郭沫若、朱光潛、沈從文、梁宗岱、林徽因、葉公超、戴望舒、馮至、師陀、何其芳、方敬等不少師友的回憶文章，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卞之琳為什么給這篇紀念聞一多的文章起名《完成與開端：紀念詩人聞一多八十生辰》呢？1979年是聞一多誕辰八十周年，因此副標題為“紀念詩人聞一多八十生辰”。又如何理解正標題中的“完成與開端”呢？何為“完成”？卞之琳在文章的開頭作了說明：“聞一多先生的八十大壽，因為畢竟是冥壽，使我首先就想起他活到四十七歲的壯烈捐軀。他的死的光輝反過來照亮了他一生的發(fā)展跡印，使我們后死者更看得清楚：他本人，象許多杰出人士一樣，就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他為之犧牲的直接歷史任務，應該說早就完成了，至少可以說告一個段落了，雖然他視死如歸的精神還是我們知識分子學習不完的榜樣?！焙螢椤伴_端”？“聞先生除了政治上‘求仁得仁’，業(yè)務上完成的已經不少，無論學術論著或新詩創(chuàng)作等方面，只是，開端的比較更多。今日我們紀念他，從他完成的地方，進一步探討他未完成的事業(yè)亦即給我們做出的開端，我看是合適的。”

王信在審稿意見中提到，“我擔心的是這樣文章發(fā)表后，會接連不斷來討論詩歌格律的問題，比較麻煩”。《文學評論》編輯部雖然未接連不斷收到討論詩歌格律的稿子，但《完成與開端：紀念詩人聞一多八十生辰》還是引起了不小反響，引發(fā)了關于“新詩”格律問題的大討論。為此，卞之琳1979年11月20日致信《文學評論》編輯部，其中提到：“《完成與開端：紀念詩人聞一多八十生辰》發(fā)表以來，我直接間接，接到了一些書信和文稿，都對聞一多先生通過實踐和理論開始認真考慮的‘新詩’格律問題表示關切。這不是我預料到的事情。去年年底遼寧社會科學院同志來京組稿，表示他們那里對于這個問題還是感興趣，約我寫稿，我感到不僅本職工作使我顧不來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也沒有新的基本想法可說，就把一九五四年《作家通訊》上發(fā)表的作家協(xié)會詩歌組當年我在艾青同志主持下進行的討論會上的發(fā)言和我新編詩集《雕蟲紀歷1930-1958》自序文里有關的一段話合成一篇《對于白話新體詩格律的看法》寄給了他們，并介紹他們直接和兩位對這方面問題花過工夫、有自己看法的年輕人聯(lián)系，結果也要走了各一篇稿子，都發(fā)表在《社會科學輯刊》第一、二期上。現在從來件里知道去年年底《詩刊》《光明日報》，還有東北的什么學術刊物上，也有過討論的，只是我沒有見到，可見我在這方面也太脫離實際，難怪現在對于讀者的這種熱切要求感到意外。這些來信里頗有些探討實質性問題而自有見解，有的還很深入的，我認為可以進一步掌握一些材料，結合實例多考慮一下，然后寫成獨立文章，才拿出來發(fā)表為好?，F在我只就一份表示有必要再討論‘新詩’形式問題的讀者來件說幾句話，作為對一些讀者和研究者的總的答復，請《文學評論》考慮可否發(fā)表”，“我認為討論是有必要的，但是時機還未成熟”[2]。《對于白話新體詩格律的看法》，刊于《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第1期。另外兩篇年輕人的文章，一篇是趙毅衡的《漢語詩歌節(jié)奏不是由頓構成的》，一篇是鄧仁的《頓和它的活動——詩歌狹義節(jié)奏論》，分別刊于《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和第2期。卞之琳的這封信，題為《答讀者：談“新詩”形式問題的討論》，刊于《文學評論》1980年第1期“讀者·作者·編者”欄。卞之琳信中提到“一份表示有必要再討論‘新詩’形式問題的讀者來件”指的是肖韓給《文學評論》編輯部的信。題為《新詩的音組、韻律和成型問題——讀卞之琳同志文章后的一點感想》。肖韓的信，題為《新詩的音組、韻律和成型問題——讀卞之琳同志文章后的一點感想》，卞之琳的這封信，題為《答讀者：談“新詩”形式問題的討論》，均刊于《文學評論》1980年第1期“讀者·作者·編者”欄。

卞之琳在《完成與開端：紀念詩人聞一多八十生辰》對聞一多的新格律詩創(chuàng)作和新詩格律探索作了探討，實際上卞之琳自己也一直致力于新詩格律的理論探索，在袁可嘉看來，“卞之琳對新詩格律問題進行了長期深入的理論探討和有意識的具體試驗，取得了重大成績，構成他對新詩藝術的一個突出貢獻”，“四十年代幾位聯(lián)大青年詩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啟迪，主要在口語化和格律化方面。杜運燮、穆旦的不算嚴謹的格律詩可能也受過他的影響”[3]。西渡對卞之琳的新詩格律理論作過深入解讀，“卞之琳是我國現代詩人中少數幾位堅持格律新詩寫作而取得很高成就的詩人，也是在新詩格律理論上有重大貢獻的詩人。卞之琳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發(fā)展了孫大雨、聞一多等新月詩人提出并付諸實踐的新詩格律方案。他一方面繼承了聞一多新詩格律方案中關于以音尺(音組)為新詩節(jié)奏單元的核心意見，另一方面揚棄了這一方案中的機械論因素，譬如每行字數一律的要求，視覺方面的考慮，譬如建筑美、繪畫美的額外要求，而提出了自己專注于音樂性講究的、以‘頓’為基礎的、更加靈活的格律方案，使其更加符合現代漢語聲韻和節(jié)奏的內在規(guī)律。同時，卞之琳又以自己諸多精美圓熟的優(yōu)秀之作證實了這一方案的可行性?！盵4]張?zhí)抑抟苍凇堵曇舻囊馕叮?0世紀新詩格律探索》一書中專設一章對卞之琳格律詩學的來路和去處作了細致解讀。卞之琳一直致力于新詩格律化的理論探索，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他反對“重試建任何定型格律體，使詩創(chuàng)作再成為填譜工作”，“看來還是循現代漢語說話的自然規(guī)律，以契合意組作為詩行的節(jié)奏單位，接近而超出舊平仄粘對律，做參差均衡的適當調節(jié)，既容暢通的多向渠道，又具回旋的廣闊天地，我們的‘新詩’有希望重新成為言志載道的美學利器，善用了，音隨意轉，意以音顯，運行自如，進一步達到自由”。

卞之琳是何時與聞一多相識的呢？卞之琳1986年4月26日給聞黎明的信中的一段文字（“我于北京大學畢業(yè)前的五月初，印了一本自己的詩集《三秋草》，在青島大學的臧克家見了就托我在北平照樣印他的第一本詩集《烙印》，說聞先生已經答應寫一篇序言。我和李廣田（可能還有鄧廣銘）就為他奔走，買了紙交北京大學印刷所付印。我親自為他仿《死水》初版設計封面，同樣用黑底，只是換了《死水》的金紙書名簽，改用紅紙張書名簽。我親自就近跑印刷監(jiān)印監(jiān)釘。為了催索聞先生序文，我多次跑清華西院找聞先生。我的印象中這是我和聞先生相識的開始，也是我聆聽他談藝最多的時際”[5]），為我們揭曉了答案。

卞之琳自言他不是聞一多的“及門弟子”，但如袁可嘉所言，卞之琳“與聞一多誼兼師友，自述從新詩人學來的東西，以向《死水》學得的最多，例如寫戲劇性處境，作戲劇性獨白或對話和寫有格律的詩行”，“卞對徐、聞又借鑒，有學習，也有局部的超越（如語言和體式更多變化，格律更趨嚴謹），和全面的發(fā)展（如在創(chuàng)建新詩格律體以及新型政治抒情詩方面）”[6]。最后值得一提的書，也許我們再也沒機會見到《完成與開端：紀念詩人聞一多八十生辰》原稿了，也就無法得知卞之琳是如何評說“聞一多講究封面設計了”。姜德明的《聞一多的封面畫》和陳從周的《也談聞一多的封面畫》對聞一多的封面畫作了梳理。聞一多為徐志摩的詩集《落葉》《巴黎鱗爪》《猛虎集》、林庚的詩集《夜》、徐志摩與沈性仁合譯的《瑪麗·瑪麗》、梁實秋的《浪漫的與古典的》《文學的紀律》《罵人的藝術》以及自己的詩集《紅燭》《死水》都設計過封面。“聞一多研究應當既包括對文字文獻的研究，也包括對圖像文獻的研究。以往對于文字文獻的研究業(yè)已取得較高實績，而對于圖像文獻的考察則顯得相對薄弱”，“從新文學封面和插圖的審美視角走近聞一多，不但是對文學的拓展研究，也是聞一多的拓展研究”[7]，在筆者看來，無論是研究新文學書刊裝幀史還是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圖像文獻整理與研究，聞一多都是重要的一章。

注釋：

[1]卞之琳：《完成與開端：紀念詩人聞一多八十生辰》，《文學評論》1979年第3期。

[2]卞之琳：《 答讀者：談“新詩”形式問題的討論》，《文學評論》1980年第1期。

[3]袁可嘉：《略論卞之琳對新詩藝術的貢獻》，《文藝研究》1990年第2期。

[4]西渡：《卞之琳的新詩格律理論》，《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4期。

[5]聞黎明、侯菊坤編著：《聞一多年譜長編》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90頁。

[6]袁可嘉：《略論卞之琳對新詩藝術的貢獻》，《文藝研究》1990年第2期。

[7]黃薇：《聞一多與新文學圖像藝術——以〈死水〉為例 》，陸耀東等主編：《聞一多殉難六十周年紀念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87-2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