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琪，兒童文學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作家協會會員，冰心兒童文學獎、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第二屆“青銅葵花”兒童小說獎等獎項獲得者。作品多次入選全國各地中考語文科目閱讀理解。長篇小說代表作有《刀馬人》《給我一個太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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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能有幾次選擇人生道路的機會？我認為有無數次，但這些機會并非有著涇渭分明的界限，而都附著在漫不經心的細節中，使人難以察覺。比如讀小學三年級時我開始學習美術，比如初一的一個庸常的午后，我收到了來自雜志社的用稿通知單。

我從小有閱讀的習慣，文學類書籍、漫畫、報紙雜志甚至家電使用手冊，書能給我單調乏味的生活帶來刺激，以及一雙高度近視眼。我不是狂熱的讀書愛好者，在2000年前后，家中沒有互聯網，電視節目也是限時的，我的父母認為，印在紙上的字大益身心，在讀書這件事上，他們沒有限制過我。

除卻家里購買的書外，我在三家借書店里分別辦了卡，于是“過早”接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川端康成、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的作品，如今我是一名兒童文學作家，結合那時候我的閱讀習慣，我認為兒童閱讀書目分級是非常有必要的。兒童文學終究還是與成人文學有區別，兒童文學的閱讀對象是青少年，他們需要引導。

要寫出真實可信的兒童，構造深入人心的故事，需放下成人的“驕傲”

我擅長寫現實主義兒童文學。作家在創作兒童文學時，傾向于先有一個兒童形象，通常那個形象是他們自己，代表著作家們在童年時期的個人體驗。作家的代際不同，作家們的童年經驗也帶有一定的時代性，我在最初寫作之時同樣依賴自己的童年回憶，近幾年開始采訪調研后，開啟了新的寫作思路。

比如寫一部有關昆曲的長篇小說時，兩年之間數次去上海與蘇州，除了查閱相關戲曲史料，還采訪如今活躍在一線或已退居幕后的昆曲演員，了解他們的別樣人生，這是一種從未有過的寫作體驗，這些素材在幫助我重新構架我的文學世界，開拓了我的視野。通過對各個年齡層的演員的人生進行分析，使我逐漸把他們所處時代的信息聯系起來，重要時間點和歷史事件對上以后，中間的空白可以盡情進行文學的再創造，如此一來，從前只局限于個人體驗的創作空間被拓展開。

兒童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他們必定處于家庭環境之中，處于校園和社會之中，要寫出真實可信的兒童，構造深入人心的故事，需放下成人的“驕傲”，真誠地對待兒童，而非編個故事搪塞或哄騙。不僅如此，作家還需明白一點，兒童與成人是處于同一空間內的，不能因為兒童年齡的限制而降低對人性對社會的批判與挖掘，兒童理應生長在陽光下，但也應該有直面陰影的勇氣，他們不應活在真空中，而是在引導下，逐漸適應成人社會，逐漸融入成人社會。

不僅向上看，也要看同代人的作品，如此才能找到出路

十年前的冬天，與今年冬天一樣寒冷，那時候我在藝術學院，背著畫板，拎著畫箱，認為自己可以成為一名畫家。作為一名藝考生，在高一或高二時離開文化課學校，15歲或16歲離開家獨自生活，前往外地藝術集訓中心學習，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藝考在春節前后，我與同學搭伴乘車前往全國各地的考點，這是我第一次遠行。

很快，我遇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美術藝考生，考場里坐得擠擠挨挨，我能看到別人的畫面。考場通常設立在大型的體育館或帶落地鏡子的練功房中，所有人的水平一覽無余。我意識到自己天分上的普通，但接受這一點并不容易，在文學的創作中，我同樣有覺得沒有出路的時刻。

我曾閱讀到的優秀作家的經典作品，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盲刺客》、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種孤獨》、帕慕克的《純真博物館》、塞林格的《麥田的守望者》等書至今對我的創作產生影響，可同時也讓我覺得無望，當看到高點的時候，更能意識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我在某社做過一段時間文字編輯，離職后做了專職作家，每天用大量的時間閱讀，然而讀得越多，下筆越滯澀，有時候能一眼看到自己的未來——窮盡一生可能都在追逐大師們的余暉。

每個作者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前人的成就太高了，打個比方，大家都是做桌子，有的人已經開始在成品上雕花了，而你還在學習如何鋸木頭。有些作者會因此放棄，與我同行的作者也越來越少，直到我看到另一位青年作家的采訪，她說不僅向上看，也要看同代人的作品，如此才能找到出路，才幡然醒悟。

每個時代對于作家的要求不同，作家也不知道時光究竟青睞他們的哪一部作品，或者壓根也不青睞，直接從我們的身邊輕盈地跳了過去。從前我對寫作一無所知的時候，接受媒體采訪時常說自己沒什么野心，唯希望寫的書能耐得過時間淘洗留下來——現在覺得這才是最大的野心。

現實主義文學的特點之一便是真實細節的描寫，用具體事件和人物形象來反映社會的精神面貌，因故事的現實性感染人，使得讀者能夠身臨其境，進入作者構架的文學世界。這也是我一直在文學創作中所追求的，我在嘗試用文字構造屬于我的世界，這個世界里有形形色色的人，這些人以時間為坐標，在歷史長河中，有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

我是90后中的一員，仍在寫作

時間撥回我讀初一的那個午后，我百無聊賴地趴在課桌上，腳底下踩著畫箱，放了學別的學生回家，我則要去畫室。那時正處于叛逆的青春期，一門心思想要考取某個美術學院的附中。

一位同學給我從傳達室帶來了用稿通知單，它在黃褐色牛皮紙信封里裝著，信封右下角印著某雜志社的單位地址。在此之前，我陸續投出去三四個短篇小說，這是完全偶然的行為，賺稿費買書和顏料，僅此而已，沒想過未來要當一個作家。這封信我至今還保存著，因為時間久遠，紙張已經泛黃。

這是我無意中洞開的另一個維度的世界。

上個月，我的短篇小說《肌理》獲得了第五屆金近獎。肌理用在美術上的術語是指筆觸與畫具在畫面上造成的材質感，用在文學中，則是我在寫作中一直追求的“純文學的質感”，在這個故事里，則是指充滿褶皺的小人物的命運。

我練了很多年的基礎繪畫，大學專業選的也是美術，畫家用畫面創作，用線條、光影和色彩進行表達，但我在表達的出口處遇到了問題，因為我接觸到另一種更加直接，更能為我靈活運用的途徑——文字。繪畫與文學，我并未放棄過其中一個，它們在我的文本中結合得很緊密。結構、空間感、細節刻畫等等這些是繪畫和文學都具備的，但我最終選擇了文學，或者說冥冥之中命運把我推向了這條路。生活中太多倘若，平行空間的我或許已經按部就班讀完大學，在某家設計公司任職，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任何一環出了問題，都構不成現在的我。

在寫作初期，我的小說中有過多我的個人印記，我寫過不少關于藝術生的故事，有長篇，也有短篇，包括前面提到的《肌理》，在文中有這么一段文字，“季先生兩手捏住紙張，用力一折，平整的白紙被他窩成一團。揉面團一樣，他把紙捏成各種形狀，壓扁了再展開，展開了再揉搓，轉眼間新生兒般的紙布滿了歷經滄桑的褶皺，冠軍似乎能聽見紙張的尖叫。他把紙展平，四角小心地固定在畫板上，浸著顏色的羊毫筆落在紙上，染出有層次的景致，顏料順著紙上的細小傷口不停地暈染，流動，逐漸織出一張色彩紛亂的畫。這畫不同于從前見過的水彩，線條流暢而鮮亮，色塊堅決而完整，它是猶豫的，分散的，沒有明晰的界限，甚至是痛苦的，口齒不清的，但卻是別致的，和諧的，令人過目難忘的。”

看似在寫繪畫的過程，實際在暗喻主人公隱忍、壓抑卻韌性十足的人生。

90后的青年人被裹挾在越發浮躁喧囂的時代中，該如何尋找屬于自己時代的文化根基，成了亟須解決的問題。我是90后中的一員，仍在寫作，并盡可能地嘗試更多的主題，不再囿于童年記憶，走出舒適圈，往更廣闊的空間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