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文學院工作多年，培訓過的學員粗略一算，也能有3500位來自祖國各地的優秀作家了，但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是來去匆匆，短暫的學習之后，便又各自回到各地，各忙各的事情了，慢慢就淡忘起來。當然也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學員，其中就有寧延達。

寧延達的詩歌創作，首先要解決的是詩歌之智問題。正是因為這個因素，他的詩歌呈現出一種從具象到抽象，從細部到開闊的創作道路。寧延達的詩歌一般都是從一個具體的物象開始的，比如《大雪》《狗與藥片》《蝴蝶》《情書》《藥片》《車過臨潼》等，都是如此。他習慣于從詩歌所寫事物的具體細部，走向或者到達一種更為開闊的抽象，走到智之為智的地方去。在《傍晚的不安》中，他這樣寫道：“空曠 包圍著枝椏上的烏鴉/三兩聲悲涼的叫/把天空拉得遙遠/門前的藤椅兀自搖晃/在冰冷空氣里散發孤獨/藤椅上的人不見了/留下了一團不安的空氣/我來到一個孤獨之境/內心長滿荒草/亂風吹拂/雙眼涌出驚懼而冰冷的雪水/我甚至不敢抬頭看那樹梢/一直側耳等待那只烏鴉的啼叫/我生怕一抬頭/就連那荒涼的枝椏/也會空空如也”。其中那些細碎的事物，包括時間，流動在“被柏林禪寺的鐘聲擊散在深沉的大雨里”；而在“被生命遺棄在無法領會的宿命里”，不論是“你看見的”或者“看不見”的，其實都“盛開在芬芳的季節里”。而做到這一點，詩人要做到首先是在激情與理性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即在外界事物、歷史理性、人文關懷和文體升華之間保持張力和平衡，寧延達的詩歌是具有這樣的特點的。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原點，他的詩歌創作對于具象的選擇，才能是相對寬泛的，加上他那種理性的力量對詩歌的介入，使得他的詩歌在紛繁叢雜的事物中，不但沒有進入盲目與混亂的境地，反倒在其中呈現出了一種豐盛繁復的詩歌景象。我想，這應該是寧延達從文學的精神價值出發，觸及到的具有現實主義特色的主體架構的探索與嘗試。

寧延達不但具有這種詩歌創作的藝術傾向與實踐，而且有能力在混濁中將智性的訴求表達出來，將其中的善不斷彰顯，將惡或者非正義的毒刺看穿、拔出，剝離開來，創造一種充滿智慧和純凈的詩歌敘事。由此，我們看得出寧延達在他的詩歌創作中，憑借著這一種釋放藝術魅力的有效形式，通過還原現實本真狀態的無奈甚至殘酷，使得在廟堂、云層之上的詩歌，回到了民間和地面。就這點而言，即使寧延達在詩歌自身建構方面還依舊略顯殘缺而模糊，甚至是表現出一種搖搖欲墜的傾斜，顯示出一種搖擺不定的寫作傾向。但他的詩歌所散發著一種信號，即他在詩歌創作中表現出的那種對于時間的錯置和空間的傾斜的喜好，那種對人生價值、人道主義、人的主體性、崇高、理性精神、正義立場等現代性精神的逆向肯定，也能夠為他求取自己詩歌的進步發展，提供一片更為廣闊的空間，為他的詩歌創作找到了一個屬于自己的支點。

寧延達的詩歌是由一幅幅欲望化體驗組成的圖景，里面有內心的焦慮、苦悶和欲望，有人格理想、主體地位、道德立場在俗世中迷失后的呼喊。但是，在這樣的詩歌中，寧延達的自我迷失，其實是一種清醒的選擇，它意在表述自我無力確認自己身份而痛苦掙扎的心路歷程。從這個意義上說，詩人每一首詩歌在對使命感、道德觀進行拆解時，已經把一種現代性焦慮灌輸進自己的詩歌場景中了，從而激活了自我詩歌話語的生存空間和再生能力。

我們知道，人生是有無數毒刺橫在前面的；人世是有很多荊棘擋在道路上的；人的不完滿，是人的一種常態；人的有限性的存在，是人必須面對的困惑。于是，寧延達在其詩歌中力圖撥云見日，在濃霧中破除人的一種所謂的能效，這應該是他立足于基本的社會文化現象癥候加以總體審視的結果，是他面對現實真實存在的問題，不斷將其剝離，并不斷拔取那一根根橫亙在自己面前的尖刺的成效。在寧延達的詩歌創作中，他從不會故意遺忘苦難，進入一種無情的抒情模式，而是進行一種詩性的沉重的反思。如果說，生命給予人的生命意識，是寧延達詩歌思想的內核，那么，他在他的詩歌中，是用一種挪用、拼貼、組合、改寫之類的寫法，來抒寫自己對于生命和人世的理解的，這本應該就是詩歌最初的承諾。生命的孤獨和悲苦，讓寧延達將生命中那些精神性的東西得以尖銳噴發，使他的詩歌具有了自我的文化精神向度。

當今的詩歌創作并不缺乏對理想主義的闡釋和宣傳，但在詩歌中，從一開始就能徑直走到對于塵世和事物否定的壕溝里，然后卻又能讓詩歌這個痛苦的盛器去散發光亮，其實是不容易的。寧延達讓詩歌離開了對于一種苦楚的糾纏，走向了表達的彼岸，開啟心靈，去感知和傾聽的一種光亮開啟的聲音。

“但他越來越像一個詩人/就那么一小行一小行地/讓光 撲面而來”（《持微火》），而這就是詩人寧延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