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要面對的是海量的小說家的小說創作談、讀書筆記等，還包括批評家的小說批評實踐、理論家的小說理論建構等。勾勒每個歷史階段小說理論的歷史狀貌、歷史特征是研究的核心內容。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聚焦于中國當代小說理論自身發展道路的描述，也有著補充、完善中國當代文學史發展狀貌、特征的重要價值。在研究過程之中，深描的方法和案例法是常用的兩種研究方法。作為一個有待開拓的研究領域，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有著迷人的學術魅力。

關鍵詞：當代小說理論 發展史 深描法 案例法

一

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慣于從作家、作品入手，因此形成了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經典研究模式。這種研究模式的確能起到“大浪淘沙”的作用，翻檢出在思想和藝術上有貢獻的作家、作品。不過，誠如有學者言，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研究理路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最為主要的問題是，無形縮小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作家、作品周邊的諸多“要素”，例如作家的生活狀態、文學生產的環境、作品的發表與接受等，無形之中被忽視。事實上，文學創作不是處在真空環境之中。作家首先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人，其創作必然會受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語境，包括出版、流通、讀者接受等諸多方面的影響。因此，為了拓展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領域，學者們紛紛開拓，在文學教育、文學期刊、文學制度等領域上尋找到了研究生長點。

專業讀者的接受，往往也會影響到作家的創作。專業讀者的接受，就是文學批評領域的重要內容。但是，當代文學史研究常常把當代文學批評排斥在外。這樣處理當代文學史的結果自然不令人滿意，“沒有批評史基礎的文學史是不會具備必要的文學感性基礎和文學審美基礎的；只有經由批評的感性提煉和審美觀照進而形成批評史的脈絡，將文學現象流變演繹為一種感性審美邏輯，在此基礎上的文學史才是真正可能的”①。當代文學批評史之于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重要性還體現在，當代文學批評有著極其特殊性。當代文學批評一般由專業讀者承擔，普通讀者比較少涉及和關注。但是，一個不容易忽視的現實是，從作家個人的角度來講，文學批評對作品的分析和價值判斷會對作家產生比較深的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家的創作。

當代文學批評和中國古代文學包括現代文學批評相比較而言，也有很大的差異性。與古代文學批評相比，當代文學批評更為活躍，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更大，和文學制度的關系更為緊密。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相比較于古代文學、現代文學而言，和文學批評的聯系也更加緊密。甚至從一定程度上講，文學批評和當代文學發展之間的緊密關系，成為當代文學區別于現代文學、古代文學的某種標志性特征。中國古代也有大量詩文評、小說評點，不過，無論是詩文評還是小說評點，大都屬于文學鑒賞領域，和古代文學創作構成生產性關系的程度有限。現代文學時期的文學批評也對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有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和當代文學批評不同的是，現代文學時期的文學批評一方面還沒有獲得國家體制性力量，還無法納入到國家文學生產系統之中。當代文學時期，文學批評不再僅是簡單的文學鑒賞，還具有引領文學發展的重要功能，具有“澆花”“鋤草”的社會功能。當代文學批評家，很大一部分是從事文學管理工作的干部，例如，周揚、茅盾、邵荃麟、陳涌等。他們代表著國家意志來從事文學批評。由于國家體制力量的介入，文學批評所具有的功能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超出了文學鑒賞的范疇，具有指導和規范文學創作的重要功能。另外，新時期以來中國大學文學教育高速發展，很大一部分文學批評從業者是專職文學教育和文學研究的高校教師。這部分文學批評從業者被稱為學院派批評家，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主要力量。他們所從事的文學批評活動，是基于專業讀者對于文學作品的職業看法，更看重文學作品的文學史價值。這種職業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別于中國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時期的文學批評。學院批評家所代表的文學批評，表明文學批評不再是簡單的文學鑒賞行為，而是國家力量的再現，還是一種職業行為。于是，文學批評開始和文學創作之間產生了更加緊密的關系。這是當代文學批評區別于古代文學批評、現代文學批評的最為重要的地方。

二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既關注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整體性的思考，也關注一定時期文學觀念的表達，更應該關注具體文學文類的批評。具體的文類——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影視文學——的批評實踐，更應該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主體內容。關乎一個時期甚至一個時代的文學理想、文學理念，更多時候依托于具體文學作品的批評實踐。離開了具體文類的批評實踐，當代文學批評就難以存在，也難以構成豐富的有機體。在各類文體的批評實踐之中，小說批評又是其中數量最大，影響最廣泛的。因為，小說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最為重要的文體門類，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最為重要的對象，故而產生了最為豐富的成果。“隨著現代文學的發生，以虛構為特點的小說上升到了文學中心的位置，并以小說這一文體為中心，展開了整個現代文學的重建過程。”②由小說批評切入當代文學批評，為窺見當代文學批評的特征、內涵，有著得天獨厚的便利與優勢。

當代小說理論的研究對象豐富，主要包括以下四個部分。其一是學者的小說理論研究成果，例如楊義的《中國敘事學》、李建軍的《小說修辭研究》等。其二是被翻譯過來的小說理論、小說理論的譯介。其三是小說批評家的批評實踐成果。其四是小說家關于小說的理論探討。小說家在創作小說的同時，還撰寫了大量的演講稿、創作談、讀書筆記、訪談錄等。有不少小說家還出版過專門著作。例如王蒙《漫談小說創作》、王安憶《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張煒《小說坊八講》、韓少功《閱讀的年齡》、殘雪《 趨光運動：回溯童年的精神圖景》、畢飛宇《小說課》等。

著眼于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豐富形態和狀貌，找到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新的領域與視野，我們不得不關注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有著相對獨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歷程可以劃分為三個基本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49年至1976年，這是當代小說理論獨尊現實主義的歷史時期。從內涵上來看，這一歷史時期的現實主義小說理論存在著兩類表現內涵：一是偏重抽象的“現實”理念的現實主義，一是偏重于感性經驗“現實”的現實主義。兩類現實主義小說理論都豐富和發展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理論內涵。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之中，偏于從抽象理念的角度來理解“現實”的現實主義小說理論，基本上是主導性的力量。而偏于感性經驗的“現實”，常常處于被壓制的狀態。這種狀態最終導致了現實主義小說理論陷入到抽象政治性甚至政策性觀念的束縛之中。 出于對前一個歷史階段現實主義小說理論的反撥，新時期以來的小說理論開始走上了多元發展的歷史道路。于是，當代小說理論發展的第二個歷史階段出現了。從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初期，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上出現了現實主義小說理論、主體性小說理論、形式主義小說理論三類小說理論多元并存的歷史狀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出現在第二個歷史時期的現實主義小說理論和第一個歷史階段的現實主義小說理論有所不同，它更加貼近對現實社會生活的經驗性表達和對創作主體意志、情感的承載。因而，從價值上更加具有啟蒙意義。主體性小說理論則是以張揚主體為價值追求，小說的表現對象、小說的結構、表現方法等理論建構，都出現了與現實主義小說理論完全不一樣的風貌。它崇尚情感、情緒、生命意識，在結構理論上多倡導空間結構，表現方法上推崇象征。形式主義小說理論主要是在西方形式主義文學理論影響下形成的，主要有敘事形式本體、語言本體、符號本體三種理論形態。當小說理論發展到1990年代中期，當代小說理論的第三個階段形成了，小說理論開始出現了綜合性發展的歷史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現實主義小說理論適應歷史發展的需要，開始出現嶄新的樣貌，以回歸到生活現場為第一要務，以人民性和精神價值為基本導向；另一方面，綜合文化批評和形式主義文學理論資源，形成了“形式—文化”綜合性小說理論，小說修辭學取代了小說敘事學。此歷史階段小說修辭理論嘗試溝通中國古代敘事學理論傳統，開始創建具有民族傳統的中國敘事學理論。

三

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雖然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有著基本相同的歷史發展道路。但是，它更能深層次顯示出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所不能敘述清楚的問題。例如，談到“十七年”文學的時候，現有文學史大都把這個階段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潮流、文學論爭至于“非正常”狀態，把偏重于抽象“現實”觀念的現實主義看作其時唯一的文學觀念與文學形態。持此論者由此認為，“十七年”時期文學與政治高度同化，呈現出一體化的格局。然而，通過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的勾勒，我們可以發現，“十七年”時期的文學其實是兩種現實主義理念——抽象的“現實”和感性的“現實”——彼此交鋒的歷史時期。雖然，抽象觀念的現實主義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是，與之相對的、偏于感性經驗的現實主義并未消遁。同樣，通過對十七年時期小說理論的梳理，我們也可以發現，1980年代的文學史和“十七年”文學史之間，其實并非割裂，而是有著歷史的連續性。一方面，1980年代所謂現實主義的回歸，其實是對十七年時期被壓抑的“感性的現實”的現實主義的一種揚起；另一方面，1980年代所張揚的形式、審美、純文學等觀念，是建立在對“十七年”時期“觀念的現實主義”的有意識的規避。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對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史的鉤沉，有著豐富中國當代文學史敘述的重要價值。

此外，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史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能糾正當代文學史敘述上的一些成見。談到十七年時期的文學，普遍認為“十七年”時期的文學最為突出的特征是不重視形式。事實上，如果回到小說理論史領域，我們可以發現，“十七年”時期的文學不僅不是重視形式，而是相當重視。只不過其所構建的形式不同于“純文學”的形式而已。其實，“十七年”時期的小說理論在處理形式上有著獨特的追求。在小說文體上，對于短篇小說，則有趙樹理倡導的“小說就是故事”的觀點，有魏金枝提倡的“小紐結”之說，還有茅盾、邵荃麟、侯金鏡等倡導的“橫斷面”的理論觀點。而長篇小說則有“新評書體”說、“史詩”說兩種理論觀點。上述種種觀點，小說理論家都有詳盡的闡釋。就拿短篇小說要寫“橫斷面”的觀點來說吧，就有不同的觀點。茅盾認為，“短篇小說取材于生活的片段，而這一片段不但提出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并且使讀者由此一片段聯想到其他的生活問題，引起了反復的深思”③。所謂“生活片段”是小說家“在所熟悉而且理解得透徹的生活的海洋里揀取這么很有意義的一片段”④。邵荃麟也持此論：“短篇小說的特點，就在于從生活的片段的描寫，使讀者能以此推及全體，好像植物學家從一些樹木的橫斷面，可以去研究森林一樣。”⑤茅盾、邵荃麟認為小說是以寫“事”為主，是通過敘述事件的“橫截面”來反映整體性社會生活。侯金鏡把短篇小說所寫的橫斷面鎖定在人物性格的橫斷面上。他認為，“短篇的特點就是剪裁和描寫性格的橫截面（而且是主人公豐富性格中選取一兩點）和如此相應的生活的橫截面”，短篇小說即使寫人的一生命運，也應該以“主人公性格的橫截面為基礎的”⑥。毫無疑問，侯金鏡的觀點顯然比胡適、茅盾、邵荃麟更具有現代氣息。無論是寫生活的橫截面，還是專注性格的橫截面，短篇小說都必須在有限的文字里，深入開掘，折射社會的整體發展，反映社會生活發展的本質。看到茅盾、邵荃麟、侯金鏡關于“橫斷面”的論述，我們還有什么理由懷疑，“十七年”小說理論放棄了在形式上的探索呢？

再如，敘述和描寫是小說的兩種最為基本的表現方式，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也一直是“十七年”時期小說理論的重要論題。對這一理論問題，外國小說理論家，如盧卡奇、熱奈爾?熱奈特、布斯等，都有過深入的論述。尤其是盧卡奇，他把敘述和描寫的關系處理問題，上升到小說家的世界觀的高度。“十七年”時期的小說家、批評家也對敘述和描寫展開過深入的探究。趙樹理在談到如何處理小說中的風景描寫時說：“最好把描寫放在展開故事以后的敘述中——寫風景往往要從故事中人物眼中看出。”⑦茅盾也對小說中的風景描寫提出了類似的要求。他說：“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環境中活動，因此，作品中就必須寫到環境。作品中的環境描寫，不論是社會環境或自然環境，都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是密切地聯系著人物的思想和行動。作家常常要從各方面來考慮，在怎樣的場合應該有怎樣的環境描寫。不適當的環境描寫會破壞作品的完整性，至少也要破壞作品的氣氛。一段風景描寫，不論寫得如何動人，如果作家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來欣賞，而不是通過人物的眼睛、從人物當時的思想情緒，寫出人物對于風景的感受，那就會變成沒有意義的點綴。”⑧即使是篇幅較大的風景描寫，也是放在人物的眼中來看待的。黃秋耘這樣來評價周立波在《山鄉巨變》中篇幅較大的風景描寫：“作者并不經常作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寫，他比較喜歡把對自然景物的描寫溶化在故事情節中，借此烘托出生活環境的氛圍。”⑨這樣的處理方式實質上是把風景的描寫融化在敘述之中。筆者曾把十七年時期小說形式的構筑歸結為對于“時間形式”的建構。⑩因此，當我們梳理了“十七年”時期小說理論關于小說文體理論的建構、關于敘事與描寫等的“規定”，我們還有理由認為，“十七年”時期的文學只重視政治功利性而不看重形式嗎？

另外，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當代小說理論史的研究，也彰顯了中國當代文學史發展中一些隱含的問題。通常認為，1980年代的文學廣泛吸收了外來文學的影響。學界普遍認為，1980年代中國文學以十年的時間，演繹了西方百年的文學歷程。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講，這個結論基本上能站住腳。但是，從小說理論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文學史的另外一面。不錯，西方現代派甚至是后現代文學作品被廣泛譯介到中國，并在文學創作上產生了相應的效應。比如，1980年代生產了大量具有現代派特征的文學作品。但是，從小說理論史的角度看，情況也許有些復雜。1980年代初期，高 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問世，曾引起了理論批評界比較激烈的反映，文學界也因此引起了比較大的爭議。這本小冊子比較系統地介紹了西方現代派、后現代派小說的創作特征，被認為是中國作家的現代派文學啟蒙讀本。但是，如果我們再深入了解就會發現，高行健對西方現代小說、后現代小說的理解，正向他這本冊子的名稱一樣，是從小說技巧的角度來進入的。而小說技巧屬于中國文學傳統的文法理論范疇。由此可見，高行健要推崇的雖然是西方現代小說技巧，但是，他所選取的路徑是中國古代文法傳統。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中國古代無系統的小說理論構建，僅有小說閱讀“指南”。更重要的是，這些“指南”性質的文字，還以評點的方式，依附于小說文本。古代小說理論的特殊存在形態，制約了中國學者對于小說理論的理解。陳平原也注意到了這種情況。他認為，1980年代的小說理論：“似乎還大體停留在二三十年代的小說理論水平上。一個可悲的事實是，四十年代以后甚少小說理論著作問世，不管是譯還是著。我們有相當精采的小說創作談、小說批評和小說史，可就是沒有即便還不怎么精采的小說理論。不懷疑在小說創作談、小說批評和小說史中蘊含著新的理論傾向，可沒有構成理論形態，就難有大的發展。近幾年出版了一些近乎系列創作談和技巧論之類的小說理論著作，有的頗有新意（如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可大多數卻不如人意。二十年代的情節、人物、背景三分法+五十年代的典型環境典型人物+魯智深與安娜?卡列尼娜+美學+心理學+“三論”……整個思維框架沒改變，理論語言沒有更新換代……”11由此可見，對西方小說理論的接受，觀念仍然是“舊”的。這種現象說明了中國小說觀念仍然沒有走出傳統文學觀念的藩籬。在這樣的觀念下，對于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接受，就能創作出和西方現代派文學同質的文學嗎？恐怕是不能的吧！事實上1980年代中國作家所創作的作品，仍是“整個思維框架沒改變”。由此可見，1980年代文學真的就是演繹了西方百年文學的進程了嗎？即使是對西方文學的演繹，恐怕也是為中國的有色“眼睛”過濾了的吧。 經由1980年代的小說理論研究入手，我們不難得出上述觀點。

四

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發展深受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有機構成部分。但是，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又有著自身獨特的歷史發展道路。之所以如此論斷，是因為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在發展過程之中，深受中國古代小說理論傳統的制約和影響，各種外在因素是通過古代小說理論的傳承與轉化方式而體現出來的。為了充分揭示出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發展道路和歷史特征，主要采用“深描”的方法和案例分析法兩種研究方法。

（一）“深描”的方法

“深描”的方法本是格爾茲在民族志的人類學研究方法遭遇危機時提出來的一種文化學研究方法。格爾茲把整個文化看成是一個個符號的轉換和連接，而對符號的認識和分析又有深淺的層級之分。他把對直接的表層的現象的觀察稱之為“淺描”，對現象還原性的觀察稱之為“深描”。“深描”所追求的是以特定化、情境化和具體化的方式描述相關問題。

“深描”的方法運用到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中，所要著力解決的是著眼于小說理論發展的自身命題，把小說理論發展從相關政治、文化的框架中釋放出來。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是和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相互纏繞在一起，不存在著一個先驗的小說理論“存在”。在研究過程之中，有些研究者常常陷入到本質化的思維陷阱之中：嘗試去剝離纏繞在“先驗”小說理論周邊的政治、經濟、文化，使小說理論呈現出它“本來”的面目。這種研究觀念在研究中的確長期存在，尤其在對一個階段小說理論狀貌、特性的描述上，無不存在著這樣的思維弊端。例如：在對1949-1976年間的小說理論發展的描述上，常常會構建小說理論與政治之間的二元對立模式。秉持上述觀念的研究者認為，1949-1976年間的政治“干擾”小說理論，使小說理論按照政治的軌道運行，從而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這種觀念的實質在于，認為存在著一個“實體”的、“先驗”的小說理論。事實上，當代小說理論史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在政治、經濟、文化的糾葛之中建構的歷史過程，而不是孤懸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之外，作為一個自足體發展的歷史過程。

因而，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首先要面對的是纏繞著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種種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事件，從特定事件的開掘中去尋找其中所包含的小說理論元素與小說理論的變化。雖然在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發展歷史過程之中，政治、經濟、文化對小說理論的發展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小說理論發展尤其是自身的邏輯和規律，在小說理論發展過程中起到最根本性的作用。而體現小說理論自身邏輯和規律的是當代小說理論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小說理論自身內涵和要素對于時代性的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當代小說理論自身的發展，其實是建立在對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承傳與轉化基礎上的。雖然現代意義上的小說理論是中國20世紀以來的新鮮理論命題，但是，基于文學傳統的吸收與轉化，其是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最為重要的內容。利用“深描”的方法，就是要闡釋出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史是在何種層面上，在何理論命題上接續了傳統，這是“深描”帶給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的重要啟示。

（二）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是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所依賴的案例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一）文學會議。例如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全委會第二次擴大會議等。（二）小說爭鳴事件。例如關于蕭也牧、路翎、王蒙、柳青、茹志鵑等小說家的爭鳴等。（三）重要文學論爭。例如新中國建立初期關于能不能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論爭，關于文學題材的論爭，關于寫“中間人物”的論爭等。(四)關于小說創作思潮的討論。例如關于1960年代歷史小說的討論、1990年代“現實主義沖擊波”的討論、新世紀底層寫作的討論等。（五）關于小說理論的譯介的討論。例如關于現代派小說的討論、意識流論爭、敘事學的譯介等。（六）重要小說論著。例如！！！！！《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李建軍《小說修辭研究》、楊義《中國敘事學》等。

在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上，小說理論相關命題都被大量案例性史料所包裹。在研究過程中，一方面要從浩繁的史料中選取有價值的“案例”，另一方面，要對“案例”展開抽絲剝繭式闡釋。經由上述路徑進行研究，以期讓小說理論的相關命題得到“呈現”。

“深描”的方法、案例分析法，從根本上是為了建立起實證的研究思路。所有對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諸多命題的闡釋，都是建立在從“案例”之中提煉出來的史料的基礎上，“深描”的方法主要目的在于對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的描述，緊緊圍繞小說理論自身的發展與變化展開，而不是把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看作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癥候與附庸。

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史研究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重要研究領域，其獨有的魅力和價值值得學術界去開拓與深化。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更多學者投入到相關研究之中去。

注釋：

①吳俊、李音：《文學?批評?制度——就“當代文學批評史”研究訪談吳俊教授》，《當代文壇》2018年第5期。

②曠新年：《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概念》，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頁。

③④茅盾：《雜談短篇小說》，《文藝報》1957年第5期。

⑤邵荃麟：《談短篇小說》，《解放軍文藝》1959年第6期。

⑥侯金鏡：《短篇小說瑣談》，《文藝報》1962年第8期。

⑦趙樹理：《〈三里灣〉寫作前后》，《文藝報》1955年第19期。

⑧茅盾：《關于藝術的技巧》，《文藝學習》1956年第4期。

⑨黃秋耘：《〈山鄉巨變〉瑣談》，《文藝報》1961年第2期。

⑩周新民：《文學現代性的時間形式與空間形式》，《學術研究》2007年第4期。

11陳平原：《小說理論更新的先兆——讀三部小說理論譯作有感》，《讀書》1988年第1期。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