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不同尋常的一年里，我們面對了太多的復雜和未知，當常識、知識、經驗、思考、獲取信息的能力和判斷能力都不夠用的時候，我們用來把控生活的，很多時候只能依靠情感。2020年的散文創作既有難以釋懷的苦痛，也觸碰到來自心靈深處的感動，其有喜有悲之處尤其引人喟嘆。散文的寫作面向可以多種多樣，但是集合在一起，就是我們留給這個時代共同的答卷。

2020年，散文和新聞采訪、報告文學等一道，伴隨著疫情的發展和抗擊疫情的一步步行動，第一時間記錄下了變化過程中的點點滴滴。池莉《隔離時期的愛與情》以自己的從醫經驗大聲疾呼，隔離對于阻斷烈性傳染病至關重要，顯示了作家的責任擔當。李舫《與你的名字相遇》見證了在武漢抗擊疫情一線醫護人員的犧牲精神，是一首獻給白衣天使們的頌歌，有他們的舍生忘死、勇往直前，才點亮了無數人心中的希望之燈。韓少功《聚集——有關的生活及價值觀》對疫情帶給我們的基本經驗所產生的新問題展開了深入思考，也許我們需要重新規劃一種人際空間關系，也為我們思考現代生活的種種其他問題提供了可參照的新思路。楊曉帆《紐約日記》記的不僅是她在美國3月至6月三個多月的時間里獨特的經歷和感受，還是有著明確方向的思考筆記：關于歷史和文化、關于理論和現實、關于人的不安和歸屬感。

鄉村與異域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后正好是新年假期，很多原本在城市生活的“打工人”也因為疫情及交通問題在鄉下滯留了很長時間。當我們重新思考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時候，鄉村及鄉村社會也因此回到了我們的生活和視野中心。鄉村的社會組織和文化傳統有效地緩解了危機帶來的恐慌和壓力，使我們再次認識到，鄉村之于全體中國不只是鄉土情懷，還是我們應對自身或是外部危機的一份重要力量。怎樣認識鄉村及其文化，也意味著我們怎樣看待鄉村的價值和未來。

劉大先《故鄉即異邦》從反思自己和故鄉關系開始：在加速城市化的現代社會里，我們和鄉村的聯系變得越發薄弱，鄉村在古代社會應有的價值甚至已經不再真實地存在，故鄉區別于家鄉而成為知識分子的審美對象。他通過對父親及親人往事的回憶，讓我們感同身受地體會到，“回不去的故鄉”并不是消失了，而是成為自己的過去和來路，以及對自己過去和來路的認知的全部，“他從中生長出來，并且日益壯大，最終離去，故鄉成了一個意念中的存在，它與現實不再發生聯系。所有的故鄉在這個時候都成了異邦。”尹學蕓《慢慢消失的鄉村詞語》圍繞著100多個詞語展開，試圖捕捉的是慢慢消失的詞語及其背后的鄉村生活片斷。隨著這些詞語一同湮沒的，是作家不斷回想著的人、事和情感記憶；從書中的字里行間中浮現出來的，則是對過往的鄉村歷史樸素的深情，和從鄉村文化中獲得的滿滿的慰藉。同樣對鄉村懷有濃厚鄉愁的，江子《回鄉記》、李曉東《故里人物》等，通過描寫鄉里人物一生的命運或是生活故事的鋪陳，表現了自己對鄉土文化的深深迷戀，文筆既富于冷靜的剖析，又有親切的體恤。故園風雨前《巷里林泉》截取重慶細碎的日常生活，不過是故園草木、巷里貓咪、桌上美食、街角洗頭的男人、咖啡館里接電話的姑娘、執拗溫暖的大伯等等，卻從平淡生活中挑揀小趣味，行文簡凈、生動、別出心裁，讀來隨性又不失深情。陳濤《山中歲月》是作者在甘肅省臨潭縣冶力關鎮池溝村掛職生活的記錄，更是他對鄉村振興這一宏大命題身體力行的實踐和表達。從最初聽不懂當地方言，到不斷觀察和學習當地干部開展工作的方式方法，最后深刻理解這一方水土，認定這方水土與自己從此息息相關，其中濃縮的是對特殊的一段青春歲月的銘記。

還有一種更遙遠些的談論，劉子超《失落的衛星》描述的是蘇聯解體后中亞地區在全球化的邊緣與大國的夾縫之中的狀態。書里寫的是一個對我們來說陌生的中亞世界，那里的文化傳統復雜而悠久。通過作者探險式的游記，我們跟隨他一起看到軍火大亨的故地，探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居，看到粟特時代遺留的武則天壁畫與在三亞讀書的伊斯蘭女孩，玄奘的西域記錄與廢棄的核試驗場……我們看到了這個地區所蘊藏的破壞與重建、停滯與加速、割裂與試探、沉默與機遇。這與鄉村形成一種奇怪的互文：當我們談論“鄉村”的時候，其實遠遠不止是在談論鄉村本身。新時代的鄉村振興，一方面意味著鄉土中國的現代轉型，同時也指向中國與世界、歷史與未來。如果說文學的地理執念，本來就是現代化危機的表征，那么我們在異邦尋找到什么，那就是我們的歸處。

自然與物外

自然即是物外，我們在散文寫作中反復思考、重新發現的，常常不過是與自然的共鳴。真實生動的自然，就這樣完成了對我們的豐富和提升。

格致《五號鶴》圍繞丹頂鶴的愛情故事展開，愛情的一方是向海濕地繁殖場里出生的丹頂鶴“五號”，另一方則是遷徙而來的野生鶴貝加爾。通過對比當地作家和記者對同一個愛情故事的講述，為散文表達營造出了一個闊大的意義空間，同時也反映出作者的寫作意圖：寫作應該積極介入意義生成。貝加爾在遷徙途中慘遭不測，五號鶴再也沒有等到它回來，最后抑郁而死。作者認為，貝加爾在遷徙途中死于非命，這是人類的罪孽。這一寫法本身展現了作者既善于洞察人心又富于溫情，用尖利的文字劃開生活肌理的勇氣和回饋自然以恩澤的境界。同時，繁殖場里不愿飛走的鶴和保持遷徙生活的鶴也像是我們今天的社會寓言。王樵夫《額吉和她的黑馬駒》將蒙古族習俗中待牧馬如同愛家人的感情寫得如泣如訴，神奇的靈性、神圣的感情，甚至是悲戚與痛楚，都飽含在最樸素的生活和感情之中。蘇滄桑《牧峰圖》用詩意的文字寫新疆的養蜂人的往事，記錄了作家在尋訪過程中的點滴感受，呈現了養蜂人不為人知的辛酸苦樂和人生況味。因其真切、細微的描述，為我們帶來親切自然的閱讀感受。

另外，胡冬林《山林筆記》和葦岸《泥土就在我身旁》是2020年出版的兩部重要的遺作，是兩位作家的日記體散文或是日記，為我們打開了作家真實世界的任意門，從中可以讀到新鮮的日常見聞、個人意趣、文字品格以及時代影響，讓我們感受到作家精神的成長歷程。

歷史與當下

一切回溯和歷史書寫都會和當下構成對照。當我們選擇歷史題材的時候，一定有某種緣起，無論是某一個人、某一件事、或是某一個點，激發了我們帶著當下的經驗、知識和思想往前回望，歷史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直滋養著我們當下的生活。

陸春祥《天留下了敦煌》從文明史的角度重讀敦煌，沿著考察的路徑和方向，以敦煌其名、王道士、胡旋舞等來講述敦煌文化的發端及存續。作者對敦煌文化的詠嘆，承接著傳統游記的表達又別開生面，述古源史，注重景觀與歷史、風俗與文化的整合，又將自己的情感體驗時時植入其中，顯示出書香氤氳的古風和悠遠文化的血脈。祝勇《對照記》聚焦于《是一是二圖》，圖上畫著兩個乾隆，一個做文人打扮坐在榻上，另一個則是畫里屏風上掛著的一幅人像，畫的正是坐在榻上的那個人。作者仔細剖析了乾隆命畫師作此畫的動機和考量，結合倦勤齋“鏡廳”的布局設計，又與宋代《人物圖》相參詳，分析乾隆“自觀意識”的真正內涵：他心目中最美好的自己即是王羲之，他“是一是二、不即不離”的種種努力，都是為了與自己心目中最美好的自己相逢。

如果說生命就是不斷地閱讀、重讀，那么“錯過”便意味著“發現”。洪子誠主編的《我在哪兒錯過了你》是一部結集作品，收入多位涉獵不同領域的作家、詩人、學者、導演、藝術家的文章，標準是描述自己曾經錯過或差點錯過，但對自己的思考與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的“文本”。書中最吸引我的內容是跨領域、跨專業、甚至相對業余的部分，比如顧瀚允是設計師，可是他寫的是鮑勃·迪倫；婁燁是電影導演,卻是從攝影的角度得到啟發；丘挺是水墨畫家，談的則是書法；做實踐戲劇的田戈兵選的是卡夫卡的一篇小說；詩人王家新談的不是一般的詩，而是戲劇家布萊希特的詩等等。張悅然《頓悟的時刻》推薦了她近期大量閱讀的好作品，并以作家的角度告訴我們好在哪里，這也正是作家寫散文的優長。比如，她用“情感的支點”來解釋“共情”的原理，讀小說也是在發現自己，發現自己對哪一類人物更能共情，從而在閱讀中體會到日常生活中得不到的頓悟之機。

劉瓊的系列散文正如其名，“花間—詞外”“正見榴花出短垣”“丁香空結雨中愁”等文章，一一攝取季節時令中的種種花事，書寫生活的蕪雜，探究心靈的悸動，將品味歷史的大視野建立在自己自省、溫暖的精神世界之中，既探討社會世事的變遷，同時也坦誠自己的思想感情與精神境界。

散文與散文理論的更新

散文可能是與當下生活關系最為密切的文體，但我們對散文評價標準的看法仍然莫衷一是，關于散文思想變革、文體創新的呼吁與努力也一直不絕于耳。令人欣喜的是，2020年讀到了兩部關于散文理論的專書，以及一篇關于散文寫作的專論，從各自不同的面向更新了當下的散文理論。

張怡微《散文課》是一本針對現代散文創意寫作的訓練指南。散文在今天成為公眾號、媒體等日常寫作中最常用的體裁，背后有一套與詩歌、小說等其他文體不同的寫作邏輯和創作理念。書中最重要的核心詞是她提出散文之于“情感教育”的意義。散文中最重要的是情感質量，“散文的質量取決于情感的質量，而高質量的情感不會是單一的情感，而是復雜情感。這復雜情感甚至難以用語言表達，語言只能作為一種標識指向它”。她還進一步引申說，“散文在隱約之間，熱忱地歡迎我們理解自己的有限，生命的短暫，和情感的偶然。即使成為不了偉大的藝術家，我們普通人也應該在歷史中完成有限的自己。文學，或許是一個良好的路徑。散文，也有助于我們完成自省，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如果說散文幫助我們提煉生活、開拓審美，內里就是對個人情感質量的修煉。

另一部則是張莉主編的《我認出了風暴》，這是一部自覺以選本做散文批評的范例。她精選了鮑爾吉·原野、雷平陽、李娟、周曉楓等9位散文家的代表作并一一評述，以總結當代散文20年來的成就。在她看來，散文到今天已經發生了巨變，這一巨變就是“向內轉”，散文家從更多地看見世界，變化為更多地發現自己，個人經驗從未這樣深刻地介入散文創作。她同時提出理想的散文家“要獲得對這個世界的整體性認知；要發現、剝離、穿透、刺破那些偽飾與庸常：要與他的時代產生極其密切的互動，但是，并不只就事論事，就此時論此時”。

周曉楓在《散文的時態》里提出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進行時態”，而不是通常漢語表達中采取的回憶的時序，來進行散文創作。“少了定數，多了變數；不是直接揭翻底牌，而是懸念埋伏，動蕩感和危機可以增加閱讀吸引力；更注重過程和細節，而非概括性的總結；并且我們對事物的理解，更多元、多義和多彩。文學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像數學一樣有著公式和標準答案，而是具有難以概括和歸納的美妙的可能性；即使答案偶爾是惟一的，過程也依然能有多種、多重、多變的解決方案。”

此外，2020年還有一本特別的散文集，是陶勇醫生的《目光》。2020年1月20日，因為一場意外的襲醫事件，陶勇醫生成為了輿論的焦點。《目光》作為其本人在事件發生之后出版的隨筆集，讓我們看到一位優秀醫生對人性明亮而通透的理解以及他對生命的哲學省思。這是陶勇醫生的成長感悟，也是一次情感教育的個人實踐。力量、勇氣、信念，只有在最大的誘惑里才能發出最耀眼的光芒；豁達、寬容、積極、向上，也只有在最深的傷害里才愈發顯其珍貴。坦誠而理性地表達出自己的人生思考，就是其最有價值之處。

新的一年已經開始了，散文寫作總離不開鄉土，逃不開歷史，忘不了童年，歸根結底都是對自我精神的重建。我想，在散文的未來發展中，我們將持續地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思想情感，也同時看到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