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得主馮娜在2020年出版的詩集《是什么讓海水變得更藍》里，寫下這樣的詩句：“人們總向我提起我的出生地/它教給我的高音，至今我還沒有唱出/那音色，像堅實的松果一直埋在某處/夏天有麂子/冬天有火塘/當?shù)厝酸鳙C、采蜜、種植耐寒的苦蕎”（《出生地》）這位白族詩人筆下的故鄉(xiāng)日常生活，包括藏、彝、普米等不同民族的民俗傳統(tǒng)，彰顯了多民族聚居地的生活經驗，這恰恰是2020年民族文學中較為明顯的話語特質。

2020年的確是極不平凡的一年，對于民族文學來說，也是如此。讀者不僅可以看到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對現(xiàn)實主題、歷史敘事、民族風物的關注，而且能體味到與新時代語境相關的創(chuàng)作流變。筆者以“多元一體”注釋2020年度的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

1 圍繞抗疫主題的奮力耕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給全人類帶來了突如其來的痛苦與災難，廣大作家、詩人積極開展抗疫主題創(chuàng)作，用心用情推出一批真實感人、鼓舞人心的抗疫主題作品。對于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者來說，對疫情的觀察思索同樣激發(fā)了他們奮筆疾書。抗疫題材作品不僅是見證抗疫斗爭的表達，也包含著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切情感。

“哦！世界！今天的中國正在全面打響的是一場捍衛(wèi)人類的戰(zhàn)爭/旋轉的地球就是一個家庭，當災難來臨，沒有旁觀者/所有的理解、幫助、哪怕道義上的支持會給處于困境中的人們巨大的力量。”彝族詩人吉狄馬加的這首長詩《死神與我們的速度誰更快》為一氣呵成的創(chuàng)作，既是有感而發(fā)，也是其一貫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關注的文學理念的體現(xiàn)。

藏族詩人剛杰·索木東在《民族文學》上發(fā)表的詩作《新年，與子書》中這樣寫道：“孩子啊！縱使此刻，我已淚流滿面/還得面向春天，努力說出——/‘人世溫潤，踏歌徐行。’”索木東的個人創(chuàng)作史中，甘南是其書寫的核心地理意象和精神地標。然而在2020年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他選擇由甘南這一特定的地理場域轉向對全人類的觀照。

蒙古族作家蘇笑嫣選擇了更為直面現(xiàn)實的題材——在武漢，人們如何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疫情？在小說《肺炎之“年”》中，她塑造了若干個生動的人物形象。在其筆下，武漢“封城”前后若干個互不相識的同城人的遭遇被串聯(lián)起來：一個不明病因的白領，一個堅守職位的護士，以及不僅僅為了生計更為了幫助別人的出租車司機。當新年的鐘聲響起的時候，這座城市蒙上了一層悲壯的色彩，逆行者們無所畏懼地行走其中……

彝族作家呂翼立足于西南彝族村寨的地方性知識，將本民族的自然觀、民俗傳統(tǒng)與抗疫巧妙編織在一起。在小說《逃亡的豸尼貀》中，呂翼描述了“父親”（畢摩）在聽聞遠方疫情之后所作的儀式。他聽說不僅兒子生活的城市，還有更遠的地方甚至國外也遭遇了疫情，于是這位質樸的老人找來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仔細察看，“用牛角卦壓住冷風吹起的邊角，俯下身子，細心地看了一回。我想他是在找馬腹村的位置，找金沙江、長江流過的位置，找三峽、沙城和砥嶼社區(qū)的位置，再找中國和甚至更為遼闊的地方。”小說開放式的結尾喻示著村莊防疫工作的全面開展，“父親”也將盡己所能參與其中。

回族作家段弋在《工錢》中講述了云南瀾滄江流域一個邊地小城的抗疫故事，并塑造了一位堅忍的傣族女醫(yī)生形象，體現(xiàn)了醫(yī)者仁心的精神內核。

2 脫貧攻堅第一線的紀實書寫

近年來，脫貧攻堅和精準扶貧的主題也頻繁體現(xiàn)在民族文學作品尤其是報告文學、中短篇小說之中，在2020年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這是作家們行走大地，深入鄉(xiāng)村和脫貧攻堅第一線，書寫火熱現(xiàn)實的成果。

彝族作家阿克鳩射多年來以記者、公務員、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多重身份關注阿土勒爾村（懸崖村），并且創(chuàng)作出了《天梯——來自大涼山阿土勒爾村的脫貧攻堅故事》《懸崖村》系列報告文學作品，其中《懸崖村》獲得第十二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另外，阿克鳩射與作家胡正榮合著的長篇小說《逐夢彝鄉(xiāng)——索瑪花開的地方》，以精準扶貧為線索，講述了一位漢族鄉(xiāng)干部退伍、經歷汶川大地震、撫養(yǎng)地震孤兒成長等過程的故事。

回族農民作家馬慧娟的新書《走出黑眼灣》聚焦西海固的移民搬遷故事。馬慧娟從萬千搬遷移民中采擷了十來個人的故事，通過他們的親身經歷、悲歡離合講述中國農民扶貧搬遷背后的瑣碎、碰撞和驚喜。比如她寫的1983年第一個搬離黑眼灣的高萬倉，抱著看熱鬧的心態(tài)搬出了大山，卻沒想到這一去，就再也沒想回來；寫當年只背了一床被子到蘆草洼的窮小伙子馬萬成，如今已成了小有名氣的老板；寫連續(xù)3年高考失利、老婆出走的馬慧寧，在找妻子回家的路上也找到了自己的出路。透過這些鄉(xiāng)人之口，作者勾畫出了中國農民憨厚樸實、百折不撓與命運抗爭的精神。

瑤族作家紅日獲得第十二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的作品《駐村筆記》，既是一份精準扶貧“檔案”，也是以駐村第一書記和幫扶干部身份寫作的“回憶錄”。從2015年起，紅日來到廣西羅城仫佬族自治縣黃金鎮(zhèn)寺門村，并在羅城一個偏遠村任駐村第一書記。其間他多次實地調研，積累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素材。之后，紅日以親身經歷為藍本，將40萬字的見聞素材經過整理、提純和藝術加工，形成15萬字的長篇小說。

毛南族作家譚志斌的《荒園逸事》側重講述貧困戶自身的奮斗，扶貧干部的援助猶如春風化雨；侗族作家石慶慧的《女人樹香》將少數(shù)民族女性樹香的經歷和“我”作為扶貧干部去幫扶樹香男友一家的經歷交叉進行書寫，極富張力；維吾爾族作家熱孜古麗·卡德爾的《星光燦爛》從一個青年女性的角度出發(fā)，去看待男友為精準扶貧駐村所作出的努力和犧牲；苗族作家向本貴在長篇小說《兩河口》中講述了武陵山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村寨在脫貧過程中的轉型歷程。

3 日常生活與歷史敘事中的共同體意識表達

2020年，部分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依然延續(xù)了以往的兩大題材：日常生活和歷史敘事。

在日常生活敘事方面，不同地區(qū)、不同年齡的創(chuàng)作者各有側重不同的描繪：蒙古族作家周靜在《落葉黑土》中，圍繞炕的意象，講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日常生活；藏族作家秋加才仁在《遺失的故鄉(xiāng)》中，描述了游牧人、帳篷、塔嘎、奶茶和糌粑這些較為典型的藏族聚居區(qū)日常風物，延續(xù)塑造了藏族當代文學中常見的“行走者”或者“漫游者”形象；侗族作家龍章輝在《被割裂的故鄉(xiāng)》中，描述了自己和故鄉(xiāng)之間割舍不清卻又倍感疏離的復雜情感……所有這些融合構成了一幅中華民族生活圖景。

在歷史敘事方面，2020年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不僅有對各民族歷史的回望與詠唱，更有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識和表達。

回族作家冶生福的抗日題材小說《白馬東去》，從一個回族青年的參軍經歷切入，講述了勇猛的青海騎兵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彝族作家羅家柱的《阿妹馬幫》著眼于滇南馬幫社團的變遷，通過青年女性施增美的自我成長，繪制出一幅多民族在邊地抗戰(zhàn)救亡的歷史畫卷。作家塑造了一系列特征鮮明的人物，并且融入了“革命加愛情”的敘事線索，然而作家提供的邊疆題材和地方性知識又將這一敘事加以淡化和消解，細節(jié)處理十分生動。此外，瑤族作家莫永忠的《火種》書寫了瑤族聚居區(qū)的抗日往事；苗族作家第代著冬在《門神》中側面描述了紅軍經過西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村寨時的場景，著重講述了一個當?shù)厍嗄曜冯S紅軍的歷程。

2020年民族詩歌的歷史敘事表現(xiàn)也十分亮眼。詩人們筆下展示出不同的民族傳統(tǒng)、民俗敘事，注入了大量相關的歷史學或民俗學元素，將日常生活、行走經驗與地理景觀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比如，塔吉克族詩人阿布都熱依木·努肉孜在組詩《諾魯孜之聲》中，運用了諸如石頭城的意象回顧民族歷史傳統(tǒng)；苗族詩人吳兆娥在《醉了，就唱哭嫁歌》中揭示了全球化洪流之下現(xiàn)代性和鄉(xiāng)村傳統(tǒng)之間的矛盾。

總的來說，2020年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者們不僅延續(xù)了對民族地區(qū)地理景觀、歷史傳統(tǒng)、日常生活的書寫，還將視角延伸至對中華民族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注，這一點尤為可貴，也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文學層面的重要觀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