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如何面對經驗，尤其是新經驗時，首先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真正地認識經驗，或者說人是否能夠真正地認識自己和世界。有學者提到劉慈欣《三體》中說到的“農場主假設”：在一個養雞場里有一群火雞，農場主每到11點會準時喂食。火雞中的科學家總結了這一規律，即每到11點上帝就會賜予它們食物。它在感恩節這天向全體火雞公布了這一偉大的發現，結果那一天等來的卻是農場主明亮的刀子。——人類在面對漆黑的世界的時候，不免擔心自己也像那只火雞中的科學家一樣，無法認知并突破自己的局限，行為和命運看似是自己的主動選擇，其實一切都被一個不可知的更高存在所決定。那些“不可思議”的東西是我們永遠不可能認知甚至是意識到的，所以“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人類對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擔憂，也源自進化生物學方面的研究。如休謨所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隸”，許多人類自以為的理性思考其實為直覺所決定，人類的思考往往是先有了決斷，再為決斷尋找理由，理性多數時候只是為直覺反應尋找一個說服自己或他人的解釋。直覺是祖先和大自然印刻在基因里的記憶，這是祖先的饋贈。比如說，我們看到一條蛇，會在尚未看清時即轉身就跑，這便是基因里的恐懼在起作用，如果我們等到理性思考判斷出危險再做出逃跑的決定，幸存的幾率就會大幅降低。當然，與祖先相比，我們的生存環境已經發生了太多變化，祖先給我們的饋贈里，也會有許多不利于我們生存的部分。祖先的饋贈，既是祝福，也是束縛。這樣的發現不免會使我們心生疑慮，即我們的言行和思考，到底是我們自己決定的——甚至有沒有一個“我們自己”？還是祖先遺留下來的基因決定的？甚至包括我們對這一問題本身的思考，有沒有可能都是無法逃脫被祖先決定的命運呢？

進化生物學的研究很容易摧毀我們“人類中心主義”的幻想。我們人類很多習見言行在動物中都有著同樣的表現。比如“聯系測試”。在大猩猩中，兩只雄性忽然奔向對方，走到近前互相握住對方的睪丸，幾秒鐘后各自離去，其實已經完成了一次友情和忠誠度的檢測。睪丸是雄性最重要而又最脆弱的所在，敢于將其交到對方手中，代表了相互間的信任。而在人類中，同樣有類似的行為。比如能夠向對方傾訴自己的隱私，便是將自己最脆弱的一面交給對方，意味著很高的信任，因為這隨時可能成為對方傷害自己的武器；好友之間的互相諷刺挖苦，也是在測試對方是否還保持著之前的友誼——許多好友又被稱為損友，也是這個道理。如果一方忽然開始不能忍受另一方的調侃，那就說明兩人的地位、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可以是情感或利益上的同盟了。

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這個很少而又無比珍貴的“幾希”，就是最重要的人獸之別。只不過中國古人更在意倫理問題，所以“幾希”的指向在“仁義”。而我們今天更關心的，是人類的認知能力是否可能有異于禽獸的“幾希”。人類當然有自己的限度，就好像西方人會認為上帝是不可思議的，佛教徒會認為佛法、佛經中多有“不可思議”之事物，但人類也的確是眾生之中唯一具有通往突破自己的局限性、反抗被決定命運可能性的物種，而人類突破自己被決定命運的可能性，恰恰就在于具有對自身局限性的認識和反思能力。當我們意識到那些不可思議，意識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識到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有可能是“盲人摸象”的那一刻，人類其實已經盡可能地接近了真理，認識到了自己的局限性而又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自己的局限性。此刻，人類其實已經將自己從火雞的處境中拯救了出來。人類即便是火雞，也不可能是純粹的火雞。這是我們不必太悲觀的地方。

而說到經驗的新舊，我們也需要提醒自己，到底何為新經驗，何為舊經驗。人類的認知常常有兩種誤區。一是將出現時間不久的事物視為“從來如此”，而這個時間不需要太久，往往只需要數十年，甚至只要十年、五年。我們今天的人很難想見吃飽飯會是一個問題，可是中國普通人都能吃飽飯，其實就是改革開放四十年才實現的；至于吃肉，今天的人也不會覺得是問題，但是普通人都能隨便吃肉，最多也不過就是二三十年的事。在傳統社會里，即便是所謂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照樣有人餓死，即所謂“饑餓的盛世”。至于吃肉，多是貴族的特權。所謂“肉食者鄙”，就是吃不上肉的階層對有肉吃的階層敵意的體現。在亞圣孟子那里，“七十者可以食肉”也已經是非常美妙的社會理想。不太久之前的“饑餓”很快變成了被人遺忘的舊經驗，“吃肉”的新經驗大家也已覺得不新鮮。

另一個誤區與之相反，是會將“從來如此”的舊經驗當作我們時代特有的新經驗。太陽底下無新事，老狗玩不出新把戲，許多舊經驗在披上時代的外衣后，會讓人覺得是全新的。比如“美容美發”尤其是“染發”問題，人們多半會認為是新時代才有的新經驗，而實際上為了對抗歲月對身體的侵蝕，古人也同樣會染須發。南朝陸展為了討好妾室而將須發染黑，何長瑜作詩諷刺：“陸展染須發，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可見當時的染發技術不過關，染黑的須發沒多久就又露出白底。唐代詩人劉禹錫作詩說：“近來年少輕前輩，好染髭須作后生。”一副被年輕人擠兌無奈之下只好將胡須染黑的委屈模樣，清人褚人獲對此頗有懷疑，記錄了兩句諷刺他的詩：“自是劉郎愛春色，非關前為少年輕。”如果褚人獲推測無誤的話，可見代際之間甩鍋也是古已有之。分明是為了增加對異性的吸引力，偏說是年輕人不懂得尊老。元代的天澤，將須發染黑又別有訴求，即是邀功固寵，希望皇帝覺得自己還可以為國家多奮斗若干年，所謂“臣攬鏡見須發頓白，恐報國之心自以老怠，故藥之使不異于少壯”。當然，古人的染須發和今天的美容美發還是有所不同，除了技術的進步，也有普及程度的差別。現在普通人皆有條件染發，而古代染發者畢竟是少數，杜牧有詩說，“公道世間惟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他不知道很多貴人是可以將頭發染黑的，白發也沒那么公道——當然，如果杜牧說“白發”指的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那我們也無話可說。“染須發”的經驗還提醒我們，經驗的新舊有時候還是可以雜糅在一起的，似新實舊，似舊實新，都需要我們去辨別。

經驗只有和主體融合，才會顯出其意義，而同一經驗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個體那里，也會呈現出不同的面目。時運交移，質文代變，隨著時代的變化，有些重要經驗的意義可能會慢慢消泯，而另一些原本沒那么重要的經驗其意義才開始慢慢長成，之前被忽略的可能被重新發現。即便是同一時代，對時代經驗的認識也可能截然相反。民國時新文化派的胡適和保守派的錢基博各自做過一本文學史。有意思的是，如果單從時間上來說，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處理的是古代文學，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處理的卻是現代甚至是當代文學。不過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中，得到表彰的作品，不少是古代作家并不看重的打油詩、游戲之作，錢基博的現代文學史中，那些古文、駢文大家現在其實已很少有人關注，反而是被他附在胡適一節之后略作概述的周樹人、徐志摩的意義不斷生長。胡適以現代眼光看古代，挑出來的自然只是符合他的尺子的作品，錢基博以傳統眼光看現代，也不能發現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經驗。

與傳統社會相比，現代社會的經驗更多變，更新更快，傳統社會的確定性消失了，現代社會往往呈現出“一切皆流”的流動性——現代人對經驗反應迅速，但是忘卻也同樣迅速。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念更具完整性，而現代性的觀念則是碎片化的。當然，自從先秦以來，莊子已經說“后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道術的分裂其實也是世界分裂的反應，只是那時的分裂還只是分裂為若干板塊，今天的分裂，則索性分裂為一個個碎片。

現代社會的另一悖論是，一方面便捷的交通和通訊將人們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現代社會分工也使人們在社會機制層面更緊密地依賴于他人的勞動（工作），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層面，又如本雅明引用瓦雷里的話所說的，人們“又退化到野蠻狀態中”，“退化到了各自為營之中”。人們陷在一個個話語的黑屋子里，互相隔離，對經驗的認知很難達成共識。即便是對整個社會都產生巨大影響的共同經驗，也往往會解讀出截然相反的意義。2020年中國乃至全世界影響最大的全民性經驗，莫過于新冠疫情，而這場災難對人類的意義可能要過很久才能完全顯現出來——關于疫情的經驗也要很久以后才能慢慢以較為完整的圖景得到呈現。但在經驗的現場，不同的人群已經產生了不同的解讀，甚至因此撕裂。

文學的意義可能恰在于此。在現代社會，那些有助于我們理解、把握世界的觀念與學科，日益精確細密，深化我們對世界認知的同時也在窄化，各自為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只有文學，訴諸人心，作用于情感，還留存著使我們重新獲得世界整體感的可能性。

當然，文學也在日益狹窄化，常常不能使人心相通。中國現代文學自從魯迅開始，才對人性的黑暗面有深刻的認知和體現。在傳統社會里，人性的負面，是通過品性分層或建構他者的方式體現的。董仲舒的性三品論即開始將人性分為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自然是一片光明，無一絲不善；斗筲之性則漆黑一片，毫無向善的可能；惟有中民之性居于二者之間，接受教化便可為善，不受教化便墮落為惡。《狂人日記》中“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的反思，便是抹煞了古人關于人性的分層，解除了“圣人之性”的道德豁免權，認識到人性自身的局限性——所有人的內心都有可能有黑暗的一面。

對人類內心黑暗面的深層體察，固然豐富了我們對人性的認知，但過度體察也可能損傷對人性廣度的理解，走向偏至，因過于深刻而失去廣博。文學要切中更廣大的人心，使我們更多地去理解、關心他人。當我們各自握著手中碎片化的觀念、片面的知識而各執一詞時，也只有文學的感受可以使我們放下偏執，想起“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愿意傾聽別人，習得感知他人苦痛與歡欣的能力。這是感受的力量，也是文學的力量。如果文學都碎片化了，將人各各分離，還有什么能讓我們接近與親近彼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