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丁丑進士”印。

今年是牛年，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牛是親密而又善良的朋友，可與之共甘苦、同勞作，寄托著人生美好安定的向往。從古至今，牛也是藝術創作的重要靈感來源。以上海博物館為例，在青銅器、玉器、書畫和印章上，皆可以看到牛的“蹤跡”。

日前，該館首次聚焦東亞文化圈下的生肖習俗，與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共同聯手推出本年度第一個新展： “卓犖迎新——中韓牛年生肖文物交流展”，并在部分常設展廳特別展出不同類別的牛年文物，為人們呈現藝術珍品中牛的“蹤跡”。為了讓大家足不出戶欣賞到這些藝術精品，上海博物館在官微上進行了詳細的圖文解讀。

曾是重大祭禮中的“特牲”，常出現在青銅禮器上

據文博專家介紹，我國牛的馴化，距今至少已有7000年的歷史，浙江余姚河姆渡和桐鄉羅家角兩處文化遺址的水牛遺骸，證明當時中國東南濱海或沼澤地帶，野水牛已開始被馴化；而普通的牛種則約在6000年或更早時期已被馴化。

上古時期牛的最主要的用途是肉食和祭祀。由于體量大，喂養容易，因而牛在當時馴化的各種家畜中顯得最為重要，是重大祭禮中的“特牲”。因此，在古代青銅器制作中如遇最重要的動物型禮器，往往選擇以牛為造型。比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商代晚期的鳳紋犧觥，整器為一頭牛的造型，牛首、牛背作蓋，牛背上立有一虎為蓋鈕。牛的頸部作短流口，腹部渾圓，腹下部有四個小乳突，尾部垂有尖短尾，四個壯實的蹄足后部有突起并列的小趾。這些生動的細節反映了古代工匠細致的觀察力和驚人的藝術表現力。青銅觥是用于盛酒的禮器。此器為20世紀50年代揀選于上海冶煉廠，其形制、紋飾與1977年湖南衡陽包家臺子出土的一件犧觥基本一致，僅在細部紋飾有微小的差異，很有可能是同地區出土，后輾轉流入上海。

到了春秋戰國時，牛被用于耕田，出現了寧戚等著名相牛家。上海博物館收藏有一尊春秋晚期的溫酒器犧尊，造型寫實生動，牛鼻處設一銅環，表明此時已采用了“牽牛鼻子”馴養耕牛的方法。至漢武帝時，搜粟都尉趙過創造了輪作制——“代田法”，發明和推廣了耬車(播種器)，使牛耕得到廣泛應用，取代了落后的末耜農耕，牛的地位愈顯重要，成為六畜之首。

清代任熊的《甯戚飯牛圖頁》描繪了《呂氏春秋》中“甯戚飯牛”的典故。這是一個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故事：相傳甯戚想要到齊桓公那里去求取官職，因為窮困無法接近齊桓公，于是，受雇替商人趕車到齊國去，夜晚就在城門之外住宿。齊桓公到郊外迎接客人，甯戚在車前給牛喂食，看到齊桓公而悲傷，敲打著牛角，唱著很悲傷的歌曲。齊桓公聽見后，命人將其帶回并排除眾議重用了他。此舉為齊桓公贏得了人心，使其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在創作《甯戚飯牛圖頁》時，任熊以筆墨勾勒造型，然后加以渲染、設色，結合了人物、山水、動物各科畫藝，又不失文人畫的雅趣。

作為重要的文化符號，寄托著對美好的向往

一件宋人繪制的紈扇作品《柳下雙牛紈扇頁》，體現了牛在古代以農為本的社會中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畫面主體是一對在夏日農閑時自由放牧的母子牛，一大一小，一靜一動，對比生動。母牛脖子上的韁繩不受約束，體現了人與牛之間和諧信賴的關系。此作描繪的是南方水牛的形象，造型精準，技法全面，代表了南宋院體畫的高超水準。

生肖牛與十二地支的第二位“丑”相對應，所以稱為“丑牛”。根據屬牛人出生的不同年份，又可分為乙丑牛、丁丑牛、己丑牛、辛丑牛、癸丑牛。明代，以朱豹、朱察卿父子為代表的朱氏家族是上海地區頗具影響力的望族。朱豹于正德十二年登進士，這一年正好是丁丑年，為此他請人刻了一木一石兩方“丁丑進士”同文印以作紀念。兩印印鈕造型飽滿，工藝高超；印文皆為白文，風格相近，使用牙木雕中直刀深雕細剔的傳統工藝。這兩方印，目前皆保存在上海博物館。

牛在我國古代的農耕文明中不僅是生產資料，還是重要的文化符號，如立春節氣的重要習俗“打春牛”就有規勸農事、策勵春耕的含義。清代康熙年間的景德鎮窯五彩耕織圖碗充滿童趣：碗心繪牧童騎牛，并將斗笠高高拋起；外壁繪農夫驅使水牛耖田的場景。該圖像來源于康熙《御制耕織全圖》，一側又以金彩書寫南宋樓璹的《耖》詩一首。“耖”是土地經過耕、耙之后的下一道工序，作用是進一步破碎土塊，使水田平整、土肥相融。畫面中農夫所持的帶有列齒的農具也叫做耖。

童子牧牛題材因極富生活氣息，兼具鄉野之樂，一派天真，一直廣受青睞，不僅是繪畫作品中的“常客”，也為玉器創作帶來了許多靈感。比如，二十世紀初期的一件玉童子牧牛圓雕，主體為一臥牛，牛背有一童子，左手扶牛角，右手執穗，似正攀爬而上。隋唐以降，玉器轉向生活化、玩賞化，藝術陳設品應運而生。至明清，富貴人家無不擺放玉質陳設以彰顯文化品位，又以玉質人物、動物、山子等較為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