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媒體融合發展、建設全媒體成為我們面臨的一項緊迫課題。”自2013年首次正式提及媒體融合發展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發表對媒體融合的重要論述，為融合發展繪就路線圖，“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推進媒體深度融合，實施全媒體傳播工程，做強新型主流媒體，建強用好縣級融媒體中心”。在有力的理論指導和政策支持下，近年來，全國各級媒體紛紛展開了融合發展的探索，新聞輿論工作氣象一新。然而，5G時代科技潮流瞬息萬變，當下依然有不少傳統媒體在實踐中面臨較大的挑戰和困難。

優勢：理論體系扎實，創新探索踴躍

如何抓住信息技術發展的先機及時轉型，是全球媒體都無法回避的一道“必答題”。面對多元、動態、立體的網絡空間，媒體能否應時而變、應勢而為，不僅關系自身的存亡，更將直接影響受眾利益，甚至決定一國在國際輿論場中的話語權。

幸運的是，我國較早地開始搭建媒體融合的理論，并積極展開實踐探索：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發表重要講話，闡述媒體融合發展的原則和方向，“媒體深度融合”更從戰略高度上作為“切實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任務來實施推進。陸續出臺的《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關于加快推進廣播電視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等政策，也從不同層面為媒體融合發展保駕護航，給產業提出了更明確、更具體的要求。

在一系列的理論和政策的支持下，目前，我國媒體融合進程不斷加快，各大媒體集團踴躍探索融媒體產品，垂直化、場景化、精準化的內容生產方式也越來越普遍。

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為例，總臺近年在新媒體賽道上積極轉型，融媒體產品量質并舉。比如，利用“云”制播技術以及直播等形式，總臺自有APP “央視頻”“央視新聞”內容多樣，影響力斐然；比如，融媒體內容創新不斷，短視頻新聞欄目《主播說聯播》僅在微博端就有近80億的話題閱讀量。 《人民日報》創新開發“中央廚房”優化采編流程，智慧系統“創作大腦”為用戶提供全維度的內容創作工具；《人民日報》新媒體推出系列公益直播、云課堂頻道等，還與各領域引領風潮的機構和企業展開深度合作，賦能中國品牌，打造爆款產品。新華社推出“AI主播”“現場云”等，承建媒體融合國家重點實驗室，不斷提升數據處理和人機協作能力，增強新聞信息編輯制作的智能化水平。

不僅是中央媒體，地方主流媒體也在全力推進媒體深度融合。上海廣播電視臺（SMG）從生產流程、物理空間、技術改造、團隊文化等多個方面加快資源整合，構建起立體式的全媒體融合傳播體系。短短幾年間，SMG的垂直類產品已形成有規模的矩陣：旗下看看新聞Knews領跑全國省級廣電媒體新聞類短視頻產品，第一財經APP在中國原創財經資訊APP中位列第一，音頻產品阿基米德APP與逾千家廣播頻率合作，聚合超萬檔節目。為進一步推動媒體深度融合發展，2020年8月，SMG正式啟動全媒體戰略，全力打造“百視TV（BesTV+）”平臺，該平臺現已成為中國廣播電視網絡有限公司“廣電5 G應用平臺（上海試點）”。

可以看到，我國已經有一大批主流媒體堅定地走在了融合發展的前列，它們緊跟科技進步的思路，從內容和渠道上拓展整合資源，為行業提供了有力的參考。

問題：理念、技術存短板，融合質量待提高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5G時代，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可能隨時隨地發生變化，媒體的融合不僅是持續的、動態的，更應站在更高的國際視野推進。然而，目前仍有不少傳統媒體的融合轉型沒有摸準方向，走了一些彎路，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部分媒體對融合認識片面，一味跟風擴展渠道，反而造成了資源浪費。媒體融合是要將“你是你、我是我”變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進而實現“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未來更要追求傳播的全程、全息、全員、全效。然而，很多傳統媒體對此存在認識誤區，或是另起爐灶辦新媒體，讓傳統業務與新媒體業務各自為政；或是直接將原有業務“復制”到新媒體，沒有為新媒體定制具有網感的互動化、可視化內容，反響平平。

以目前各大媒體集團“標配”的新聞資訊類客戶端為例，這類移動端APP在開發投入使用后，需要穩定、持續的更新和維護，但不少媒體都是倉促上陣、跟風開發，僅僅將移動端作為傳統報刊、電視臺或廣播內容的“搬運工”，最終導致用戶體驗差、使用率低，甚至出現同一集團下各家媒體重復建設端口、生產重復內容的浪費現象。

相比之下，近年發力流媒體的IP巨頭迪士尼的做法值得參考：盡管原有影視內容儲備足夠豐富，在進軍流媒體后，迪士尼依然不忘開拓內容供給，大刀闊斧地使用“星戰”“漫威”等熱門IP電影的原班人馬拍攝專供流媒體的限定劇集，有力地為流媒體平臺吸納流量與用戶。從這個角度上說，傳統媒體布局兩微多端、短視頻等第三方平臺賬號等新媒體渠道固然有其必要性，但如果貪多求全，忽略不同端口的內容創新，反而會造成流量與用戶的分散，甚至被平臺算法綁架，轉型步伐也將忙于“追趕”而難以“超越”。

其二，部分媒體在內容創新、技術開發、服務維護等方面存在能力短板，未能充分適應融媒體發展需求。縱觀全球媒體發展態勢，領先的平臺和機構無不從用戶需求出發，以新科技、新內容作為全媒體傳播的發展動力。比如，《華盛頓郵報》利用其對新聞業務的敏銳度，創建了內容數據工具系統Arc。這一“技術自救”不僅助力《華盛頓郵報》實現了自身新聞報道的升級，還為全球30多家客戶的800多個網站提供服務，每月流量超過7.5億獨立用戶。從傳統媒體到“技術型媒體”，《華盛頓郵報》走過了7年。這樣的路徑或許不可直接復制，但它提醒我們，成功的融合轉型，需要在技術上具備大數據、云計算、多平臺生產分發的能力；在內容上實現“千人千面”的定制化、精細化、移動化；在服務上呈現垂直化、社交化、智能化。

但在實踐中，我國傳統媒體在這些領域仍有較大的短板。比如，許多媒體將平臺、端口的開發交于第三方公司的技術外包，缺乏自主研判數據的能力，對新科技的應用也是噱頭大于實質；有的媒體缺乏用戶思維，內容與運營部門彼此脫節，即便有好創意也難以被公眾親近；比如，有的媒體對產品服務的探索還比較淺層，未能有效銜接用戶多元化、場景化的需求。

當然，這類問題背后有歷史和客觀因素——大部分傳統媒體的融合轉型是從市場倒逼的“不得不轉”開始的，他們對新型傳播的探索，遠比商業互聯網平臺來得晚；加上原有經營收入逐年下滑，新的盈利模式尚未成型，這些媒體在技術升級、內容創新、人才儲備方面有心無力，轉型質量自然受到影響。

建議：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多管齊下助力“造血”

對于我國媒體融合發展的思路和方案，近年主管部門陸續出臺意見，提供了有效的指引。接下來，進一步突破路徑依賴，提升發展深度，將成為促進融合發展的關鍵點。

對此我建議，一、應鼓勵個性化全媒體戰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變化是互聯網時代的新常態。從站上風口的短視頻和直播媒體，到正在逐步崛起的音頻社交媒體，媒體的內涵可能隨時被擴充、被改寫。因此，傳統媒體應該緊跟最新的科技潮流，對海外的探索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充分調動想象力和創造力，前瞻性地制定個性化的全媒體發展戰略，必要時甚至應該考慮“一臺一策”“一報一策”。

同時，應進一步加大傳統媒體體制機制改革的力度，包括嘗試以資本入股、股權交換、內容共享等形式加大與商業媒體等社會優質資源的合作；推進媒體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加速整合一些長期停滯、沒有影響力的媒體產品與機構。

二、適度“輸血” ，強化人才培養機制。資金、人才的保障，對媒體融合至關重要。建議各級財政為轉型期的主流媒體提供必要的專項保障資金——這并不意味著無限制地“輸血”，而是根據不同媒體的實際需求，在關鍵階段雪中送炭，助力這些主流媒體走上自行“造血”之路。在人才方面，建議將全媒體人才作為重點培養對象，扶持并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體旗下的個人IP；提高一線職工收入待遇，激發更多內在動能與獲得感，減少體制內全媒體人才流失；國有上市傳媒公司亦可考慮以股權激勵機制等方法留住人才。

三、加大對新科技、新基建的投入，展開專項試點。要抓住未來信息技術革命的先機，對大數據云計算、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的產學研投入必不可少。建議由國家主管部門牽頭，推動大型媒體集團與科技行業的合作共建；設立專項基金，鼓勵媒體集團建設對照國際標準的試點實驗室；加大對相關科技人才的培養和扶持力度。

四、加強監管，制定科學的融合評估標準。網上網下內容同一標準，早已成為業界共識；但面對越來越多的新媒介和新內容，主管部門也應及時跟進，根據新形勢、新要求完善監管細則。同時，為減少轉型過程中出現盲目追逐流量、粗放式打造低效產品的現象，建議有關部門加快制定科學的融合成效評估體系，為行業提供明確的價值參照。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89億，已占全球網民的五分之一。這數字是激勵，也是鞭策——它提醒我們，在信息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轉型融合的質量不僅關乎新聞輿論工作本身，更涉及數以億計的人民群眾，亦將深刻影響我國在國際輿論場上的話語權。“要順應互聯網發展大勢，勇于創新、勇于變革，利用互聯網特點和優勢，推進理念、內容、手段、體制機制等全方位創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示的那樣，在媒體融合的道路上，我們傳統媒體將繼續“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大膽吸收國際先進理念，為中國聲音插上全媒體的翅膀，實現主流媒體在新時代的再次飛躍。

（曹可凡 全國人大代表、東方衛視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