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今天仍然期待余華，我們最期待的還是他能再次突圍當下普遍平庸和匠氣的敘事慣性，將“先鋒”作為一種文學和精神資源、一種寫作的自我要求，對今時今日的文學現(xiàn)場重新造成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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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總是一位令人期待的小說家。盡管新世紀以來的兩部長篇小說《兄弟》和《第七天》毀譽參半，引發(fā)了巨大爭議，但讀者和文學界對他仍報以極大的熱情與期待，《文城》剛一出版，我就接二連三收到同行談?wù)撨@部小說的微信，盡管褒貶不一，但它顯然還是啟動了大家的閱讀興奮。大概因為，小說家余華實在是一代人堅固的文學記憶，很多當下活躍的中青年作家的文學趣味甚至寫作價值觀的構(gòu)建，都曾多多多少受其影響。以我身邊最熟悉的四位小說家為例，他們的年齡結(jié)構(gòu)分別是“65后”、“70后”、“80后”，居然每一個人都曾興致盎然地向我講述過余華之于他們的重要意義。其中有位“70后”作家，與他的結(jié)識就因為2006年我發(fā)表了一篇措辭尖銳的《兄弟》評論，而后某個下午，一位陌生老兄敲開了我在河北省作協(xié)的辦公室門，點名要找“那個批評余華的人”理論。于是，在對余華“挑剔”與“捍衛(wèi)”的回合中，我們不打不相識地結(jié)下了深深的文學友誼。

不過，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個人投向余華小說的目光里更多是的懷疑和挑剔。而后伴隨著十幾年不斷的閱讀思考與個人成長，我對“先鋒文學”和余華的認知和理解也經(jīng)歷了一個不斷加深和修正的過程，必須承認，我的很多想法在發(fā)生變化，持續(xù)被重新說服，但有一點卻始終堅持：所謂“先鋒”，它意味的不是“終成正果”的經(jīng)典作家作品，而是一種文學史命運，他們走在時代的前面，追求的卻是被時代所淘汰的終極命運。當許多作家熱情洋溢地閱讀和談?wù)撚嗳A，甚至從模仿他開始自己的小說寫作，其實他們心向往之的，不僅是一種講述世界的個人化風格，更是80年代語境下余華展現(xiàn)出來的“前所未有的敘述態(tài)度與敘述方式”的顛覆姿態(tài)，是對既有寫作成規(guī)和文本模式挑戰(zhàn)的那種“攻擊性”。

如果我們今天仍然期待余華，我們究竟在期待什么？我想讀者們肯定不會滿足于他寫出了一個傳奇曲折的故事，今時今日有太多的文藝產(chǎn)品可以滿足這樣的閱讀需求，不必非寄此希望于余華。這期待中可能多少包含著一點懷舊的惦念，想在陌生的人物情節(jié)中重溫一下余華高辨識度的氣息和腔調(diào)，郜元寶先生當年為《兄弟》“辯護到底”時就表示“歡迎余華的重復”；但最期待的還是他能再次突圍當下普遍平庸和匠氣的敘事慣性，將“先鋒”作為一種文學和精神資源、一種寫作的自我要求，對今時今日的文學現(xiàn)場重新造成沖擊。這才是讀者心目中，余華繼續(xù)成為余華所應(yīng)該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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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城》處理的是一個世紀前風雨飄搖、百感交集的時代經(jīng)驗，“清朝滅亡，民國初立，軍閥混戰(zhàn)，匪禍泛濫，民不聊生”。這是當代小說家們偏愛的歷史時期，其間劇烈變化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社會要素，以及特殊環(huán)境下集中而淋漓顯形的情感與欲望，都為寫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戲劇和人性張力。這是一個國家、民族，一個大群體的共同際遇。《文城》中，無論來自北方的手工匠、南方小鎮(zhèn)的鄉(xiāng)紳，佃戶、農(nóng)夫，男人、女人，梟首、群匪，無一例外地在時代漩渦中被擺弄和吞噬著，每個人都不得善終。這當然又是極具個人性的具體經(jīng)驗，裹挾在時代風云中的世相和欲念，在逼仄的環(huán)境下窮形盡相。

文本中彌漫著熟悉的氣息，故事在南方的背景下展開，那個為余華一直提供著經(jīng)驗、情感和趣味滋養(yǎng)的南方；講述的主線索仍舊是中國式的苦難，那些生離死別，接二連三的失去；文本中仍然穿插著關(guān)于鮮血與暴力濃墨重彩的場景描寫；余華的個人化語調(diào)依然保持著自己的高辨識度，那本就是他面對世界時的基本表情和抵達各種敘事目的的有效途徑。

以往作品中，歷史與現(xiàn)實往往只是余華敘事時心領(lǐng)神會又語焉不詳?shù)谋尘昂偷咨６鴱摹缎值堋烽_始，這個“背景”越來越成為余華小說表達的本身，與他的人物們共同構(gòu)成小說重要的書寫對象。在《〈兄弟〉創(chuàng)作日記》中余華說：“尋找一個角度來敘述的小說，我稱之為‘角度小說’，往往可以舍棄其他，從而選擇敘述的純潔。可是正面敘述的小說，我稱之為‘正面小說’，就很難做到這樣，這樣的小說應(yīng)該表達出某些時代特征……‘角度小說’里的時代永遠是背景，‘正面小說’里的時代就是現(xiàn)場了”。顯然余華是按照“正面小說”的路數(shù)來寫《文城》，他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敘事耐心娓娓道來，小說從主人公林祥福的身世來歷寫起，他一路南來的“尋妻”之旅，串聯(lián)起上世紀初南方小鎮(zhèn)上的風土人情和煙火氣，以及亂世中的英雄氣短和兒女情長。不同于以往作品明顯的“主題先行”，《文城》的文本在不同的方向上用力伸展著枝杈，故事的起承發(fā)展中還穿插著大量的停頓與閑筆。讀完，我們也沒能從中輕易地得到顯而易見的主題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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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城》似乎不可避免地要被拿來同《活著》進行比較。

我注意到，隨書夾贈的書簽上印著一余幅余華畫像，畫中余華的上衣正面赫然印著兩個醒目的大字“活著”——這是在暗示“活著”已經(jīng)同小說家余華徹底地互為表里？作為迄今為止被閱讀、研究、傳播和翻譯最充分的作品，《活著》是余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和成就巔峰，對后來的寫作者們造成了影響和影響的焦慮，其實余華自己，何嘗沒有被籠罩在這道濃密的陰影之下？確切地說，《活著》之后余華的每一部長篇小說寫作，都難以擺脫這樣一種比較。人們批評《兄弟》時會說“對于寫出過《活著》這樣作品的余華來說，這次的小說為什么會寫得這么差？”評價《第七天》的時候則喟嘆“這還是那個寫《活著》的余華嗎？”而這本身就成為了余華現(xiàn)在寫作一部新小說時所要面對的巨大難度之一吧。

《活著》講述了人怎樣去承受巨大的苦難，福貴經(jīng)歷了破產(chǎn)敗家，經(jīng)歷了身邊親人一個接一個地死亡，在巨大的災(zāi)難面前，福貴和余華的講述聲調(diào)都是低沉卻平靜的。余華一直致力于寫出的就是中國式的苦難和殘酷，以及面對苦難的方式，《活著》中描繪的是承受，是“精神勝利法”式的吞咽和“樂觀”，《第七天》中則安排了“死無葬身之地”，走向了更為徹底的虛無和虛弱。而《文城》中，命運降臨時人物們開始有了不甘和掙扎，甚至是拼死一搏的奮戰(zhàn)到底。《活著》中“人是為了活著本身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的”，《文城》中筆墨最濃之處恰是“活著”之外的其它種種追尋和探求，要找回親人、情感、信義，要報恩也要報仇。這是否意味著余華敘事立場的一種變化？福貴一直在自我講述，《活著》刻意選取第一人稱敘述，“福貴的講述這里不需要別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這其實內(nèi)含著作者最基本的敘事立場——他想用一種“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對善和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最深沉的感動和溫情也在這一刻發(fā)生，這大概足以解釋，為什么余華的小說中總是死亡鮮血與溫情同時蓬勃地生長著。而《文城》以一種第三人稱全知視角來進入人物的故事與命運，尤其是那個結(jié)構(gòu)上精心設(shè)計的《補》，所展現(xiàn)出來的文本面貌對應(yīng)的正是隨敘事立場改變而重新選取的敘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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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評論家朋友發(fā)來吐槽微信：“《文城》中的故事算不算是’一個媒婆引發(fā)的慘案’？一個職業(yè)媒婆難道在做媒之前連女方是否聾啞都沒打聽清楚？還有，明明知道顧同年嫖妓，為什么林祥福還非要把女兒嫁給她，并不惜讓陳友良再次背井離鄉(xiāng)，這與前面反復渲染的兄弟情意矛盾了吧？林祥福對小美莫名其妙的一再包容，這也太假了吧？情節(jié)設(shè)計連基本邏輯都不顧嗎？”一向在意文本細讀的她，手明眼快地拎出了小說中的敘事邏輯的諸多漏洞。這也正是我閱讀《文城》過程中不時感到的不適。小說的諸多設(shè)置和設(shè)計中，人物的偏執(zhí)、情節(jié)的離奇等等未必都是毛病，作品中的人物與情節(jié)未必需要與現(xiàn)實邏輯、生活邏輯一一對應(yīng)，關(guān)鍵在于作者在整體上打算如何設(shè)定這個文本與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其實這個問題余華自己早已經(jīng)論述地再明白不過，他說過“在一開始，作家就必須將作品的語感、敘述方式和故事的位置確定下來。也就是說，作家在一開始就應(yīng)該讓自己明白，正在敘述的作品是一個傳說，還是真實的生活？是荒誕的，還是現(xiàn)實的？”《文城》明顯還是一部相對依賴經(jīng)驗和現(xiàn)實感的作品，那么，如果沒有足夠的鋪墊，人物的行動將會因為缺乏有效的生活邏輯、文本邏輯的支撐，而顯得單薄甚至虛假，小說的魅力與說服力也將因此而大打折扣。

“余華從來不善于處理復雜的人類經(jīng)驗，他的力量在于純粹，當他在《活著》中讓人物隨波逐流時，他成功了，但當他在《兄弟》中讓人物行動起來、東奔西跑，做出一個又一個選擇時，他對人在復雜境遇下的復雜動機并不敏感，他無法細致有力地論證人物為何這樣而不是那樣”，他只好像一個通俗影視編劇那樣粗暴驅(qū)使人物：沒有道理，也無需講道理。”——多年前一位評論家對《兄弟》評論，似乎同樣適用于談?wù)摗段某恰贰?/p>

很明顯，余華《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這些作品中依賴和展現(xiàn)出來的力量、純粹，沒能在新世紀以后的《兄弟》《第七天》《文城》中延續(xù)。我傾向于認為，這是余華對自己的挑戰(zhàn)，此時此地的表達沖動讓他想要換個方式把握和表達最當下的自我和現(xiàn)實。我能感覺到，《文城》中余華努力讓自己的小說復雜和豐富起來，他安排主人公從北方出發(fā)，一路向南，也許想要開闊打量和描繪南方的視野，擴大自己寫作中地理及其背后富饒社會文化生活的版圖。而《文城·補》更體現(xiàn)出一結(jié)構(gòu)上的用心和野心。可是從文本的整體效果上看，余華可能真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難道還是要回到那種“純粹”嗎？我不知道。可是，永遠重復自己又有什么意思呢，哪怕再完美。這會成為余華的焦慮，想必也是其他一些經(jīng)歷過巔峰狀態(tài)的作家的焦慮。

想起洪治綱先生2017年修訂版《余華評傳·后記》中的一段話：“這十多年來，是余華人生最為復雜的歷史時期。一方面，他的創(chuàng)作不斷引起爭議，尤其是《兄弟》和《第七天》的出版，在國內(nèi)外的評價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幾乎可以用‘冰火兩重天’來形容；另一方面，他的作品無論在國內(nèi)還是國外，都有著令人矚目的銷售量……與此同時，我還深切地感受到，面對中國這些年愈加粗鄙、放縱卻又是生機勃勃的社會，面對著差距不斷擴大此起彼伏的現(xiàn)實，余華內(nèi)心充滿的各種難以言說的焦慮和無奈。”——我想，就將它引作自己這篇書評的結(jié)尾，也算是給長篇小說《文城》的一個小小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