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盡管遭遇了病魔肆虐和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機，但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似乎勢頭并未減弱，甚至平穩中有所提升，仍見佳作連連，人才輩出。我把清代詩人趙翼的詩句改幾個字，用在這里，也許還可以：“百家不幸作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疫情帶來了封閉，封閉形成了獨處，獨處造就了靜思，靜思出產了人才佳作。周勵的《親吻世界》把古今中外的旅游探險寫成了歷史的考察、人性的拷問，嚴謹而厚重，深刻而耐讀。而張翎一改自己的擅長，憑學者出身的文史功底，寫出了非虛構的感情充沛的理性分析大作《三種愛》，對19世紀三位具有獨特個性的著名女作家勃朗寧夫人、狄金森、喬治桑作了鞭辟入里的深刻剖析，頗有經典價值。此外，還有不少長中篇值得誦讀，也是本年度的重要收獲。如黃宗之、朱雪梅的《幸福事件》《艱難抉擇》，施瑋的《獻祭者》，山眼的《行醫者》，梓櫻的《恩典中的百合花》，杜杜的《中國湖》，秋塵的《彼岸人》，瑛子的《大維的叛逆》等。詩集有休休的《我不能握住風》、趙廉的《我生命中的鹽》、饒蕾的《輪回》，令人難以忘懷。散文更是大豐收，王鼎鈞、痖弦、林楠、劉荒田老當益壯，不時有驚震文壇的佳作問世。如劉荒田的《夕陽陪我吃晚飯》情景交融，點評犀利，寓意深刻。中年作家陳九、陳瑞琳、少君、沈寧、王威、盧新華、孫博、戴小華、鄭南川、北奧、葉周、薛海翔、陳浩泉、林婷婷、沈家莊、任京生、樸宰雨等以及一大批女作家如顧月華、江嵐、梅菁、陳屹、陳謙、吳玲瑤、呂紅、華純、南希、美英、莊雨、張惠雯、孫寬、二湘、虔謙、楊慰慰、董晶、劉松、王哲、張棠、夏婳、瑛子、安靜、昔月、方麗娜、張琴、阿心、朱頌瑜、曾曉文、朗莉、馮玉、青洋等等，異常活躍，成為近20年華文文學的一大亮點。陳九的《被幽默掩蓋的寂寞》、方麗娜的《疫情中的阿爾卑斯》從不同的角度寫出了新移民面對這世界性的世紀寂寞感所表現出的人性的變異和選擇。“讓我們重新定位自我在宇宙中的位置……任由凡事俗物吞噬，被利益與暴力左右的人類，慢待蒼生，傲侵自然，帶來什么惡果？世界病了，痊愈尚待時日。”此話實在發人深省。

新世紀的孤獨和陌生感所形成的世界性的寂寞，在20年華文文學中可以說是普遍存在的。這一發現對于華文文學創作打開視野、拓展思路，很有裨益。然而，我以為，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本文我要說的是問題的另一方面，也許是當今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們總該超越這令人煩惱的寂寞，走向積極、樂觀、更有意義的人生。我想，追根溯源，這問題是否與我們的內陸文化傳統觀念有關。內陸文化講究落葉歸根，你可以向外發展，但最終還是要回歸故土。長期遷徙漂泊，心神不定，何以家為？難免平添孤獨寂寞。而海洋文化卻認定四海為家，落地生根，“好男兒志在四方”。在當今全球化的網絡時代，我們的人生觀念是否也要開通開放、與時俱進呢？主張落葉歸根的，是正常健康的情感，我們支持歡迎，期待擁抱他們。由于主客觀的種種原因，愿意滯留異邦、落地生根的，也許更不在少數。我們同樣也該尊重他們的選擇，祝愿他們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為人類也為生我養我的祖國作出應有的貢獻。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移民對于人類往往是促進文明進步的一種動力。在廣大移民中，可說是藏龍臥虎：有先知先覺的，有勇敢進取的，有默默無聞埋頭苦干的，有事業成功甘于奉獻犧牲的。他們的落地生根，是正大光明理直氣壯的。愛祖國，不看身在何處，要看心在何方。至今思洛夫，何故不留溫？有了這種清醒開明的觀念，我們海外的作家們，就可以放下一切思想包袱，擺脫無盡寂寞的困擾，輕裝前進，為我們的華文文學創造出更多更好更美的優秀華章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