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永恒”危機的現代

到消失美學的時代

僅以短暫的21世紀的前二十年來看，自媒體（We Media）從誕生起就以超出人們想象的速度自我革新、互競淘汰、縱深繁衍，它們效仿人類組織、生活和交際的既有模式，與此同時，像自19世紀起人類創造的主流媒介一樣，它們居于接收者和內容的中間，影響著兩翼雙方。幾乎每一次媒介革命都改變了人類的文化生產和接受方式，并進一步作用于人類社會的組織和運行。舉一個熟悉的例子——在改良印刷技術后的歐洲現代城市里，出現了為數眾多的現代報刊雜志和圖書制造商，這些印刷體媒介為今天我們所說的西洋舶來品“文學”提供了載體，于是，現代意義上的小說、散文才開始形成一套成規定式，達成了與大眾/讀者之間的密切關系，熟悉中國20世紀歷史的人們，大多了解小說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立之間的重要關聯。

“發達資本主義時期”來臨后，瓦爾特·本雅明曾經借波德萊爾的詩歌，探討城市資本主義文化和傳播技術的發展過程中古老的抒情詩的危機，當“震驚”體驗已經成為常態時，抒情詩如何能夠根植于這種經驗？——這是互聯網和數碼媒介尚未降臨的19世紀，本雅明開啟了預言般關于資本主義信息化對城市影響的系列批判。當歷史的聲音尚未遠去、依稀回響之際，小說的危機已然降臨于20世紀末，今天依然是忠實的文學讀者應該都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現代性對古老、一度盛行的文化形態的摧毀，在歐洲思想家看來，早已內置于現代性之中，構成了人類文明的永恒危機。

“各門藝術形式的歷史都有一些重要時期，在此時期之內，某種藝術形式追求的效果只有通過一種改變了的技術標準，也就是說，只有在一個新的藝術形式里才能夠充分獲得。”[1]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有過這樣著名的論斷。20世紀末至今，包括本雅明在內的思想家們不僅探究媒介變化對印刷術承載的藝術門類的深刻影響，視覺藝術和聽覺藝術逐漸成為理論家們反思現代性的重要對象。“消失的美學”是英國媒介理論家保羅·維利里奧舉世矚目的理論成果，19世紀以來的攝影、電影藝術成為他研究的重要對象，在題為《消失的美學》的著作的題記中，維利里奧寫道：“我們所見的世界正在消逝。”[2]在維利里奧那里，“美學”依然是古典主義意義上“令人敬畏的和永恒的美”，而“消失”則代表著時代在技術超越的帶領下“飛入未知領域”，使得“失神癥美學從速度出發”，“被組織進入后現代工業社會的生產中”，它們為技術而不是為人類服務。保羅·維利里奧創造的“失神癥美學”——他稱之為“醒與夢的矛盾狀態”——認為，當代社會中技術假體是不斷代替成熟而日趨衰退的人眼，成為當代藝術的基礎。人的身體與攝影機的結合已經改變了我們獲得、分類、存儲和使用視覺的方式，也就是說，不借助攝影機等等現代技術，我們失去了欣賞美、塑造美的能力。

保羅·維利里奧探究審美模式的變化，更不忘對技術時代展開必要的批判和提醒，他反復申說，在日益遵循同一個技術超越的大量技術假體所構成的環境中，人的“個性”或“通靈”（不妨理解為對自然、他人和未知世界的感知能力甚至審美能力）變得越來越“電子化”，人類仿佛被接通電源，至此，你也可以把維利里奧描述的人類看成“賽博格人”（人機和成人）的一種整體形態。技術假體與神經外科麻醉的道理相通，它通過對觀眾植入追求“舒適”的需要而發揮自己的作用。更有甚者，憂心忡忡的維利里奧聲明，所有技術假體遵循著內置的、預設的程序規范，它們必然要嘗試消除人類天生的、自由的情感努力，無拘無束的自然感官力，使之越來越遵循假體規定的邏輯。如果你依然認為這是一種危言聳聽的理論假說，盡可以回憶一下剛剛過去的2020年的地球。大量的人工智能、機器人、數字生物技術已經處于應用之中。新冠疫情爆發的“例外狀態”，促成各國政府加速采取之前不敢嘗試的決定：“機器將加速取代人與人之間的一切接觸。”[3]是的，如你所知，未來已至。

繭房與蜂巢

自媒體，是新一輪技術革命與全球化日積月累所建立的控制系統的產兒，它以前所未有的強度和密度誘惑我們綁縛在空前巨大的互聯網之上。當我們說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正在逐步使人類馴服的時候，我們已經對互聯網電商的“把戲”熟視無睹甚至欣然接納，他們嫻熟地運用“重復曝光效應”的人類心理學研究成果，通過各種手段的信息“搜捕”，讓人們頻仍看到原本不熟悉的刺激，當他們對該刺激的回應和期許高于其他刺激時，關注和購買某種商品的欲望便被成功誘惑而出。同樣的技術被應用在新聞訊息這一老牌媒體最具權威性的媒介形式之上。國內成功以“使用與滿足理論”為媒介依據而構建算法的訊息app“今日頭條”，曾向外界公布其“推薦系統”的算法原理。在公開分享的官方信息中，“今日頭條”列舉了通俗易懂的我們使用新媒體閱讀和獲取訊息的一種常態：“有人覺得這篇講皇馬和巴薩的文章，昨天已經看過類似內容，今天還說這兩個隊那就是重復。但對于一個重度球迷而言，尤其是巴薩的球迷，恨不得所有報道都看一遍。”“同樣，還有時空特征，分析內容的發生地點以及時效性。比如武漢限行的事情推給北京用戶可能就沒有意義。”[4]這也就意味著，無論是商品消費還是新聞訊息的閱讀和接收，以互聯網、賽博空間和大數據為基礎的新媒體指向一個潛在的方向：人們越來越少思考“我想要什么”，而越來越習慣被提醒“你需要什么”，完全可以直接作用于人類身體感官的新技術，最終可以通過技術“豢養”我們的需求。即便是相對持積極態度的媒介研究者曼紐爾·卡斯特也明確地說，數字媒體提供了將思想和符號最直接置于人們頭腦中的權力。

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媒介理論領域是一位樂觀的觀察者，他認為信息化革命開始了一場去中心化的社會改造，重新整合和加速了社會互動，擴展了人們的全球意識，并產生了各種新形式的知識。固然，我們無法輕易認同這種樂觀，然而，無法回避的事實是，當今世界范圍的社會運動，大多利用社交媒體的橫向傳播信息的能力作為動員方法，并呼喚全世界的關注者、聲援者和同盟者。與此同時，新媒體依然是我們獲知他人與世界的消息的便捷途徑。確如英國人曼紐爾·卡斯特論證的那樣，在世界的一些地區，存在于媒介網絡之中的權力比國家的權力更加強大。而今天的世界政治斗爭通常以媒介手段展開，自媒體也充當了政治人物“網絡視角”的接力烽火臺，這一切在美國社會更加一目了然。

盡管如此，互聯網的民主性和共融性并沒有預想和吹噓中的那般神奇，各個“虛擬社區”中聚集的用戶對閾內共同關注和愛好的對象如數家珍，除非他們中的部分人亦對其他對象有興趣而加入其他社區，否則，每個社區將構成異常難以進入的區隔空間，比如明星、體育明星等公眾人物的“飯圈”（“粉絲圈”）就是典型的例子，圈內人緊密或以莫名而偶然地方式集結互助，甚至構成某種網絡政治力量，而圈外人則完全一頭霧水，不知所謂。以2020年疫情爆發期間的自媒體使用統計來看，居于同一個屋檐下的親人，在相同的自媒體平臺上，卻分別看到的是不同的推送內容且互不可見。更令人吃驚的提醒同樣來自卡斯特。他借用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概念，一個充滿歐美中產階級氣質的社會尺度，提出了自媒體所代表的大眾自傳播，其中包含著使用者的信息素養，連同迅速變化的數字媒介能給人們帶來舒適感。因此，信息社會中，自媒體的社交屬性是識別同一社會階層的渠道，是一種特定階層內部的文化互換與繁衍，因此，與其說自媒體是嘗試關注新的空間、人或文化，不如說是尋找近似的群體，并與之深度、安逸、舒適的融合，并將個人安置其中。

如果說今日的我們果真生活在一個被吉奧·阿甘本遺憾地宣判為去主體化以及“相互漠不關心”的世界中，一個景觀社會中，一個消費著自我的順從并對周遭的順從視而不見的量子化社會中，那么，在賽博格空間里的人們或許認為自己是加入了群體的個人，但事實上，他們只是網絡中的一個微弱閃光的節點。人們仿佛置身在一個平面內，被舒適的、熟悉的、所愛的數碼信息裹成一個個美國理論家凱斯·桑斯坦意義上的“繭房”，個體在現實中則趨向于構成一個戴錦華所說的“蜂巢型社會”——宅，彼此漠不關心。

黑鏡，與背鏡而行

有著窗口“Windows”名字的操作系統，原本昭示著它是通往世界的透明介質，但事實上，它們不過是單面的“黑鏡”。機器看得見我們，我們對著它們，卻只能看見我們自己。在技術的邏輯中，人自然而然地被內置算法的計算機屏蔽，而一旦進入互聯網空間，看似海量的信息中，默認的規則正把人引向并屏蔽在“信息繭房”中，而恰恰是這個事實讓我們對自己充滿自信，對世界和他人興味缺失。今天，“快手”、“抖音”和進入美國社會的tiktok等視頻類app的流行，帶來了一個人人都可能是演員的時代，除了想象不可見的、不可預期的觀眾之外，“演員們”首先將自己視為池座中最為心醉神迷的觀眾。我們似乎越來越接近“大眾個人主義”的極端狀態，“通過諸如用戶界面、用戶友好性乃至數據投影等關鍵詞，計算機行業試圖阻止人類繼續做人類”[5]，德國媒介學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如是說。我們探討的自媒體，看似給予了言說與被言說中參與生成了關于自身主體的述行過程，而從一開始，后現代個體就成為技術既成事實的目標，即圍繞著他們無數技術假體的目標，并且不可避免地按照這些事實安排他們的日常生活，自媒體的出現和流行，使我們更深刻地成為一個自愿、自為的目標。

回到我要說的話題，在一個新技術絕對主宰的新媒體時代，我們是否以及如何重申文學和閱讀的必要？這不是自圓其說的命題問答，恰好相反，這個問題恰逢其時而且十分緊迫。未來的圖景已然展開，數十年來，思想者們的批判性討論絲毫沒有暫緩新技術工程化、社會化、應用化的飛速進程。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堅持閱讀與寫作是必須的。其必要性在于文學作為藝術，原本是人類歷史的古老煉金術。關于語言、文學的危機，除了本雅明、基特勒的預言之外，19、20世紀的后現代主義者們曾經全面解構了人的主體地位及其與語言之間神圣性關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告知我們“所謂的人”并不掌握語言，語言是可以被記錄的數據流，先在于人，塑造著人。鮑德里亞在談到當代文化的形態時強調，符號系統的協同運作和互相參照中文化才顯影而出。于是，他拋出了這樣的論斷：真實與虛擬之間的區分幾乎毫無意義。這種整體的文化虛無感，是后結構主義的“鍋”——盡管它們極富理論創見，極具洞穿媒介的實質，然而，它們也很容易使人陷入迷茫甚至絕望，我們是否還有可能擁有哈貝馬斯的公共空間？一個需要共享文本的制度安排——例如經典文學，一個社群之間對話的空間，一個人們展開行動的社會空間。在我看來，回歸、重溫、建立閱讀與寫作的意義，是背離“黑鏡”的起始動作，回望來時路的片刻清醒，是敏感的人類自省與自救的方式。

與此同時，在新技術時代背景下的閱讀與寫作又必須是高度自覺、時刻自省的，必須認識到使用文字這個古老煉金術的我們，置身在重重埋伏、流動不居的新技術空間中，它們無處不在，被設計制作成為不曾提醒、無須被告知、更不容抵抗而使你欣然接受的種種被動強加。人們已然敏銳察覺到反智時代的危機，“人文學的、整體的知識危機”，閱讀者與寫作者需要重建一種有效的、“另外的”C·賴特·米爾斯意義上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它對于領會人與社會之間，個人生活與歷史之間，自我與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心智方面的品質。這種品質可以幫助人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使他們能看清世事，以及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的清晰全貌，理解自己所置身的時代對自身生活意味著什么，通過控制其身后發生的結構性變遷的方式處理好個人的困擾。”[6]

注釋：

[1]《單向街》，（德）瓦爾特·本雅明著，西苑出版社，2018年9月，第163頁。

[2]《消失的美學》，（法）保羅·維利里奧著，楊凱麟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第一頁。

[3]2020年南南論壇上墨西哥學者古斯塔沃的觀點，見https://zhuanlan.zhihu.com/p/347108207。

[4]《今日頭條算法原理》，見http://www.woshipm.com/pd/914023.html。

[5]《基特勒論媒介》，（加）杰弗里·溫斯洛普-揚著，張昱辰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9年11月，第81頁。

[6]《社會學的想象力》，（美）C·賴特·米爾斯著，陳強、張永強譯，上海：生活·讀書·三聯書店，2005年，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