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國家授予路遙改革先鋒稱號，頒授改革先鋒獎章，稱其為“鼓舞億萬農村青年投身改革開放的優秀作家。”對于創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鮮明生動地描寫我國改革開放全過程的路遙來說，他是當之無愧的。他的《人生》，尤其是三卷本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至今仍是激勵廣大青年讀者的“人生教科書”。它們恢弘瑰麗的思想氣魄，感人至深的藝術描寫，對孫少平、孫少安、田潤葉和田曉霞等青年形象的成功塑造，對廣大讀者的心靈世界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平凡的世界》無疑是少數幾部能稱為“文學史詩”的作品之一。

然而必須指出，《平凡的世界》不僅成功塑造了農村青年的形象，同時也成功塑造了領導干部的藝術形象，比如高老、喬伯年和田福軍等。特別是在田福軍人物形象塑造上濃墨重彩，令人印象深刻。

一

走進田福軍的人生世界，讀者知道，他上世紀50年代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上大學時，因在農業部內部刊物發表幾篇有見識的文章，受到農業部領導喬伯年的注意。但他放棄了在農業部工作的機會，懷揣改造農村的理想愿望，回到家鄉陜西省黃原地區原西縣。他第一次出現在小說里，是1975年時任原西縣革委會副主任的時候。

田福軍是農家子弟，對陜北這片土地，這里貧窮而堅韌的農民，本能地具有極深的思想感情。孫少安跟田福軍侄女田潤葉在縣城街上食堂吃飯后，一起見了田副主任。福軍和少安是同村人，認識他父親孫玉厚，于是少安順便向他反映了姐夫王滿銀因偷賣老鼠藥，被石圪節公社以“割資本主義尾巴”為由，羈押到水利工地“勞動改造”的事。福軍立即致信公社白、徐主任，要他們放人。

不久，他和縣革委會張有智副主任到柳岔公社調研，發現這里影響黨和人民群眾關系的現象，比石圪節公社還要嚴重。一位農村婦女正在公社院子里哭哭啼啼，原因是她有婦女病，社隊不讓請假。公社主任周文龍帶著一幫民兵到處抓人，據副主任劉志祥反映，“都是些雞毛蒜皮事！有的農民冬天沒錢做棉衣，把口糧拿到黑市上賣了幾個錢；有的是做了點小生意；還有的是對現在的某種政策不滿意，發了幾句牢騷……周主任說這都是嚴重的階級斗爭”。周主任的大道理是，搞社會主義，搞農業學大寨，就要武上，“麻繩加路線。”福軍和有智批評了周文龍，命令把關押的農民放回村里。文龍不服，向縣革委會主任馮世寬告狀，在縣革委會常委會議上，福軍與世寬為此事發生了激烈沖突。后來因這一所謂偏離路線的理由，福軍遭到地區苗凱書記冷遇，變相貶職到省里一個閑散部門。

我們知道，長篇小說力主表現“關鍵性情節”，也即盧卡奇所說要描寫“必要的東西”。他在《盧卡奇文學論文集》第2卷中指出：巴爾扎克之所以偉大，就因為他“多半描寫一些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極其集中的巨大變革，不然就向我們顯示一連串的巨大變革，并且以一種永遠不會不調和或不合拍的奇妙情調來替畫面加上色彩。這樣他就在他小說的結構中兼容了莎士比亞戲劇和古典小說中的若干文體上的特色，企圖從藝術上避開現代資產階級生活的軟弱無力，不成體統的樣子。”這正是批評家雷達所指出的：“《平凡的世界》是一幅巨型的、動態的圖畫，一切都在或急遽或緩慢地轉動著。應當說，小說截取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這個時段是很有眼力的。這是一個歷史大轉折的年代，一個對于我們民族生活產生了極其深遠影響的時期。”（雷達：《詩與史的恢宏畫卷——論〈平凡的世界〉》，《求是》1990年第4期》）1975年到1985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奏曲，也是決定改革開放能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十年。路遙以杰出小說家的歷史敏感，緊緊抓住這個“關鍵性情節”、“必要的東西”，予以形象化的表現。而批評兩個公社無理羈押做小生意農民的藝術描寫，就是抓住了歷史變革的某一瞬間。這對于經歷過這些變革事件，包括我們雖然沒親身經歷，然而在各種書籍中能讀到類似敘述，從而產生了一種歷史親近感、并深為這一變革而激動的后代讀者來說，都是難以忘懷的。

《平凡的世界》還把改善黨群關系的一幕，放到田福軍在后子頭公社看到農民真實的生活狀況上。熟悉農民，并對農民懷著深厚感情的作家路遙，可以說做到了細致入微和具體生動的程度。

福軍在土崖凹村隊長家，剛拿起玉米面饃吃午飯，發現這家六個孩子擠在門口眼饞地看著他。他忽然發現這黃饃上沾了些黑東西，到鍋里一看，那里全是黑乎乎的糠團子。他放下黃饃吃完糠團子后，馬上召集后子頭公社20幾個大隊書記開會，劈頭就問：你們直接說，哪個隊有斷糧的！“許多書記都哭開了。”田福軍立即冒著危險命令，打開隊里糧庫，把糧食分給缺糧戶。這一典型情節，曾經被作家張一弓寫到中篇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中，成為被文學批評界反復評說的一個“關鍵性情節”。小說以它一向情感飽滿的筆墨，描寫了田福軍的內心活動：“田福軍雖然坐在了飛馳的吉普車里，但他的思想還在后子頭公社。通過這次匆匆的調查，使他認識到，‘四人幫’雖然打倒了，但農村貧困的局面依然如舊。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

在這里，路遙替縣里田副主任寫出了他心里最隱痛的東西。從另一角度看，他也是借這支筆，寫出了他作為農民之子的內心的隱痛。在這一點上，路遙作為“億萬農村青年”的“代言人”，真的是受之無愧的。

二

由于有長期豐富的農村工作經驗，作為領導干部的田福軍，最懂得黨的“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內涵。在貧困中苦熬的黃原地區民眾，冀望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新政策，得以大膽推進和實施。路遙不失夸張地描寫了福軍初任黃原地區專員時的“田旋風效應”：

一九七九年，農歷有個閏六月。

陽歷六月上旬，也就是農歷五月芒種前后，田福軍從省城返回黃原，出任了地區行政公署專員。

這件事立刻在整個黃原地區引起了各方面的強烈反響。

……從省里的各種渠道馬上傳回來了各種小道消息。從這些消息看來，地區除苗凱以外幾乎所有的副職，都有擔任專員的可能性。……

沒有人想到黃原地區的新專員是田福軍。

新時期初期，萬象更新，全社會充滿了蓬勃生氣。鄧小平倡導的領導干部“年輕化”“知識化”的政策深得人心，一時間，許多年輕有為、受過專業教育的優秀干部被破格提拔，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嶄新力量。

在上世紀70年代灰暗的歷史隧道里，田福軍就萌生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思想觀念，他深入農戶，從糠團子中敏感發現斷糧問題，打開集體糧倉救濟貧困農民。當省委賦予他歷史重任，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其他地區一步積極推進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政策。這當然會在黃原遇到極大阻力。首先是副專員高鳳閣反對，他還串通地委苗凱書記，希望由此制衡福軍。而社隊一級的阻力，則來自像他哥哥田福堂這種思想觀念保守的基層干部。然而，以孫少安為代表的廣大農村群眾，則是熱烈歡迎擁護這一徹底改變農村落后面貌的好政策的。

他的大膽講話在會場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資格的縣委書記當場站起來，向他提出了兩個尖銳問題：如果有的隊要搞包產到戶怎么辦？而有的隊不搞生產責任制，繼續堅持集體生產方式怎么辦？

政治上老練的田福軍立即回應道：像黃原這種貧困山區，如果不砸爛大鍋飯，實行生產責任制，就不會有出路。當然在實行時，要穩妥；不斷摸索，不斷完善。然而，田福軍家鄉雙水村的一隊正副隊長孫少安、田海民，站出來支持他了！當福堂和大隊領導企圖設置障礙時，他們立馬把生產隊土地承包到戶了，而且還照顧到歲數已大，缺乏勞動能力的老領導田福堂，把他放到本組里來幫扶。

通過上述場面，路遙把農村改革開放的全景觀描寫，從黃原地委層面，推進到農村最基層一級組織——生產小隊的歷史活劇中，從而生動表現了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生機勃勃的歷史場景。

忠實執行“為人民服務”宗旨，同時熟悉黨內生活的田福軍，對老領導苗凱表示了極大的尊重，贏得他的默許，同時巧妙地做起了當年工作老搭檔、現為原西縣委書記張有智的思想工作。他先是與這位老搭檔思想溝通，遇到阻力后，機智地利用了全縣“煤油斷貨”這個偶發事件；與此同時，把他曾經批評過，經過幫助思想發生很大變化，現在力主改革的年輕干部周文龍提拔為縣長，繞過有智大膽實施他所設想的，在原西縣的大馬河川搞一片“谷子方”的計劃。值得提到的是，像上世紀80年代大多數的改革文學一樣，路遙在塑造思想解放的黨員干部形象時，既注意描寫他們思想開放的一面，同時，也表現他們在具體工作中的謹慎和老練。把大膽推進改革，與深諳中國國情的成熟的思想，做了巧妙自然的融會貫通，從而使人物塑造更加真實、飽滿和生動。

在先行一步推進農村改革的領導干部田福軍身上，“等不得”的思想是自覺而強烈的。這一方面取決于他積極擁護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觀念意識，同時也與長期以來農村錯誤政策所導致的貧困落后狀況，有直接的聯系。新中國成立初期，出于跨越現實階段條件的急躁情緒，冒進實施“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化”的政策，嚴重干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影響到農村各方面工作積極健康的發展。就像田福軍十分欣賞的農村基層干部孫少安，對他大膽進言的那樣：“上面其他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種莊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讓農民自己種，這問題就好辦。農民就是一輩子專種莊稼的嘛！”借助這席話，《平凡的世界》一針見血地剖析了新時期農村改革歷史遺留的問題。這種思想精辟的分析，還為田福軍的改革觀念，做了充分的思想邏輯鋪墊。同時，也深化了作為改革者的田福軍的思想內涵。在上世紀80年代初，這種思想見識在一般的農村題材小說里，其實是不常見的。

在田福軍之外，省委書記喬伯年是另一個路遙成功塑造的改革者形象。從北京到陜西上任伊始，作品就剖析了他的心理活動：“此地一片歌舞升平，那要他喬伯年來干啥？黨不是叫他來吃干飯的，而是叫他來解決困難的！他意識到，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許是最好一次為國為民效大力的機會了”。在新時期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像喬伯年這樣的好干部是為數眾多的，他有先見之明地大膽提拔任用田福軍的工作事例，在現實中并不鮮見。作品相當成功地將這些人物，與他們身處的大歷史、大情懷，做了令人信服的勾連，從而勾畫了這些人物熠熠生輝的藝術形象。

三

無論放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還是放在中國當代史上，田福軍、喬伯年的人物形象之所以立得住，不僅因為在他們身上深刻體現了“社會·歷史·人心”的歷史內涵，而且還因為路遙在描寫這些人物時，投入了自己極深沉的思想感情。作為新時期文學中最為優秀的作家之一，路遙不單是他所親歷的新時期農村歷史的敘述者，與此同時，他也是中國“當代史”的“同代人”。

路遙的童年，是在貧困落后的農村度過的。因為家貧，他被父母送給大伯大伯母贍養，深切經歷了一個成長中的農村孩子心理的貧窮和自卑。這段獨特經歷，決定了他要以一己之力，奮力寫一部反映這場偉大農村變革的長篇小說，但他也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部長篇場面宏闊、視野深遠，既寫到中國社會上層，也寫到社會下層民眾，各種人物無一遺漏。無論是省委書記、地委書記，還是最基層的平民百姓，作家都對他們進行了筆墨飽滿且細致入微的刻畫。在我看來，這些人物形象的真正意義，實際已超出了文學范疇，而承載著人生教科書的意義。因為一部波瀾壯闊的當代史，就是中國人民自強不息的歷史。它同時也是我們黨和人民群眾，通過艱苦努力，通過改善自身不足，創造了歷史奇跡，使中國重新躋身于世界之林的一部輝煌的奮斗史。

難能可貴的是，路遙在塑造田福軍的藝術形象時，并不一味地追尋其高大上的一面，也令人信服地表現了他來自人民和服務于人民的平凡樸素的一面。就像后來跟他做秘書的白元看到的：他作為“新任地委書記太不像個‘大官了’，動不動就泥手泥腳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像個公社干部。作為秘書，白元斷定：大領導就應該有大領導的威嚴和威風。田福軍太沒架子了！太隨和了！這哪像個地委書記？”我想說正因為如此，路遙和他的小說，才真正融入到社會和人心之中，成為偉大歷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