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17年2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8首白話詩作為中國新詩的起點，如今新詩已經度過了它的百年華誕；如果以1920年1月新詩社編輯部編的《新詩集》（第一編）的出版為標志，中國新詩選本也已經走過了百年歷程。百年來的新詩編選活動，不僅是新詩傳播與經典化的重要環節，也與新詩創作相互呼應、緊密相連。

在新詩問世后不久，新詩選家都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最早的一部詩選應該是《新詩集》（第一編），新詩社編輯部編輯，新詩社出版部于1920年1月出版。此外還有許德鄰編的《分類白話詩選》（1920年8月）、新詩編輯社編的《新詩三百首》（1922年6月）、北社編的《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1922年8月）等。這時候，新詩創作與新詩編選都處于草創與初步發展期，因而此時的選本，更多具有傳播新的詩歌理念、維護新詩合法性、保存新詩文獻并實現初步的經典化的意義。作為中國新詩年度選本的開山之作，《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選目嚴謹、點評精當，備受新文化界贊譽。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8月何仲英編纂的《白話文范》第二冊首次收入了3首新詩：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門城上晚景》、周作人的《兩個掃雪的人》、沈尹默的《生機》。這是新詩首次進入國文教科書，其意義也是十分重大。

20世紀30年代，伴隨著新詩創作的推進，新詩選本領域出現了朱自清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這樣的經典選本。該選本彰顯了中國新詩第一個十年的實績，以“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征詩派”勾勒出新詩史，選入了周作人的《小河》、徐志摩的《再別康橋》、聞一多的《死水》、戴望舒的《雨巷》等優秀作品，建構了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李金發、戴望舒等詩人的經典地位。他還注意各家詩人風格的多樣性，比如選錄了聞一多的《聞一多先生的書桌》這樣“純粹的幽默”的作品。

在40年代，較多的是個性化選本，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聞一多編選但未能完成、出版的《現代詩鈔》。聞一多堅持詩歌美質，格外欣賞同為“新月派”成員的徐志摩、朱湘、饒孟侃等。但除了“新月派”，他選收“現代派”與“抗戰派”的詩人作品卻又比較多。或許這也是他的矛盾的體現：他的選本，已不是純粹的文學選本，而是力圖解決現實問題的文化方案。這展現了聞一多為民族與文化尋找“一劑藥方”的宏愿，而這劑藥方的發展方向，正是人民的文藝。

1949至1979年，新詩創作與編選都展現了新的時代面貌，以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為準則，建構人民文藝的傳統并作為新中國文學創作的規范。因此，新中國成立前后出版的各種文學叢書其實也是具有特殊意味的選本，如“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新文學選集”與“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這些大型叢書的出版，建構起一條完整的新詩史線索。在這些叢書中，郭沫若、朱自清、聞一多、殷夫、艾青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現代三十年的新詩成就；1942年以后，則以李季、阮章競、田間等為代表。其中，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又是具有標志意味的“人民的文藝”的經典之作：它以民族的民間的形式歌唱解放區的新人新事，塑造新時代的新模范。

就專門的新詩選本而言，1957年開始出版的年度詩選，及時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與新詩創作的成就，而綜合性新詩選本影響最大的是臧克家主編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成為當時青年人了解中國現代新詩的重要選本。臧克家以革命史來確立新詩史線索，強調現實主義原則，將郭沫若、艾青、聞一多、殷夫、田間確立為中國現代詩人的代表，肯定了新文學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總體而言，臧克家對新詩史脈絡的梳理、對代表性詩人詩作的選擇和評述，是很有眼光的。

1979年至2000年是中國新詩創作與編選回歸審美本位、開啟多元化格局的新時代。詩壇的撥亂反正與新詩選本的破冰之旅結合在一起，這一破冰行動首先是通過回顧歷史、重塑現代新詩史而進行，其標志性成果就是1979年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共同主編的《新詩選》與1980年詩刊社編選的《詩選》出版。它們開始突破單一的政治標準，收入以往被視為資產階級詩人的胡適、周作人等，也收入了“歸來者”詩群的作品，一體化的格局開始打破。

20世紀80年代，新詩選本大規模地向詩歌流派傾斜，如《新月派詩選》《象征派詩選》《現代派詩選》《九葉派詩選》，正體現出對審美本位的認可，它們同時具有指導新詩創作的現實意義。閻月君等在1982年編印、1985年出版的《朦朧詩選》，更是一個時代精神的象征，“就像久旱春天的一聲春雷”，震撼了全國。朦朧詩潮的人道主義情懷、求新求變的藝術手法，對詩壇形成了強大的沖擊力，也在讀者中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反響。

90年代，隨著經典熱的出現，審美現代性的追求近乎極致，但仍然能夠在“20世紀/百年中國文學”的思路下兼顧審美性與歷史性。這里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有張同道、戴定南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詩歌卷》和謝冕、錢理群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經典》。他們都強調了文學回歸審美本位、追求審美現代性的重要性，由此都對80年代詩歌特別是朦朧詩給予了極大的傾斜。此外，《百年中國文學經典》收入黃遵憲、梁啟超、譚嗣同等“詩界革命”代表人物的作品。

21世紀以來是個未完成的階段，新詩選本的多元化與新詩本身的多元化一致，選本的多元混雜、眾聲喧嘩是這一階段最顯著的特征。“百年中國新詩”成為新詩研究與編選的范式，審美固然是衡量作品的最重要尺度，但選家的編選立場帶有更豐富、多元的文化意味。

在新世紀的第一個20年，年度詩選與綜合性選本影響最大，這兩類選本都與時間有關，前者可以在場地展現當下詩歌成果，后者則與新詩百年誕辰有關。就前者而言，主要有六大年選：長江詩歌年選、《中國新詩年鑒》、太陽鳥詩歌年選、漓江詩歌年選、《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詩歌卷》、花城詩歌年選等。六大年選注意到新詩格局的多元化、網絡的興起對于詩歌寫作與傳播的沖擊、新詩創作的敘事化傾向等，在時間線索的追蹤中勾勒出中國當代新詩的發展印跡。

綜合性選本中規模最大的是《中國新詩總系》《中國新詩百年大典》《中國新詩百年志》等。謝冕等人編選的《總系》從“現代性質”這一根本點出發，以“選”敘“史”，不僅數量上超過以前選本，在作品質量上也嚴加把關。以胡適為例，姜濤在編選時既收入胡適在白話實驗與詩藝探索方面較好的作品如《一念》《鴿子》《湖上》《夢與詩》等，甚至收錄了譯詩《關不住了！》，以及《十一月二十四夜》這樣之前不大受關注的作品。《總系》還發掘了大批邊緣化、被忽視的詩人詩作，如劉延陵、王怡庵、關露、賈芝、劉廷芳、朱英誕、吳興華、灰娃等。《大典》將編選下限延伸至21世紀，更多地表現出對當下詩歌的關注。中國作協于2015年組織編選的《中國新詩百年志》，分為作品卷（上下卷）和理論卷（上下卷）共4卷，收錄了426位詩人和詩評家在各個歷史時期的460多首詩歌和80多篇詩論。張新穎編選的《中國新詩：1916—2000》將以往選家較為忽視的40年代與90年代詩歌作為重點，突出了馮至、穆旦、海子等詩人的地位。它們是對中國新詩前所未有的總結與篩選，重新描繪了一幅波瀾壯闊的中國新詩史圖景。

中國新詩選本已經走過了一個世紀的歷程，與新詩創作一樣既有輝煌，也歷經坎坷，新詩選本促成了中國新詩的經典化，鑄就了中國新詩的百年輝煌，同時也成就了自身：一大批經典選本確立了自身在新詩史上的地位，它們以深刻的詩歌觀念、精準的評選眼光、公正的新詩史觀，為新詩創作與接受提供了重要參考。新的百年之門已經開啟，中國新詩創作與選本編選仍然任重而道遠。

（作者系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