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三四十年代正是中華民族奮力抵抗外來侵略者的抗戰時期。民族的命運深刻地影響了文藝的命運。抗戰文學的應運而生，將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革命文藝運動帶進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今年恰逢中國共產黨誕生100周年，回顧黨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對抗戰文學的影響，我們能夠清晰地意識到，現代中國文學正是黨的紅色基因的注入，才有了抗戰文學最為輝煌的歷史篇章。

引領民族抗戰文學的方向與道路

抗戰文學的興起，與1931年“九一八”事變密切相關。同年11月，黨領導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在執委會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就明確強調“在文學的領域內，加緊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在創作中“抓取反帝國主義的題材”。于是，著重表現“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魯迅語）的東北流亡作家群，率先舉起了抗戰文學的旗幟。1935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的擴張，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嚴重，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熱情空前高漲。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當年年底，黨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會議，通過《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對此，文學界積極響應，“左聯”內部先后提出了“兩個口號”，即“國防文學”（周揚）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胡風）。顯然，正是面對新的歷史階段，兩個口號的倡導者一致認識到應該有一個新的文學運動、新的指導思想，聯合更多的作家，創作更多的反映民族革命的文學作品服務于民族解放運動。但是在迅疾變化的民族抗戰的大形勢下，究竟如何建立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如何更準確地理解和概括新階段的文學創作的具體理論，“左聯”團體內的作家存在著分歧，并由此一度發生了關于兩個口號的激烈論爭。1936年，黨員作家馮雪峰由陜北來到上海，與魯迅進行交流。8月初，魯迅在病中作《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明確表示擁護黨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他說，“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愿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魯迅的觀點引導了兩個口號的并存，消減了論爭中雙方派別的激烈情緒，推進了文學界的聯合。很快，全國文學藝術界不僅成立了100余人參加的“中國文藝家協會”，而且先后共同發表了《中國文藝家宣言》和《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指出“在文學上，我們不強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國上，我們應團結一致以求行動之更有力”。至此，文藝界在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的局面逐漸形成。

伴隨著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發生，全面抗戰開始。戰爭改變了一切。戰爭使得山河破碎，抗戰的硝煙將千萬人民帶進了饑餓和死亡的災難中，抗戰的烈火也鍛煉了人民，使得他們堅強、勇敢，義無反顧地走出了家門，走上了前線。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在武漢宣告成立，選出郭沫若、茅盾、丁玲、夏衍、胡風、田漢、郁達夫等45人為理事，老舍主持日常工作。周恩來作為名譽理事，對“文協”工作非常重視，親自指導和參加了許多重要活動。“文協”是黨所領導的一次最廣泛的文藝界的統一戰線的組織。“文協”使得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有了根本性的改觀，進入了一個深入發展的重要轉折期。“文協”提出“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引導作家們深入戰火硝煙之中進行書寫。源于戰地需要的創作不僅是多樣化的，而且大多采用貼近軍民生活、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抗戰文學中大量的詩歌（包括鼓動詩、朗誦詩、長篇敘事詩）、報告通訊、速寫、戲劇（包括歌劇、獨幕話劇、街頭劇）等文學樣式特別繁榮，還有鼓詞、快板書等民間曲藝也深受歡迎。這些新型文藝創作奠定了抗戰文學基本的創作路向。

這場人民群眾最廣泛參與的民族解放戰爭，給予抗戰文學的重要影響是使文藝與民眾進一步緊密結合。它激發作家對五四以來的新文藝與傳統文化尤其是民間文化關系的思考。1940年至1942年，文藝界展開了關于“民族形式”的討論和文藝整風運動。這期間，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反對黨八股》《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一系列論著，直接影響了抗戰文學新理論的建構，尤其是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加完整而系統地制定了一條黨的革命文藝的路線，明確文藝的發展方向，深刻闡述文藝與生活、文藝與人民、內容與形式、普及與提高、繼承與創造等的辯證關系。這為行進中的抗戰文學指明了正確的思想方向，乃至為后續的社會主義文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

“筆部隊”與抗戰文學肩負的使命

在抗戰過程中，我們尤其需要注意一支特殊的部隊——“筆部隊”。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人民燃起了爭取生存與解放的神圣炮火。“文協”及時向作家發出了號召：“我們感到文藝抗戰工作的重大，散處四方的文藝工作者有集中團結，共同參加民族解放偉業的必要。”為此，抗戰文學中一支支“筆部隊”應運而生。

1937年8月初，中共中央率先醞釀成立了以文藝工作者為主體的“西北戰地服務團”（以下簡稱“西戰團”）。其主旨就是要求文藝工作者們“到前線去，可以接近部隊，接近群眾，宣傳黨的政策，擴大黨的影響”。“西戰團”的第一階段，由丁玲任主任，吳奚如任副主任。1938年5月，又一支“筆部隊”——“抗戰文藝工作團”（以下簡稱“工作團”）組建完成，先后分派多個小組，每組3至5人深入戰區工作。參與的作家有劉白羽、吳伯簫、卞之琳、雷加、周而復等。同時，以“工作團”為主干，出版了《文藝突擊》小型刊物，劉白羽為主編，創刊號上有毛澤東親筆題寫的刊名。“工作團”團長劉白羽說：“我們抗戰文藝工作團就是為了團結文藝工作者到前線去、到敵人后方去而組織的。”其主要工作就是“在所在各地推動文藝組織文藝團體之建立，注意到文藝干部的培養和提倡”，更重要的是進行“文藝界的國民精神總動員”。1939年3月，在延安的“魯藝文藝工作團”赴晉東南工作近一年之久。類似的還有延安抗大文藝工作團、魯迅實驗劇團、抗戰劇團、烽火劇團等民眾文藝團體組織。11月，“西戰團”工作進入第二階段，由“延安魯藝文工團”副團長周巍峙帶隊奔赴晉察冀敵后戰場。

與此同時，在抗戰的正面戰場，作家的活動也頗為壯觀。“文協”成立后在武漢三鎮組織的“全國慰勞總會”（以下簡稱“慰勞團”），分南北兩路到抗戰前線的各戰區慰問浴血奮戰的將士。1939年7月，“慰勞團”的“筆部隊”集結啟程。其中，老舍、胡風等作家向北路進發，在大西北地區行走了5個月，兩萬多里。為適應戰時文化服務和宣傳鼓動的需要，1939年6月，“文協”又籌建了“作家戰地訪問團”（以下簡稱“訪問團”），王禮錫為團長，宋之的為副團長，團員有葛一虹、楊騷、楊朔、白朗、羅烽、李輝英等13人。“訪問團”從重慶出發，長途跋涉，途經四川、陜西、河南、山西、湖北等省，歷時半載，深入前線重點訪問了中條山、太行山兩大戰區。“訪問團”所到之處，“給予了前方軍民以異常的興奮與鼓勵”，“使得戰地的文化工作更有了輝煌的發展”。這應該是抗戰文學中“筆部隊”影響最大的團體組織了。另外，作家姚雪垠后來回憶：“在39年春天，為響應總會‘到戰地去’這個號召，我同克家、孫陵，另外兩三個青年同志，從襄樊到隨棗前線。”他們深入偏僻的皖北第五戰區，自稱為“大別山中的文藝孤軍”。在不長的時間里，他們建立了“文協鄂北分會”，開辟了抗戰文藝一片新天地。抗戰文學中的“筆部隊”，除了上述團體外，實際上在全國各地出現了各種大大小小的文藝作家團體，他們積極深入前線和后方進行抗日宣傳。

正是這些蔚為壯觀的、活動著的“筆部隊”，使得抗戰文學有了鮮活流動的精神氣脈。前線士兵需要文藝生活，需要通俗的文藝讀物。戰地作家群體以“筆”為武器，宣傳抗戰，鼓動斗爭，服務戰時文化工作的需要。這與其說是文學直接深入了軍隊和鄉村，倒不如說是文學本身得到新的力量。但是他們不單純是抗戰的宣傳隊。“筆部隊”是一個團結戰斗的群體，每個作家在此獲得了精神的新生。抗戰的旗幟，民族救亡的使命，最大限度地使現代作家有了統一的精神向度，到前線去，浴血奮戰的將士的需要就是他們前行的目標。抗戰中“筆部隊”肩負著抗戰文藝建設的主力軍，也是中國抗戰力量的重要一翼。劉白羽在談到為什么組織“工作團”時說：是抗戰的前線需要作家，“因為在那里，是時代中表現得最緊張，休戚相關的，充滿了戰士們可歌可泣的事實，群眾怒潮般的動員，敵之殘暴……”“訪問團”出征前也有這樣的集體告白：“我們當盡我們的能力把敵后方一切可歌可泣的壯烈英雄的事實，用我們的鈍的可是純真的熱情的筆把他們寫出來，用詩歌的形式、小說的形式，用戲劇、散文、圖畫種種形式去寫，我們的槍已經夠使敵人發抖，我們還要用筆去暴露敵人的殘暴，去‘消滅’侵略者的靈魂。”“筆部隊”作為戰時一種特殊的作家組織，正是因為自覺地把握了抗戰時代的脈搏，將個人的生與死置之度外，他們廣博的胸襟、開闊的視野，定格了抗戰文學雄渾而壯麗美學的基調，也書寫了五四以來新文學史冊新的篇章。

抗戰文學的成功經驗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在我們為中國民族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為此，“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這既是對民族抗戰文學肩負歷史使命的準確定位，又是對文藝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地位以及抗戰文學的歷史特征的概括。這最集中地體現了時代共識和要求。抗戰以來，“文藝”的定義和感觀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文藝不再是少數人的孤芳自賞。正是戰爭中文藝的大眾化，文學及時感應時代的脈搏的跳動，最大限度地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作家的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家國情懷發揮到了極致。與時代社會同頻共振，才能成就文學的燦爛輝煌。這正是抗戰文學創作帶給我們的寶貴歷史經驗。這是其一。

其二，文藝面向大眾，這是抗戰文學的基本思想，也是我們黨引領現代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基本理念。“文協”正是通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作家，將作家推向民間、前線，使得文學源于民間、前線，又回到民間、前線。在這樣的循環中完成了一個嶄新的抗戰文學再造。這中間大眾、民間、前線的實體究竟是什么？用什么樣的方式、方法來聯系大眾、民間、前線？是通俗化、舊形式嗎？這些問題在當時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毛澤東《講話》中“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之問和其深刻的闡釋，指明了革命文藝運動的前進方向。作家真正貼近了抗戰時代的現實生活，文學與民眾完全融在一起。身份的確定、形式的認同賦予了抗戰文學特殊的功能，極大地豐富了抗戰文藝的天地，也拓寬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領域。作家藝術家的深入戰區，“面向大眾”的共同話語，為新文學大眾化路徑探索了寶貴的經驗，這對后來以“人民”為中心的當代文學也提供了積極的啟示。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