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湖讀書會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個在暨南大學中文系現當代專業老師指導下由愛好讀書寫作的學子組成的讀書會，成員含本科生、碩士、博士百余人，成員從2019年起曾參與《作品》雜志的“品藻”專欄及“明湖杯”大學生文學評論比賽。

主持人申霞艷：艾偉的新書《婦女簡史》，包含《敦煌》和《樂師》兩個中篇。這本書像套盒，《婦女簡史》本身又是《敦煌》中女二號周菲編排的舞劇名稱。在舞劇中，我們看到周菲對“閨蜜”小項人生的參與、思考和展示。閱讀很容易產生一種代入的本能，我們對女主角小項的遭遇感同身受，能從中看到當代女性的根本困境。“簡史”修改我們對“婦女”的預見，讓我們重新觀看當代婦女，觀看常寫常新的情與愛，婚姻與外遇，既體悟到愛的溫暖和殘酷，也看到愛的磨難與救贖。《敦煌》和新作《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可謂“三姐妹”，探索側面展示人物以及人物彼此互鑒的可能。小說中鑲嵌著與之同源的戲劇，彼此點亮，戲劇為小說畫龍點睛。

《風和日麗》之后，艾偉另辟蹊徑，他對敘事方式的探索，小說與戲劇的互融，對經典的互文以及對人性人情的思考達到了自己的新高。我認為他的創作無論是主題還是技藝都給職業化、持續性寫作提供了可貴的借鑒，同時敞亮了諸多可以進一步探索的話題。

@黃魏越：道德與欲望

艾偉擅長書寫時代進程中人在精神深處面臨的新困境，《敦煌》展示了欲望和道德的糾葛，女性在不同身份和不同道德標準間糾結、浮沉。文本中小項與四個不同的男人之間的關系，每一位男性身上不同的特質正好對應著這段關系的特點。而小項鎖在紅盒子里的日記本是她自己的簡史。她記下欲望和騷動，尋找著浪漫和激情。

道德和欲望難以統一，嫉妒和懷疑隨著她的出軌如約來到她的婚姻里。她隱忍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暴力，以此作為對不貞的懺悔和對家庭的救贖，但她換來的只是暴力的升級，而非涅槃新生。在敦煌藝術家的口中，這片荒漠見證的不是雙方在無盡的嫉妒和折磨下走向浪漫殉情而失敗的故事，隨風而逝的骨灰和沙礫刻寫的是盧一明因懷疑而對女友生命的殘殺。

被欲望壓抑，就失去生命的活力；放縱自己的欲望，就遭遇暴力和殺戮——這是女性自己書寫的婦女簡史，現實中的簡史，是在燈紅酒綠的欲望中迷失，在激情和荷爾蒙下衍生出對愛的浪漫想象，從而付出慘痛代價的歷史。那個代代相傳的紅盒子，裝著不能在公眾面前呈現的、女性最私密的情感和欲望，它被打開、被窺視、被埋葬、被挖掘、被傳承。愛情、家庭、物質都不是確切、一成不變的，只有紅色盒子里的秘史，永遠屬于她們。敦煌和拉薩都不會讓女性重生，不會讓愛情成為永不落幕的浪漫神話，婦女簡史里有的是在欲望里的迷失、沉浮，又接受懲罰、殺戮的故事。在看似自由的新時代，在追隨解放的潮流里，女性是否帶上了新的枷鎖—— 一套由自己和男性一起打造的、道德和欲望分別鎖住雙手的枷鎖？

@劉志珍：媒介與情節

艾偉的創作不僅旨在“探尋人性內在的困境和不可名狀的黑暗的一面”，也將小說看作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其新書《婦女簡史》所收入的《樂師》和《敦煌》兩部中篇小說雖然仍舊延續了艾偉一直以來所偏愛的罪案題材，但其并非案件真相的追蹤與解碼，而是聚焦于女性成長的痛感，掘進人物的心靈深處，勘探其生存困頓和精神褶皺。本書最為獨特之處便是小說的敘事方式，艾偉將新聞報道、書信和舞劇編演等融入小說創作之中，通過各種文體形態的相互糅合和互文性觀照，將敘述媒介與故事情節合而為一，在拓展了小說敘事空間的同時，也豐富了小說的言說方式，使小說更能充分地表達錯綜復雜的人之本相。

《樂師》通過出獄后呂新的尋親之旅，揭開了呂紅梅郁結于心的心靈痼疾，也再現了她生活的窘困與無奈。呂新是呂紅梅人生災難的罪魁禍首，他將年幼的女兒拋入了晦暗的深淵，出獄后的他企圖找到女兒以彌補歉疚與缺憾，但女兒的漠然和外孫的疾病都使他倍感無力和孤寂。小說以一則晚報新聞結尾，在交代了呂新去向的同時，也道出了其看似詭異行為背后的邏輯肌理，給人以極大的心靈震撼。《敦煌》主要聚焦主人公小項的情感糾葛和生活困境，周菲的舞劇《婦女簡史》則與其形成了一種互文性的言說。周菲是小項悲劇人生的見證者和指引者，舞劇《婦女簡史》不僅使小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促使她作出了錯誤的人生抉擇，從而不僅錯失良緣，也被迫放棄了已有的事業，拋卻了可愛的女兒，獨自一人踏上了漫無目的的自我放逐之旅。艾偉對小說情節的敘述運用了大量留白，不論是盧一明女友死亡之謎的真相、生死未卜的秦少陽，還是陳波母親對小項離開緣由的訴說以及被告知的陳波將會做何反應，艾偉都不曾給予確切的解答，而是經由真相的懸置與省略，使小說充滿了撲朔迷離的神秘感，給人以無限的遐想與沉思。

@鄭威容：建構與解構

《敦煌》既呈現被建構的“他者”，同時也解構“他者”。小說的開篇，主人公小項信誓旦旦地說：“我如果結婚，不會和別的男人亂來。” 然而，結婚后的小項，在精神和肉體上都出軌了。小項的變化，在于她建構了一個“他者”——一個擁有激烈愛情的幸福女人。在這個“他者”的對照下，現實生活中的她，不過是一個重復著世俗生活的平凡女人。而小項對“他者”的建構，又折射出中國以“西方”為“他者”的自我建構。80年代以來，“人的發現”迭起。女性對身體的發現，對欲望的體認，是“人的發現”中重要的一環。然而，所謂“人的發現”，在某種程度上，是文學在以西方為“他者”的想象中，對“革命”、對“壓抑”的反叛與控訴。具體到小說中，小項對情欲的渴望和開放，某種程度上呈現了西方女性主義思潮下，文學對中國壓抑女性欲望傳統的反叛。

呈現了“他者”，艾偉又試圖對“他者”進行解構。出軌后以為自己擁有了浪漫愛情的小項，在現實生活中陷入被丈夫報復，身心皆傷的困境。多年后，她認為“至于他的思想、品性、為人處世無法在床上完全看清楚，而是需要日常生活”。而呈現了東方醇厚、圓融之韻的舞劇《婦女簡史》，則是對純西方式的、呈現了“個人生命中本能的暴烈和激情”的現代舞劇的反思。進而言之，在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當代女性對身體和欲望的探索邊界何在？欲望的宣泄與世俗日常如何平衡？西方這個現代化的、開放自由的“他者”，在此受到深沉的反思。拉康的鏡像理論認為“自我”的建構總是需要借助于“他者”。然而，《敦煌》告訴我們，自我卻也可能陷入“他者”的陷阱之中。如何平衡“自我”與“他者”，是小說帶來的思考。

@鐘溪：副線與復調

艾偉的《敦煌》以沒談過戀愛便結婚的小項婚后出軌的情感糾葛為主線，以周菲排練舞臺劇為副線，“劇中劇”的結構設置使得小項的婚姻生活與周菲的舞臺劇形成具有隱喻意義的對照關系。《敦煌》的敘事流暢，讀起來并不費力，敘事節奏與小項和男人們的周旋狀態具有一致性，此外，艾偉也是營造氛圍的高手，如陳波發現小項婚內出軌后，陡然變快的節奏形成的壓迫感以及壓抑恐怖的氛圍；而小項由這座南方城市的“外來者”變為“出逃者”后，敘事節奏又變得相對舒緩。艾偉的書寫是平靜克制的，不論是對日常生活狀態的描繪，還是對隱秘心理的刻畫。

小說的題目叫《敦煌》，但提及“敦煌”時已到小說三分之一處，小項的艷遇情人盧一明在提到敦煌時，眼睛是空洞的。此時的他仿佛不是活在當下，而是過去，而這恰恰揭示了人的生存狀態：“我”是無數個過去的“我”的呈現，而人總是帶著過去活在當下，頗有縱深的歷史感。小項在看了盧一明的信后去了敦煌。卻在那里了解到盧一明愛情故事的另一個版本——在盧一明的筆下，他是殉情未遂，而口述版本卻是他因女友移情別戀殺死了她且自殺未遂。“羅生門”般的敘事，使真相變得撲朔迷離，形成了藝術上的復調效果，而艾偉并沒有給出真相的打算，開放式的結局，給小說增添了光亮與可能性。同樣，艾偉也沒有對其中的愛情倫理關系做出是非判斷，他只是延續著發掘人性的方向，讓小說人物來冒險。

@陳杏彤：破碎與充盈

《敦煌》書寫女性出軌的故事，有一種熟悉感，來自于《包法利夫人》的敘事傳統。女主人公小項的前期遭遇無疑是當代的“包法利夫人”——未經熱烈浪漫的戀愛就步入婚姻，對愛情滿是幻想與憧憬。出于對少女時代沒有戀愛經驗的遺憾，小項在婚后開始尋找“愛”。她先是遇到單位的韓文滌，在想象中虛構理想型情人、付出愛慕與崇拜，但想象在現實中被輕易擊碎。不久，小項在出差期間遇到“花花公子”盧一明，三天的繾綣纏綿使她徹底釋放身體，享受情欲。小項和包法利夫人一樣經歷了兩任情人，在當中感悟精神之愛和肉體之愛。不同的是，包法利夫人的情欲和物欲一發不可收而自我毀滅；小項卻在兩段婚外情中自我成長，更加理性地追求愛情。她在離婚后遇見干凈溫柔的秦少陽，不堪的過往在此得到諒解，兩人準備開啟新生活。這一切卻遭到前夫陳波的報復性破壞，小項只好回歸原家庭，但夫妻間的感情破鏡難圓。小項原先是道德衛士，對好友周菲的出軌怒氣沖沖，但她后來對愛情、對人性有了全然不同的體悟。而陳波不去糾正童年陰影對兩性關系的曲解，這使得他忽視小項的內心想法而后者只能向外尋求溫柔，也致使自身走向極端，那些病態行為的背后都指向了他對于愛情排他性和婚姻忠誠度的執念。

“婚外情”一方面充盈了小項的生命，另一方面直接導致了家庭的破碎，將陳波性格中的偏執瘋狂逼壓了出來，但艾偉用現代邏輯將文學經典進行了新編，無意討論“婚外情”的道德性。故事的結局是開放的，小項的人生自然充斥著“罪與罰”，但“愛”并非只能通向“窮途末路”，她也有資格通過懺悔來實現新生。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21年4月26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