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甘南藏族自治州是1963年的9月，和藏族學者、詩人丹真貢布在瑪曲的一間小土屋里住了較長時間。當時的瑪曲縣城只是坐落在大草灘上的一二百間土坯小屋，屋頂多是鐵皮，還不及別處的一個普通小村莊大。竟然有一家建在地窩子里的新華書店，上面蓋著碧綠的草皮，工作人員只有一個。令人難忘的是后面的墓群埋的死人比活人還多。論自然風光可真是美得醉人，我的詩《明月出草原》就孕育在那里。那一年我沒有去卓尼，后來知道，誕生在卓尼的藏族女詩人完瑪央金那時才剛一歲。

我第二次去甘南是在“文革”后半期的1972年的11月，是和一位作曲家被派去體驗生活的。我們在夏河看到的拉卜楞寺已經被拆毀了五分之四，剩下的房屋成了人民公社的手工作坊。在首府合作，我們沒有見到任何甘南文學界的人。后來知道，那時的完瑪央金正在合作上小學。

我第三次去甘南是1980年的12月，是應恢復工作的甘南文聯的邀請，與汪玉良、曹杰一起去給業余作者們講課。我們三人交叉著講了好幾天，并閱讀他們的各種作品，提供修改意見。作者中有一個18歲的藏族女孩，詩寫得不錯，人少言寡語，文靜而靦腆，她就是未來的詩人完瑪央金。

在那以后的許多年里，在甘肅的一些文學活動中，我們就常見面了，她的作品我也讀過不少，卻竟然不曾評論過她，總覺得欠了一筆甘南文學的債。對于甘南的重要作家，我雖然評論過丹真貢布、尕藏才旦等人的作品，但完瑪央金是不能忽視的。

不久以前，她寄給我一本散文集《洮河岸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這是她繼《觸摸紫色的草穗》之后的又一本散文集。我讀完以后，還真的有許多話要說，因為這是一本難得的散文集，它相當集中地寫了她的童年少年時期家鄉的人和事，書中風情萬種，民俗獨特，時代烙印深刻，場景已不再現。文章筆法細膩，意切情真，像一厚本用文字翻拍的社會影集，具有歷史與文學的雙重價值。但我不想為它寫一篇泛泛的、全面的評論，只想談談完瑪央金書中的語言，因為這一點在她的散文中表現得更為突出，且很少有人談及。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換句話說，文學的基本要素是語言，文學之所以能稱為文學是因為它使用的是文學語言。這個文學的基本常識、文學的基本要求、同時也是文學的最大優勢，卻往往被人忽視，在許多文學作品的討論和認知中，語言問題經常會遭到諸如主題、題材、體裁、結構等問題的遮蔽和干擾。殊不知一部文學作品的成敗，語言是起著決定作用的。

究竟什么樣的語言是文學語言？學術界似乎沒有一致的定論。就像什么是詩一樣，古今中外有數不清的說法，至今也沒有一個絕對正確的定義，因為文學和數學不同，由于觀點、認識、角度、愛好、需要甚至心境的不同，不可能得出如同一加一等于二那樣的結論。不過有一點是應當明確的，那就是必須首先把通順和達意排除在外，因為能夠把話語說通順、把意思表達清楚是一切語言的最低要求，遠遠上不了文學語言的臺階，正如我們界定什么是人，不能把會呼吸會吃飯當作條件。下面依我對文學語言的看法來談談完瑪央金的散文。

精確性。曾有一位作家說過：任何一個意思都可以有十幾種不同的語言表達方法，作家的責任就是要找到那最恰當的一種。文學語言應當是描述一切事物、表達思想感情最精確的語言，也就是經過反復選擇的、最恰當不過的語言。完瑪央金在“巷道”一節中有這樣一段描述：“常見老年男人披件外衣，嘴里銜著羊腿骨做的煙鍋，蹲在墻根曬太陽。頭發斑白的女人們已經老眼昏花，做不得針線，坐在小木凳上，任憑小孫子在膝邊繞來繞去，把自己拉扯得東倒西歪。”其中“銜著”“蹲在墻根”“繞來繞去”“東倒西歪”等詞語，仔細品味，都是經過琢磨和選擇的，精確的，最能傳神的。再如她對“小腳奶奶”吃蠶豆的描寫：“滿口沒有一顆牙齒……嘴唇不時蠕動著……早上含一粒，咂巴味道，到晌午吐掉。”其中“蠕動”“含”“咂巴”也都是不可替代的精確語言。

形象性。文學語言與評論、新聞語言不同，最忌諱抽象性。如果使用抽象的語言來寫文學作品，人物等同概念，情景必定模糊，感情埋于理性，讀來興味索然，那肯定會是失敗之作。比如寫一個缺乏素養的食客，用的是“不講文明”“不顧影響”之類的語言，絕對是沒有形象感的。完瑪央金是這樣描寫的：他“高聲說話，剔著牙，把擦完嘴的餐紙扔在地上”。短短的13個字，就刻畫出了他的粗鄙形象，這就是文學語言的力量。又如她對一位“陜北老八路”出身的“門衛”的描寫：“他每次講話，都得先把一桿煙鍋從嘴里拔出，一開口，牙黃黃的。”這種細膩的觀察，用抽象的語言是無法表達的。

審美性。文學語言是美的，是“雅言”，是高檔的語言。它排斥啰嗦和平淡，更排斥粗俗與骯臟，閱讀它是一種美的享受。文學語言的審美性既包括語言自身之美，也包括它所營造的意境之美。對此，作為詩人的完瑪央金是尤其懂得的。你看她對草原的描寫：“陽光清澈地灑在河兩岸的草地上，點點牛羊緩緩移動，一群軍馬悠閑地吃草。抬頭看天，離得很近，云彩仿佛舉手便摘得。”這樣美的畫面只有使用文學語言才能構成。她寫松樹：“松樹站得很本分，端端正正，枝干伸展得很有分寸，把陽光雨露，大片大片地讓給了粗壯的和瘦弱的楊樹。”不但景象美，還寫出了松樹的品格美，充分體現了作者的文學語言的修養。

隱喻性。文學語言還有個微妙的特點就是具有隱喻性，有時有話故意不直說，而是點到為止，或者欲言又止，或者只是展示一幅畫面、一種情景、一個動作，讓讀者自己去領會琢磨，自己去做出結論，其中的誘惑力和趣味性自不待言。請看完瑪央金的這一段“領導給群眾拜年”的描寫：“那個書記……坐一輛蘇聯進口的華沙轎車，從車上下來，肩膀聳一聳，披正身上的軍大衣……身后跟著五六個提公文包、拿水杯的人員。”他“用穿軍用大頭皮棉鞋的腳踹門，里面的人誠惶誠恐滿面笑容迎出來。……書記進屋站著不落座，所有人都站著。書記環視房間一圈，又啟動兩片厚嘴唇不是十分清晰地說：好好工作！轉身離開，不耽擱，去下一家。即使誰家的門被踢落了油漆，也是倍感榮耀的事——小城最大的人物來家里了。”這是多么精彩的隱喻性文字！表面看來它只是純客觀地敘述，卻活靈活現地展現了那位上級領導的傲慢與下級群眾的奴性。它比直接進行評說更能深深刻入讀者的內心。

創造性。文學語言不是“陳言”，不是人云亦云的語言，不是讓人的“耳朵磨出繭子”的語言，而是鮮活的、具有創造性的語言。這種例子在我國的古典詩歌中最多。我來引證一段完瑪央金寫她在舅舅家吃面片的文字：“那是一碗端起來就香味撲鼻的面片。清清的湯上漂著零星油花，碧綠的新蔥葉子間臥著一顆荷包蛋，靜若睡蓮。”荷包蛋臥在新蔥葉子中靜若睡蓮，其創造性、新鮮感十分明顯，讀來令人欣喜，這就是文學語言的創造性帶來的效果。又如，她寫一位姑娘“天生一副好身材，裊裊婷婷，走到哪里，皆引來一片回眸”，這個一片回眸就帶有創造性。再如，她寫柳葉“小的如指甲蓋，半露半藏，有點自卑和怯懦”，這也不是常見的那些形容。

音樂性。文學語言的音樂性是由漢字的單字單音、具有四聲的特點決定的，組合起來千變萬化，讀將起來抑揚頓挫，這是它獨有的優點。我國的古典文學都是有音樂性的，詩歌就不用說了，最突出的是駢體文，它的四六句的節奏是如此鏗鏘。現代文學當然不能復古那種接近死板的節奏，但是根據漢字的優勢適當講究節奏、令人讀起來有一種音樂性的美感，從而為文學語言增輝添彩，也是必要的。完瑪央金的散文，對于這一點似乎不太在意，雖然也有含著音樂性的語言出現，例如“清晨、黃昏、春去、冬至，每日深深地呼吸，便感到卓尼那特有的醉人的味道，時時想：我還要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