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滬動手術之前，媽媽忽然問我：你說到底有沒有來世呢？我沒有猶豫就回答：當然有，否則怎會這么多的人都信這個呢。她點頭，表示認可。我又告誡她，要少罵人，少看不起別人，要多看別人的好處，內心善意多了病因也就被趕跑了。爸爸在一邊嘿嘿笑，沒敢附和。媽媽笑著道，我什么時候看不起別人了，多少人都跟我交情深厚著呢。看到爸爸在笑，她指著他又為自己進一步辯解，老頭子實在坍坂我才數落幾句，現在，我也很少說他的了……爸爸沒敢揭發她一日三遍地發脾氣，五十多年了，誰沒數呢。可是，最近這幾年，媽媽體力下降，脾氣比以前好得很多了，也是事實。

媽媽十一歲喪母，十六歲和哥哥弟妹們相繼插隊落戶到農村，十九歲喪父，頂替進工廠當工人。她常說，在農村插隊的幾年正是長身體時候，吃不飽，做的卻是全勞力的重活，真是受盡了苦。她和大舅都是矮矮的個子，可是冬天村里罱河泥，他們拼命往你土畚里壓河泥。那時的冬天真冷，屋檐下凌凍可以積到一尺多長，手臉耳朵都生了凍瘡，直到天氣還暖也不收工。挑河泥是活受罪，他們那樣的個子，直起身來擔子才離開地面幾寸高，赤著腳一路打滑，可沒錢買一雙橡膠套鞋。農村人看見他們都出工，當天算集體義務工，一天就全白干，看他們請假，就計工分，反正就是變著法子克扣。其實也難怪農村人，家家戶戶都窮到那個分上了，年底分口糧結工分的時候，村子里此起彼伏都是吵架聲，不用問，總是婆媳之間爭奪那點口糧的歸屬權。城鎮戶口的人插隊下去，搶了他們的口糧田和自留地，能給你好日子過嗎？媽媽種了一窩南瓜，眼看著一只南瓜越長越大，可是某一天卻突然失蹤了。媽媽知道是誰偷摘了，她是要把南瓜當口糧的呀，上門去吵架，剩下的半個南瓜還剩在門背后，對方卻死活不認。媽媽站在人家門口邊罵邊哭，全村沒一個人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媽媽晚年還回憶起這樁事，說，不就是為了一個老南瓜嘛。

媽媽頂替進的工廠是一家冶金企業，學電工，算是比較輕的工種。但是戶口還在村里，她的身份就成了低人一等的“亦工亦農”。在這個男人的世界里，身處貧困的家境，她的心情是壓抑的。但是比起農村生活畢竟改善了很多，外公當年的老同事、徒弟們也都對她有關照，她憑初中那點基礎，咬牙學習從未接觸過的電器知識，很快技術就拿得出手，成了嘴硬手也強的技術師傅。后來，她資格更老了，工作經驗更豐富，帶的徒弟們都紛紛獨當一面，企業規模也越來越大，她在自己那個專業領域里逐漸可以動嘴不動手并且有了評判權，一些操作技術弱的工程師看見她時常會繞道避開走。她說，弱的不欺，強的不怕！早年插隊和頂替的經歷告訴她：要在并不適宜的土壤上生存，就只有抗爭，這經歷養成了她一輩子天不怕地不怕、寧折不彎鍥而不舍的性子。有時這性子也有點過，有什么辦法呢，說到底，在那種環境里生存著的人們，也就是認個服氣。理性的辨析并不是他們自覺的選擇，至少肯定不會是首選。

跟爸爸的結合也經歷過小小波折，他們是自由戀愛，在那樣男多女少的工廠里，自然是爸爸主動的。爸爸的家庭雖然在新中國成立后敗落，但多少還有點底子，而媽媽家則早已是父母雙亡家徒四壁，爸爸家里人當時有些為他們生計擔憂。這些話傳到了她耳朵里，讓敏感而脆弱的媽媽感覺受到了歧視，即便經過多年彌補，她的心里終究念念不忘。

爸媽結婚時候是租住工廠附近的民宅，前后換過好幾家房東，十余年間在這條街鎮上遷徙，倒跟大半個鎮的人都混成了街坊鄰居。后來隨著社會發展企業有了職工家舍，可是分配是有條件的，優先分給夫妻兩人均是城鎮戶口的雙職工，媽媽和我們兄弟的戶口都在農村，后來有政策可以落實一個孩子“農轉非”，哥哥才成了城鎮戶口。所以，我家就一直分不到房子。媽媽不服氣，他們兩人的工齡加起來都超過四十年了，就不能照顧一下？各種辦法都想盡，甚至直接找外公當年的老朋友其時的總廠廠長，拿到了親筆批條，可是工會一個會議開下來，還是被“民主”掉了。分房的榜單公布，我家還是落了空。

媽媽氣壞了，既然說我是農村戶口不給分房，就到插隊的農村去要宅基地，自己建樓房。好在那時爸爸已經當了多年倉庫主任，跟周圍幾個村都有用工和業務上的聯系，說建就建，樓房造得飛快，兩個多月時間就從打地基到上梁全都完工，一棟兩層帶閣樓的新樓房就在她當年插隊的村上矗立起來，這速度叫很多人為之眼紅。農村當時的生活條件比工廠艱苦，村民們都爭著來幫忙，就連當年偷她南瓜的人見了她都賠著笑臉，試探著問能不能請我爸爸幫忙，弄個人進廠當臨時工，看到“冤家”低頭伏小，她總算是吐出了一口惡氣。

在交通主要靠腿走的年代，一家大小全在鎮上上班上學，雖說只有兩里多路，但是鄉道崎嶇，下雨下雪行走到底不便，因此在新樓房里前后只住過幾個月時間，我們還是在鎮上租房居住。那時工廠分房政策出現松動，說是只要雙職工沒有房產的，就有資格申請了。這些已經難不倒媽媽，大舅在鄉鎮企業當了廠長，大舅媽是村長的親妹妹，小舅參軍后復員在鎮上縣屬企業當副廠長，一家人在地方上興頭很足。媽媽跟村里打了個招呼，和小舅做了張賣房的契約，這樣我家就成了“無房戶”，哥哥上中學我上小學那會兒，我家終于分到手一套80平米的兩居室。當走進南北兩個陽臺、裝著鋼窗、揮發著石灰水特殊堿味的房間的時候，我們全家松了一口氣，這才真正感覺自己是個理直氣壯的“街上人”了。

那時媽媽還有一個棘手難題要去解決，我們兩人的戶口問題還都懸著呢，她是國有企業的“亦工亦農”，我是鎮上小學的借讀生，這始終是她的一塊心病。當時內部文件有落實當年插隊青年戶籍的指示精神，但鄉鎮里并沒有風聲，而審批的權限也要到市級公安機關。從插隊的村里和就業的工廠打證明起，到鎮里派出所開始報批，到縣，到市，那是多么遙遠而渺茫的事啊。她結識的一位近鄰朋友，是一位退休女教師，在派出所管過幾年戶籍，她把文件抄錄出來透露給了媽媽，這迅即點燃了她的希望。打聽到小舅有戰友復員在市公安局，她請了假，備了禮，乘公交車跑了好幾趟城里，卻都徒勞往返。爸爸都勸她知難而退算了，但是她不肯，最后，居然真被她拿回來一張蓋上鮮紅印章的表格。事后，她對我說；你上中學的時候，可以名正言順地填上“城鎮戶口”這幾個字了！

我們的這個家，可以說是爸媽兩個人白手起家創造出來的，媽媽持家的精細就如同她做電工一樣，甚至是錙銖必較。多少年新春回祖母家過節，她都是小年夜那天把我們兄弟送上廠里的班車，一人搬一張小板凳，讓我們兩個孩子坐進大卡車的敞篷車廂，托付同路的同事照看，從無錫西面回到無錫東面去。她和爸爸則要加班到初四以后才會過來，從大年夜到年初三的這幾天加班費算雙工，加幾天班，這個月就能多得二三十塊工資。對于她來講，所謂的吃個團圓飯之類不過就是個虛飾，而多收入的這幾十塊錢，可以為我們兄弟多買多少雙襪子多添幾身衣服，家里可以多開幾次葷呢。她是寧愿要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盡管嘴上也經常以單位不準請假為由搪塞敷衍，但對于親戚的勸誡卻絲毫不予理會。連續有二十來年，她都舍不得放棄雙工，爸爸也只好聽從她的安排。在這樣實質性的決策面前，他沒有絲毫挑戰底線的勇氣，這也是多年生活教訓的積累。

……

（節選自《天津文學》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