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時代與人：一切故事，始于一道門——羅偉章、阿來文學對談暨《誰在敲門》新書沙龍”在成都三聯韜奮書店舉行。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四川省作協主席阿來，人民文學獎獲得者、省作協副主席、《四川文學》主編羅偉章，《當代文壇》主編楊青齊聚一堂，圍繞羅偉章新作《誰在敲門》進行文學分享。

《誰在敲門》是羅偉章最新的長篇小說作品。繼《饑餓百年》寫盡“父親”身為農夫卑微坎坷、堅韌不屈的前半生后，《誰在敲門》以“父親”的退場為切入點，“父親”的離世意味著一個時代落下了帷幕。子孫輩悉數登場成為新時代的主角。大時代的洗禮悄然改變著每一個農民子弟，在道德與欲望之間如何堅守與自持？每個人在時代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也將指證他們不一樣的命運。該書日前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搖擺時代里的個體命運

在文學創作中，長期存在“上帝視角”的問題，作者在進行故事敘事時，一般采用直線敘事的方式，引領讀者一步步達到真相。而在閱讀《誰在敲門》時，楊青感覺到第3頁到第1頁無法鏈接，“羅偉章的敘事視角讓閱讀必須慢下來。他才有一種平視的視角，是一種不摻雜個人情緒的零度寫作，才用了一種局限性的寫作視角。”

對比，羅偉章表示，在寫作《誰在敲門》時，他并沒有專門去思考過零度寫作的問題，“每個小說都有自己的氣質，這與小說的題材有關，與寫作者當時的想法有關。”而決定《誰在敲門》氣質的，是觀念的沖突，以及沖突中個體的經歷問題。這個主題在羅偉章筆下，自然呈現出了楊青所說的零度寫作的氣質，“天地中人的日常，以及在時代洪流中個體的命運。”

阿來認為，《誰在敲門》與羅偉章近年來持續的對文學語言的探索創新是一貫的。“羅偉章是四川中年作家中最持久的進行寫作努力的作家，”阿來表示，一個有惰性的作家很容易受到媒體、評論家的影響，將自己的寫作局限在某個流派中，去追求標簽下的人和文本。但羅偉章作為一位真正有活力的作家，“會不斷突破藝術創作的偏見。這么多年來，羅偉章自己沒有被束縛住，永遠在跟語言搏斗。文學家的努力就是在開拓表達跟溝通的空間，致力于提高語言文字的表現力。”

個體經歷與人類普遍性的聯結

“有時候，敲門聲是人的臉，也是人的心，哪種人敲出哪種聲音，就跟哪種人會說出哪種夢話一樣。”這是《誰在敲門》的第一句話，但在寫出之后就被放在了那里，沒有想過這會變成一部60余萬字的小說。

分享會上，羅偉章告訴讀者，這本書源起于自己2016年被省作協派到雅安市蘆山縣文聯工作。當時的羅偉章每天在蘆山各處行走、觀察。有一天回到成都，在和家人準備吃飯時，“電視機響起歌聲，歌詞是什么不知道，畫面上活動著幾個穿民族服裝的男女，什么民族也不知道。他們荷鋤走在田間，邊走邊唱。我身上一陣抽搐，繼之淚水滂沱。”

羅偉章從這支歌里，感受到了“他們的祖先挽著褲腳，把愛情系在頭發上，弓腰趴背，在大地上勞作。天空蒼黃，如同逝去的時光，人，就這樣穿越時光的帷幕，一步步走到今天。人是多么堅韌而孤獨，又是多么孤獨而堅韌。”這種情緒與突然間就和他在蘆山的所見所聞聯系起來了，甚至和羅偉章家鄉的老君山聯系了起來，使他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寫作靈感。

這是一種來源于個體經歷，卻又和人類普遍命運聯通的感覺。阿來認為，這就是愛德華·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應當具備的品格，一個能把個人的困苦、苦難、創傷自動地跟這個世界上所有人的普遍命運結合起來的人。阿來認為，“有時候文學就是在矯正社會認知，平衡社會情緒。”因此，好的作家也是能夠體現公共知識分子標準的。

文學創作中的創傷記憶

在所有的文學普遍性中，由痛苦、創傷所帶來的普遍性構成了眾多文學經典的情感基礎。

分享會上，羅偉章也就自己對痛苦的體驗進行了分享。他回憶起自己小時候第一次讀巴金的《寒夜》時的經歷。“當時字都還認不完。但讀完《寒夜》仍然讓我覺得心胸開闊、被解放了。因為它使我明白，我不是天下最痛苦的人，不是唯一痛苦的人。世界上的痛苦有很多種形態。”

羅偉章認為，“讀書的好處就是把一個人撐開，你從中讀到自己，讀到兩個人、三個人乃至千萬人。當你心中裝有千萬人時，不當作家都很難。”當從作品中讀到千萬人時，也就真正讀懂了文學作品對于人類普遍性的關懷。

對此，阿來表達了認同。阿來表示，很多作家會被問“為什么成為作家”或者“為什么寫這部作品”等問題，大家通常期待聽到作家分享一些很個體的故事。但事實上，“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的悲苦和快樂不會比別人多也不會比別人少。從某種程度上說，作家在時代的洪流中，在自己不能意想的地方被傷害不可避免。”因此，個體的痛苦雖然對一部文學作品來說很重要，但是否能夠抵達人類的普遍性才是決定作品優劣的關鍵。

（圖據三聯韜奮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