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是一項舉世矚目的輝煌壯舉，是一次意義空前的偉大創造。這一壯舉和創造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古老中國的面貌、境遇和命運，以及它的世界影響和國際地位，而且還真正喚醒和振奮了國人的精神、意志和訴求。

向往光明、追求進步的廣大知識分子，包括職業革命家，在投身壯闊時代洪流和火熱社會實踐的同時，滿懷激情，敞開心扉，捧出了一系列傳播先進思想、呼喚社會變革、展示歷史圖景、表達人民心聲的散文作品。這些作品憑借嶄新的精神內涵和獨特的審美風范，以及巨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構成了百年中國歷史上一道常讀常新、青春永駐的文學風景線——紅色散文。

作為中國共產黨在砥礪前行中催生的精神火花，紅色散文自有強大而穩定的意旨基因和價值取向，但就其審美表達的物象與方式而言，分明是一個豐富多彩的藝術世界。

在這個世界里，既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瞻遠矚，抒情言志，又有一代代革命事業后來人的嘉言懿行，高風亮節；既有崢嶸歲月里無數英烈先賢的壯懷激烈，出生入死，又有硝煙散盡后廣大勞動者的艱苦創業，無私奉獻；既有風展紅旗的高歌猛進，又有山重水復的曲折回旋；既有踏訪革命圣地的綿綿思緒，又有沉吟紅色經典的涌動情潮……所有這些溢彩流光，在歷史天幕上交匯成紅色散文繽紛生動的藝術景觀，同時也自然地呈現出屬于它的突出個性與鮮明特點。

彰顯思想的光芒與理性的力量

在文學樣式中，散文具有顯見的“我思故我在”的特征，這決定了優秀的散文篇章，理應承載具有真理品格、能夠昭示歷史進步和人類解放的觀念形態，以此啟迪和引領人民群眾自覺投身于偉大的時代變革和社會實踐，同時也為紅色散文注入真理的血脈和文化的滋養，使其在整體上站到了歷史高處和時代前沿，彰顯出思想的光芒與理性的力量。

李大釗的《新紀元》和《新的！舊的！》發表于“五四”之前，或敏銳揭示當時中國社會的矛盾性與“不調和性”，或熱情呼喚全世界勞工階級的崛起，以及由此產生的人類新紀元、新文明，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應運而生進行了輿論鋪墊。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為悼念張思德同志而作，文章不長，但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性質、任務和奮斗宗旨，宣示了革命者特有的生死觀和價值觀，從而成為共產黨人永遠的綱領和經典。陶鑄的《松樹的風格》和《革命的精神生活》，聚焦共產黨人的精神世界。其中闡揚的遠大理想、高尚情操和堅強、樂觀、無私忘我的“松樹”品格，對于共產黨人來說，是確立自身的根本標志。梅岱的《明斯克鉤沉》記述作家的白俄羅斯之行，其跨越時空的見聞與思考，精辟解析著當今世界的發展變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遇到的嚴峻挑戰，同時又滿懷信心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開啟社會主義新時代和新長征的豪邁情懷。

新時期以來，多位作家學者不約而同地寫下拜謁或重讀馬克思的文章，其中聶錦芳的《在〈資本論〉產生的地方》、朱增泉的《緬懷與思考》、梁衡的《特里爾的幽靈》等，均以新穎的見識豐富和深化著人們對真理的認知。華羅庚的《寫給向科學堡壘進攻的青年們》、劉亞洲的《精神——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王巨才的《回望延安》、韓少功的《萬泉河雨季》等，都承載了足夠多的思想光澤和精神重量，它們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意義，給人以啟迪乃至震撼。

人物形象立體而鮮明

文學是人學。文學作品必須寫人，小說是這樣，散文亦復如此。不過同樣是寫人，小說和散文仍有區別：小說重在塑造客體的人物形象，而散文則更多披露作家的內心世界——散文有時也寫客體的人物形象，但這些客體人物仍然浸透了作家直接的目光打量與情感評價，是作家心靈的延伸。唯其如此，我們才常把散文看作一個人的心靈史。而在這一維度上，紅色散文同樣多有佳篇。

細讀朱德《回憶我的母親》，文中的老人家辛勤勞作，艱難持家，自己是窮人還不忘周濟比自己更窮的人，對于兒子從事的革命事業，給予默默的支持。文章結束處，作家把母親與千百萬勞動母親聯系起來，深情寫道：“我將繼續盡忠于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盡忠于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國共產黨，使和母親同樣生活著的人能夠過快樂的生活。”這時，作品顯示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質樸本色與博大情懷。

《可愛的中國》和《清貧》是方志敏在囚室里寫成的紅色經典。作品對惡魔戕害祖國母親的猛烈抨擊，對未來中國美好前景的殷切呼喚，對生命追求與個人操守的坦蕩告白，把共產黨人的肝腸與初心表現得酣暢淋漓。鄒韜奮在生命最后時刻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這使得一篇短短的《遺囑》，盡顯信仰的崇高與信仰追求的美麗。

劉白羽的《長江三日》記述作家乘江輪順流而下的經歷，筆端呈現的或激流勇進或從容安詳的情景，是三峽的性格，更是作家革命理想主義精神與激情的外化。李健吾的《我有了祖國》透過“我”在外國和舊中國的遭遇，表達了新中國成立帶給自己的幸福和自豪。李若冰的《柴達木手記》，通過描寫西部大地沸騰的勞動場景，傳遞出作家對社會主義建設者以及壯麗山河的深愛與禮贊。而一部《雷鋒日記》則直接敞開了人民好戰士的內心世界，使我們懂得了什么是“平凡而偉大”。

周立波的《韶山的節日》、魏鋼焰的《憶鐵人》、梁衡的《大有大無周恩來》《方志敏最后七個月》，丁曉平的《老漁陽里2號的百年時光》，以及沈俊峰寫鄧稼先的《假如可以再生，我仍選擇中國》等，雖然都是隔著時空為偉人和英烈畫像，但由于作家進行反復的現場采訪和細致的資料爬梳，同時又注入對歷史和人民負責的寫作態度，所以同樣具有很強的真實感和可信性。由此可見，優秀的紅色散文可以視為文學版的黨史，它同樣具有信史一般的認識價值和恒久生命。

飽滿的精神升華與情感綻放

紅色散文所高揚的精神旗幟，從來不是一種預設的、外部的存在，而是作家源于內心的真誠表達。許多紅色散文家，首先是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和踐行者，是無怨無悔的革命者。對于他們來說，驅筆為文不是寄托才情，更不是博取名利，而是基于理想、使命和責任的以筆為旗，直抒胸臆，是在斗爭或工作中的精神升華與情感綻放，正所謂“血管里流出的總是血”。這樣生成的散文之花，自然別有神采和魅力。

散文可以有必要的合理的藝術虛構，但絕不能仰仗和放縱虛構。尤其是當散文作為相對完整的歷史側面或時代畫卷加以呈現時，其形象的真實感和本質的可信性，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藝術品質。在這方面，紅色散文又一次顯示了自身的不同凡響。一批作家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引，以嚴格的現實主義精神和非虛構手法為武器，充分調動個人介入歷史與現實的獨特資源和優勢，留下了一系列具有歷史現場感和藝術真實性的作品。

陸定一回憶紅軍翻越瑤山的《老山界》、魏巍速寫抗日戰場的《黃土嶺戰斗日記》、東平報告新四軍挺進敵后的《向敵人的腹背進軍》、菡子描寫志愿軍戰士的《激渡》、楊得志的《強渡大渡河》、荒煤的《奔向延安》、杜鵬程的《夜走靈官峽》等，作家就是作品中的人物，他們在歷史現場有著深切記憶和豐富體驗，筆下文字既有年代特征，又有生動細節，容易形成代入感和誠信力。方紀的《揮手之間》、子岡的《毛澤東先生到重慶》、劉白羽的《沸騰的北平城》、李水清的《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前升起》、朱增泉的《飛天記》等，記錄了紅色歷史的大場面或大事件。作家作為當時的在場者和見證者，精心調整視線、焦距和節奏，努力再現各自鎖定的宏觀場景與整體過程，同時敏銳捕捉現場獨特的畫面、細節和氣氛，從而將現場傳真般的藝術長鏡頭，儲存到時代的天幕上。

生成于紅色實踐的紅色散文，擁有助力民族解放、促進社會發展、推動歷史進步的使命感和功用性，但這不意味著紅色散文一向只注重內容厚重而不講究審美營造。事實上，在紅色散文的藝術長廊里，構思精妙、質文俱佳的篇章并不少見。

茅盾的《白楊禮贊》《風景談》用現代色彩的藝術手法，把寓于景物之中的延安生活和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得雄奇壯觀、萬千氣象。秦牧的《社稷壇抒情》《長街燈語》將寫景、抒情、思考和知識傳播熔于一爐，讓幾個方面互為條件，相輔相成，構成濃郁立體的審美磁場，擁有強大的感染力。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用“我”的深情推動和澆灌敘事，使筆下的英雄愈發勇敢質樸、可敬可愛。劉上洋的《萬里長江第一灣》，由長江水流的從容拐彎談到中華文明的兼容并蓄、揚棄發展，再談到中國革命的迂回曲折，改革前行，于是“彎”有了哲學意義，整篇作品也有了移步換形、曲徑通幽之美。楊朔的名篇《茶花賦》《荔枝蜜》講構思，講意境，講文采，把散文當詩一樣寫，曾經影響了一代人的文風。后來雖受到不少的異議，然而拉開時間距離再看時，其藝術上的某些特質迄今仍在散文的河流里或隱或顯地賡續著、發散著。這仿佛提示人們，對于紅色散文的藝術成就不容小覷，更不能低估。

（作者：古耜，系中國作協散文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