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做錯了事，大人總會恨恨地罵一句：“沒腦子，這樣的事也能做錯。”看來，有腦子是件好事。可是，怎樣有腦子，我滿懷疑惑卻沒有一個明確的渠道給我解疑釋惑，然后又接著犯新的錯誤，被家長揪著耳朵罵。只能小聲嘀咕：“啥是有腦子？”

小學位于村莊最南部，兩排長長的石墻紅瓦屋，中間以過道分成東西兩部分，后面則是一個操場，說是操場，不過是在上面撒了點兒沙子和爐渣。我們做廣播操時，常常故意弄出很大的動作，塵土卷在陽光里，洋洋灑灑，金光閃閃。那天，正在做課間操，忽然聽到“撲通”一聲，在跟著廣播正整齊劃一伸展身體的我們來說，這聲響顯得很突兀。我們齊刷刷扭頭向聲響發生處看去，原來是四年級的一個男生栽倒在地。有熱鬧可看，一個人先動，后面的人也顧不上做操了，呼啦啦跑過去，只見這個男生口吐白沫，雙眼上翻，四肢抽搐，給我的感覺很是怪異，甚至有些恐怖。還是一個年紀大的老師有經驗，匆忙找了一個木棒硬塞進他嘴里，以免他咬到自己的舌頭。過了十幾分鐘，這個男生就醒了，茫然地看了看圍在他跟前的一眾人等，然后拍拍身上沾的塵土，就站了起來。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癲癇病人發作。老師說他腦子有病，這種病不僅很難治愈，而且誰也不知道他什么時候發作。后來，見了這個男生，我總是躲得遠遠的。沒腦子很可怕，腦子有病更可怕。

我對大腦真正認知來自兩幅圖。

一幅是初中歷史課本上的北京山頂洞人的圖片。從外形上看，這個生活在18000年前的原始人長相已很接近現代人，尤其是腦容量已和現代人一樣達1300~1500毫升，但較高的齒冠、突出的下頜，仍讓我意識到這時的山頂洞人還處于不斷進化的過程中。

另一幅是大腦結構模型圖。初三上生理課時，老師和往常夾著一本書來上課不同，這次他捧了一個大腦結構模型圖，模型圖呈粉紅色，畫得很逼真，一個個分區縱橫交錯，蚯蚓似的彎彎曲曲，和美一點兒不搭界，甚至丑陋，但它們在老師的教鞭指引下，一塊塊區域竟然有著明確的職能，各司其職，然后組合成一個精密的大腦。

我一直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記憶力好。凡是要背的內容，我讀過一遍基本能復述差不多。正是靠著這份記憶力，我的學生生涯是玩兒著上的。沒有付出，自然收獲不大，最后上了一所大專學校。后來為了混一張本科自學文憑，依然習慣投機取巧，每次靠著一兩周的突擊，保證了卷面分數不低于70分。如果從科學角度來說，這不過證明我的大腦海馬體比較發達罷了，或者說這是天分罷了。

唯物論認為，物質決定意識。所謂的天分便是由一定的物質基礎所決定的。人的許多才能都與天賦有關。比如，繪畫、音樂、計算、語言、書寫、記憶等都與天賦相關。原來，上帝給你哪碗飯吃，首先是由你的大腦決定的。

2014年第一季度，江蘇衛視重磅推出了一檔大型科學競技真人秀節目《最強大腦》，獨辟蹊徑地致力于傳播腦科學知識和腦力競技，舞臺異彩紛呈，競技場充滿一個又一個懸念，吸引了一大批觀眾。在個性、另類、超強的腦力競技面前，大腦被深度開發，一位位優秀的選手被冠以“魔方狂人”“數獨女孩”“指紋神探”“密碼終結者”等美譽，閃耀于舞臺。我在他們面前黯然失色。當然，他們不過是萬里挑一，蕓蕓眾生更多的是像我這樣在屏幕前觀看的普通人吧。

意外是小概率事件，我們總以為它離我們很遙遠，但意外常常不期而至。我過去經常引用日本經典動畫《螢火蟲之墓》里的一句臺詞：“誰知道明天和意外哪個先來？”用這句話來勸誡別人。但是哪天，當一場意外真的先于明天來到我身邊，我只能拿它一次次勸誡自己，希望坦然以待。

那天，我的丈夫意外從二樓摔下，導致左側額葉腦出血，不得不選擇開顱血腫清除手術。那一刻，我簽字的手有如千斤重，醫生把手術中出現的各種風險一一羅列，一個比一個觸目驚心。最親近人的生命、健康此刻完完全全地交付給了另外一個人，而我只能守候。50年的人生閱歷、智慧在這扇厚厚的手術室外，沒有任何作用，我的大腦自動清空。漫長的三個小時，我猶如困獸，坐立不安，四周的任何一點兒動靜對我來說都是一種打擾，最后不得不靠著吃面包來打發漫長的時光，盡管一天水米未進，我卻絲毫沒感覺到面包的香甜，只是機械地咀嚼。我第一次發現，人類的大腦如此脆弱。

丈夫從ICU出來后，住進了神經外科病房，進行術后康復。病房里來來往往各種病人，他們都和腦部疾病有關，腦血管疾病的人占了大多數。

這些病人大多只能吃流食。醫院的配餐室成了陪床家屬聚集的地方。看到這些與自己同樣遭受巨大壓力的人，多少緩解了我的焦慮。同病相憐，憐的不過是自己罷了。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神經外科35個床位，鐵打的醫院，流水的病人。一個病人出院，換了床罩，接著另一個病人便住進這張病床。每個病人都有自己的困境，這困境自動傳遞給他的家人，不是層級減少，而是成倍擴大。我在配餐間常常與一個40多歲的中年男子相遇，他長相平凡，戴著一副眼鏡，有點兒書卷氣，讓人觸目驚心的是他滿頭的白發和郁郁的面容，這增加了我對他的關注。他的兒子很優秀，考上了一所985高校，在上大學二年級時，不小心從床上掉下，摔傷了大腦，第一次治好了腦外傷，以往的陽光不再，出院后回到學校，當眾犯病，留下了癲癇的后遺癥，只能第二次回到醫院。生活剛在兒子面前展開一幅優美的畫卷，一場意外，上帝將這幅畫卷了起來，也讓他連承受歡樂的能力似乎都喪失了。他說：“我以前從不信命，現在我信了。”這句話擊中了我的心臟，鈍鈍的痛。陷入苦難無法自拔的人，只能以這句話安慰自己或者掩蓋脆弱。

我們住在第五病房，一個病房三張床，三家人，日夜相處，很快熟悉起來。15床病人57歲，血壓高，但作為鄉鎮醫生的他平時很是注意。那天與朋友小聚，高興之余飲了幾杯酒，突發腦梗，出血量一百多毫升。快三個月了，還只能躺在床上，意識不清。哪怕只有一點兒希望，家人也不愿放棄，托人從上海華山醫院請來一位專家，來徐診療。專家最后留下一句話：“如果三個月人能醒過來，就會好的。”可離三個月沒有幾天了，15床病人戴著呼吸機依然靜靜地躺在床上，毫不理會妻兒的呼喊。如果不是積痰，讓他的呼吸如老牛拉破車，你會忘記一簾之隔的病床上還躺著一個病人。漫長的陪護將妻子和兩個兒子折騰得疲憊不堪，便請了一個護工二十四小時陪護，妻子白天陪床。妻子樂觀，喜歡與人聊天，但說起丈夫的病情，很是傷感：“他爸這一場病，我們的日子一下從天上掉到了地上。”即使病人將來清醒，也會留下偏癱、肢體障礙、神志不清等諸多后遺癥。一場病折磨的是病人，也瞬間將家人推入深淵。

醫院治病救人，搶救的是人的肉體，也救贖人的靈魂。睹物思人，看到病人，我們習慣于自動聯想，換位思考。萬一這事發生在自己身上怎么辦？上帝獨斷專行，從不跟我們提前打招呼，這可能于每個人都是存在的。即使靈魂塑造得完美無瑕，也不能阻止上帝那只靴子什么時候落下。

夜晚是最難熬的時候，尤其是那些陷入昏迷狀態的腦梗、腦出血病人，他們的氣道被濃稠的痰液重重阻礙，讓呼吸成為沉重的負擔。他們無法自救，只能依靠外力掙脫。照顧完丈夫，每每剛在窄窄的躺椅上閉上眼睛，還沒找到通向夢境的道路，便在護工為腦梗病人側臥拍背的“啪啪”聲中，清醒地睜開雙眼，這聲音在寂靜的夜晚格外的清脆，直擊人的耳膜，即使響在隔壁的病房也能讓我準確地接收到信號。醫院里病人是主角，我無權以影響休息的名義提出抗議。我只能遠離睡眠，思考人生的意義，大腦開始回歸。

我們對大腦究竟有無所有權和使用權？大腦是跟隨著我們的軀干從母體誕生的，從此與我們相伴而行。但它容量多少，能使用多少，卻不由我們控制。哪天病變了、罷工了，我們說了也不算。我們還直接或間接地對它造成傷害，以創傷、出血等方式破壞它的平衡，日常密不透風的工作讓它疲累緊繃。有些傷害可以修復，有些傷害卻是不可逆的。

而今人已五十，我絕望地、不斷地嗅到大腦衰敗的味道。五十年的無償使用，它已經開始收取利息，這利息高低仍然由它來決定，收到最后，我們的本金還能剩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