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年剛過，我又去了一趟黑峪口。

正趕上中國北方最寒冷的季節。遠處是蒼茫的大山，山下就是流經了數千年的黃河水。此時，河水夾帶著大片大片的冰凌，由北方浩浩蕩蕩順流而下。我們是開車過了黃河大橋的，爬上路邊的山頭，冷硬的北風直面而來，極目遠望黑峪口，就那么怕冷似的蜷縮在黃河對岸的山腳下。歷史上的黑峪口，曾是中國北方一座著名的渡口。渡口南北有兩處十分險惡的礁灘，水流湍急，暗礁林立，一不小心就會船毀人亡。南來北往的商船，為了安全渡過礁灘，往往要在黑峪口休息打尖，黑峪口也因此成了千里黃河上，一處十分繁華的大商埠。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抗日戰爭時期，參與創辦興縣農民銀行的劉少白先生，就出生在這里。

“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挺進到抗日前線，并先后創建了晉察冀、晉綏邊區、晉冀魯豫等抗日根據地。為了發展根據地經濟，支持八路軍、新四軍持久抗戰，各根據地先后建起了陜甘寧邊區銀行、晉察冀邊區銀行、冀南銀行、北海銀行等。1937年年底，在八路軍120師、興縣抗日政府的支持下，興縣農民銀行在興縣成立。興縣農民銀行的創建，為發展當地經濟、支持八路軍抗戰，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劉少白，名象庚，字少白，1883年出生在黑峪口，他是晚清貢生，后考入山西大學堂，辛亥革命后，做過山西臨時參議會議員、天津商品檢驗局局長等職，抗戰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牛友蘭，名照芝，字友蘭，1885年出生在興縣，京師大學堂學生，興縣開明士紳，與劉少白是最要好的朋友，抗戰時期，他積極捐資捐物支持八路軍抗戰。牛照芝的兒子牛蔭冠是共產黨員，當時是山西犧盟會的負責人之一。張干丞是犧盟會派到興縣的縣長，地下共產黨員。這幾個人在興縣農民銀行的創建中，均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

1940年，山西第二游擊區行政公署，后改名為晉西北行政公署。該公署成立后，興縣農民銀行改組為西北農民銀行。1947年，西北農民銀行與陜甘寧邊區銀行，合并為新的西北農民銀行。1948年，西北農民銀行、華北銀行、北海銀行，合并組建起中國人民銀行，并發行統一的貨幣人民幣。從一定意義上說，興縣農民銀行也是中國人民銀行的前身之一。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遭遇的最大危機，也是中日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大比拼。在這場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較量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不僅在軍事上取得了重大勝利，在金融領域同樣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誕生在呂梁山區的興縣農民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就是這眾多奇跡中的一個。從一無所有，到遍地開花，從興縣農民銀行，到西北農民銀行，直至后來的中國人民銀行，金融人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和智慧，也從一個側面，見證了中華民族崛起的艱難和不易。

歷史的硝煙已經散去，八十多年前，為新中國金融業的創建和發展，作出過卓越貢獻的人們，已經成為一個遙遠的傳奇。但歷史不能忘記，一個忘記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和未來的民族。記憶歷史，正是為了更好地開創未來。文學的功能有多種，但有一項重要的功能，就是探索和呈現歷史或者人生的真相，揭示歷史或者人生的真理，讓我們在歷史的回響中，明白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為了弄清楚銀行印刷鈔票的有關問題，在當地人的帶領下，我這次又實地踏訪了陜西路家南窊、賀家川等西北農民銀行印刷廠舊址。西北農民銀行成立后，最早的印刷廠建在離蔡家崖不遠的石楞則村，由于日寇多次襲擾，印刷廠又搬遷到黃河對岸，一個叫做路家南窊的村子里。當時的印刷廠有大小石印機器37臺，工人100多人。路家南窊村地勢偏僻，這么多人的吃水問題難以解決，印刷廠隨后又轉移到賀家川一帶的山溝里。抗戰勝利后，印刷廠從陜西賀家川，遷回到山西興縣的楊家坡。說是印刷廠其實就是幾孔窯洞，歷經八十多年的風雨，這些窯洞有的已經塌毀了，有的則東倒西歪，窯洞前的院子里也是茅草叢生。站在這些歷史遺址前，你仍然能感受到當年印刷廠熱火朝天又緊張忙碌的歷史氣息。

我的作品《紅色銀行》，就是以這些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細節為背景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以劉少白返回興縣與牛友蘭、張干丞，創建興縣農民銀行開始，至劉少白參加開國大典為止，重點講述了他在1937年至1942年年底，創建并擔任興縣農民銀行、西北農民銀行經理時期所發生的故事，勾勒并呈現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黑峪口、興縣、晉西北一帶的風土人情，展示我黨早期金融業發展的艱難歷程。按照“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在一些人物的經歷上，做了一些小說化敘事，為了還原本來面目，文末附錄了小說中真實人物的真實經歷。當然，在小說中，我也圍繞著銀行設計、虛構了一些人物，并讓這些人物，在小說中各自演繹自己的人生命運。

黑峪口下就是黃河。此時，這條我們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正氣勢磅礴地奔向遠方。

作者簡介：張衛平，山西省文聯副主席，山西省文學院、山西網絡文學院院長。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作品曾獲多種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