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和專著的區別很像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區別。論文可能只需要一個有闡釋價值的點的支撐，而專著需要的不只是點，它還需要線和面的全力支持。也許這還不算是兩者之間最根本的區別——最根本的區別在于專著之結構——結構之謀劃。結構才是一部專著不可或缺的根本，就如同一座立于天地之間的大型建筑的棟梁安排。那些被我們在心中認定的經典性專著，征服我們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所擁有的結構——一個嚴謹、合理而完美的結構。黑格爾的觀念當然是偉大的，但同時令我們仰視甚至更令我們仰視的是他強大的結構能力，那在文字底部所隱含著的敘述骨架。正是這種結構，保證了學術目標的實現。

一

我們無從知曉《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的作者是如何看待這些學術大師們書寫專著的“建筑美學”的，但從該專著的結構，可以推想她在動筆之前最處心積慮的當是謀篇布局。也許，為此她費盡了心思。因為她心里很清楚，這樣一部以“20世紀”為時間框架、以“幼兒文學”為描述對象和論述對象、規模較為宏大的學術專著，必須先確定下它的結構模式，這個結構模式可以將她認定的所有重要史實和觀念有條不紊地呈現。

全書六章，大致以幼兒文學的縱向發展為線索，但因為此書既不是純粹的史，又不是純粹的論，而是“史論”，既要呈現幼兒文學的創作史，還要呈現幼兒文學的批評史、理論史，既要說史，還要論史，因此就像復調長篇小說一樣，它的線索并不是直通通大路一條，而是有至少兩條線索在運行：創作的歷史、理論的歷史。它們時斷時續，時分時合，而作者最終做到了縱橫捭闔，又不著痕跡。這樣一種看似自然，和一氣呵成的閱讀而實際上是頗費心機的安排，既避免了包羅萬象、觀念和現象一團散沙之亂局，又使20世紀的幼兒文學的創作史、批評史和理論史，乃至幼兒文學的學科史，都得到了條理分明的呈現。可以說，本書預定之學術目標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該專著在行文之前所確定下的一個適切的結構。

從另一個角度講，合理的書寫結構也就是實際存在的結構，它們可能是一種對應關系。

二

作為專著，《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必須要做的一件大事是：確定邊界。

確定邊界，是這個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古羅馬時代，有一重要的甚至是神圣的職業，就是精確地測量土地，從而確定邊界。卡夫卡《城堡》中的那位一直忙碌于確定城堡和村莊邊界的土地測量員，其實是古代羅馬土地測量員的化身。確定邊界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這個世界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情都與邊界有關，比如戰爭。人類歷史上，大部分戰爭都與邊界有關。與國之邊界不同的是，一部學術專著在確定它的研究范疇、研究對象的邊界時，恰恰不是戰爭意義上的，它不是一味擴張和侵略，有時可能相反，是后退，是盡量縮小范疇，而使其邊界更加清晰，它的邊界原則是自足，是絕不占領一寸不屬于它的土地。從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要明確的邊界，就是這樣一種收縮性也更具有堅定性的確定。

它要追問的問題是：幼兒文學的邊界究竟在哪里？

《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讓我們看到的幼兒文學史，其實就是一部邊界形成史和一部邊界劃分史。幼兒文學本來是沒有的，它是在“人的發現”“婦女和兒童的發現”，特別是在認知心理學出現之后才慢慢得到確定的。該書在敘述幼兒文學之邊界確定的過程中，向我們揭示了許多道理，比如：幼兒文學不只是一個生物學的概念，更是一個社會學、文化學的概念，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幼兒文學與兒童文學的邊界，就像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邊界一樣，并不是固定的和涇渭分明的。

《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不僅詳細地向我們描述了幼兒文學邊界的形成史、劃分史，還通過思考和論證，對依然處在繼續劃分和確定過程中的邊界做了它自己的劃分和確定，十分果斷地確定了它的學科邊界和它的研究邊界。本書對幼兒文學邊界的確定，采用了與成人文學相比較、同時又與兒童文學內部其他層次的文學相比較的方法。邊界的確定，使幼兒文學獲得了合理性與合法性。“這就是我。”“我的邊界就在這兒。”“因為你們的邊界清楚了，我的邊界也就自然清楚了。”“我沒有擴展，恰恰是縮小，縮小到一切只合乎于我。”……我們在看《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回顧幼兒文學的邊界史和確定它的研究邊界時，猶如聽到了諸如此類的文字表白。

邊界的確定，從而保證了研究的有效性。

三

我們在閱讀《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時，可能會經常想到一個詞：知識面。這里所說的知識面，不僅僅指作者對專業知識的全面掌握，更多是指對專業知識以外的開闊的知識視野。該書之所以能將一些現象明晰化，將一個個話題說深說透，就是因為這些知識的聯合運用而做到的。

與古典、傳統的做學問的路數相比，現代、現代化的做學問的路數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對此變化以及變化的意義，我們還很少論及。這就是，前者利用本專業的知識做本專業的學問，后者是既利用本專業的知識又利用本專業知識以外的知識聯手做學問。錢鐘書的《管錐編》這樣的經典以及他之前那些學術大師們的經典，其追根溯源、引經據典、廣征博引的學術功力讓后來人望塵莫及，那學問做得可謂“令人嘆為觀止”。后來，這樣的學問路數依然有人追隨、效法，但總覺得不如前人了，這可能與后來人的心境有關。前人做學問心無旁騖，耐得寒窗寂寞，而后來人因為生活節奏和社會風氣的變化，要維持這樣的心境已經非常困難。但新的學術路數開始顯現其非同尋常的能耐，這就是調用一切可調用的其他學科的知識來做本專業的學問。這是學問史上的劃時代變化。

《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成功地證明了這種新的學問路數在解讀、闡釋方面所顯示出的“蠻荒之力”。它以因“他者”知識的運用而順利實現本書的學術目標之事實，向我們證明了一個新的觀念：研究對象猶如一座山頭，而攻克這座山頭的力量不只是存在于其內部，更來自周邊的山頭——周邊山頭屯兵百萬，只有調集這些山頭的力量，才能保證完勝。其實，該書對許多問題的解讀以前已經有所進行，但此次再度涉及而令人耳目一新，并感深刻，就是因為它利用了其他知識。兒童的發現，幼兒的認知狀態，兒童性的被認可，兒童觀的演變，兒童倫理的確定，等等，可能更需要其他知識的解讀——只有借助于這些知識的解讀，問題才有望得到徹底的說明。我們之所以覺得該書運用其他知識的恰當，可能與它的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有關。我們可以再提上面已經提及的一個詞：適切。

四

在史與論之間找到平衡，是這部著作必須考慮的，它很好地做到了。

該書既要呈現幼兒文學的創作史，還要呈現幼兒文學的批評史、理論史和幼兒文學的學科史。與一般描述性的文學史著作不同，它的任務不僅是呈現這方方面面的歷史，還要隨時談論、議論和評論這方方面面的歷史。這是一部“史論性”著作所面臨的十分麻煩的地方。相對于描述性的一般文學史的寫作，它更加考驗作者的理論功底和理性思辨能力。隨著閱讀的深入，我們看到，作者在她設定的敘述框架中，隨時拋頭露面，對其描述的對象加以恰到好處的評說，一副俯視現象和觀念之眾生、敲敲打打、指點迷津的駕輕就熟的姿態，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謂深度，我們可以通過揭示現象背后的因果關系、點出其歷史成因，或辨析已有的論點以及各論點之間的異同，一語道破其本義，方可滿意地獲得。但《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未滿足于此，作者的獨立見解更加令人注目，比如關于狹義上的幼兒文學與廣義上的兒童文學的分割與大同之關系的論述和判斷，比如對文學性的歷史主義解讀和相對主義解讀的區分以及對后者的疏離乃至批評，比如對幼兒文學的自動生成和積極修辭、主動性建構之辯證關系的闡釋，在所有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作者都很睿智地表達了她個人的見解，而這些見解都很有說服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書最值得我們稱贊的也許不是別的，而是作者若干幼兒文學觀的給出。

（作者：曹文軒，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