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先生曾謂散文有兩種作法：一曰“胎生”，一曰“卵生”。前者由內而外，因情生文，即由作者郁積的心緒孕成文字，“也許本來無意為文，欲罷不能”；后者則由外而內，作者聽從某種使命的召喚，于是“有意為文，鍥而不舍”，類似為文造情。胎生、卵生，不過是散文寫作的兩種程序，本身并無高下，只不過情郁于中的“胎生”似更利于抒情，更利于寫出文貴真誠的渾然之作。其實未必，鼎鈞先生還說過：“人的天性和生活激蕩自然產生作品的內容，技術部分終要依恃人力修為。”也因此，他認為：“部分業余的作家只有‘胎生’的經驗，大部分專業作家都有‘卵生’的本領。”換言之，很多看似“胎生”的作品，背后其實經歷了類似“卵生”的審美孵化的過程。梁鴻鷹的散文集《歲月的顆粒》就是這樣的佳作。

如梁鴻鷹在后記和前言中所言，他是“被自己的回憶牽引著，重返遠方”的，是“過去的那些人與事”，“瞪大眼睛看護著”他，讓他落筆寫下這些文字的。但他又時刻告誡自己，“過往的價值與書寫的價值”并非自然等價，沒有“苦心孤詣”，被回望的歲月是找不到“滿意的歸宿”的，因此，于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不是寫什么，而是“如何呈現”。因此，閱讀這本散文集，作為讀者的感受是雙重的：一方面，就如散文集的名字，集中的文章記錄的是一個1960年代生人對歲月之情感的沉淀和恩寵的領受，是某種“低微的個人的永恒”，帶有飽滿的顆粒感，那些時代共相之下具有個案意義的切片，是常被共相作刪繁就簡的處理、但并不能被個人和時光輕易化約的部分，有的讓人戚然心痛，有的讓人甘之如飴。另一方面，這些文字讀起來平易入心，在真誠和堅實的氣相之下，又是自出機杼、別有匠心的，在敘事、結構和抒情上都體現出寫作者運思的講究，而由這些寫法的具體實踐鏈接出的他對散文境界與題材之“大小之辯”和“新舊之辯”的理解，對于觀照當下散文寫作觀念也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這部散文集，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寫作者在人稱選擇上的用心：《最初的年頭》《世界上最寒冷的那個早晨》《被歲月和父親所塑造》等篇用的是第三人稱，《火車進站》《母親與我的十二年》《書店不完全往事》等篇用的是第一人稱，而《哦，那一年的高考與假日》則使用了第二人稱。更有意味的是，在編排上，作者有意將同一題材的兩種人稱先后并置，比如追憶母親的《世界上最寒冷的那個早晨》與《母親與我的十二年》，幾乎像是一種提醒，，同是“綴文者情動而辭發”，在“他”與“我”的抒情人稱的轉換中，其實關涉抒情主體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回憶情境的考量。通常而言，追憶性的散文“貴在有我”“貴在情真”，使用第一人稱敘事幾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不過正像研究者指出的，“在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中，通常有兩種眼光在交替作用：一為敘述者‘我’追憶往事的眼光，另一為被追憶的‘我’正在經歷事件時的眼光。這兩種眼光可體現出‘我’在不同時期對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對事件的不同認識程度”。這種“童年自我”與“成年自我”（或曰“經驗自我”與“敘事自我”）的差異，正為回憶者提供了在視角與人稱上變化的空間。

《世界上最寒冷的那個早晨》是文集中最動人的篇什之一，追憶的是母親撒手人寰的那個“令人愁腸寸斷的場景”。寫作者選擇用“他”，一面把自己的經驗客體化，小心翼翼地制造一種抒情的間離效果，既避免一味沉陷于悲傷的泥淖，避免一任回憶流瀉的平鋪直敘，也讓自己有勇氣去面對，同時也以一個成人的隱忍和對人生更寬闊的理解去記錄和分享少年時最痛苦的經歷；另一方面，就像作者在文中所引宇文所安的那句話，“聰明的作者不會讓他的作品去說教而是去紀念——使之成為共同記憶的部分”，他也在努力的追記中，傳遞出自己對人類都會遭逢的親密的家人必將“缺席”和“消失”經驗的某種共情。在提到“他”時，寫作者習慣用“我們的主人公”來指代，這里的“我們”既有對讀者的吁請之意，也再次提醒讀者注意，這個“他”雖然是自我之客體化，但并非不能表達情感態度和價值判斷的純然的中立者，“他”是“我們”的一員，身上無時無刻不體現著“我們”的悲欣。

而在《母親與我的十二年》《書店不完全往事》等文中的“我”，也時常處于“童年時期的我”和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時光沖刷”的“我”的擺蕩或交疊之中。而且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者對于采用童年敘事視角是相當克制的，盡管用兒童視角講述苦難往事，即所謂以天真體會世事的繁難，會帶來格外的情感張力和富有反差的修辭效果。《母親與我的十二年》分了八節追憶母親生命的不同側面，只有最后兩節，寫到童年的自己如何在病休的媽媽那里受到最初的文學啟蒙，如何因為替母親抓藥而成為縣醫院的常客，其他幾節的追憶則分明帶有時間沉淀后的省思，敘事聲音與敘事視角是一種復合的關系，“成年自我”不斷把當下時間的思考帶入到往事中，來對母親當年人生選擇和經歷做出理解和詮釋。因此，文中的“我”，不止是一個緬懷者，更是一個讀心者，“我”渴望在母親去世后對母親家族深入了解的基礎上，在“我”作為一個年過中年的、過來人的“心境”中，去體悟母親的愛情、母親的結核病、母親對生的留戀和對早逝的無奈。

以研究歷史時間理論著稱的德國的歷史學家萊因哈特?科澤勒克曾談到過，隨著代際的更迭，經驗的記憶逐漸消逝，人們“充滿了個人體驗的當下的過去”會變成“缺乏個人體驗的純粹的過去”，這一過程可能伴隨的是“苦難和切身的關聯”被取消或淡化的問題。 筆者以為，梁鴻鷹在上述散文中借由人稱來強化的敘事視角和敘事空間，除了敘事技藝層面的考慮外，也正體現了對回憶所負載的人生體驗予以精神關切的自覺。就像在《母親與我的十二年》的開篇，他引的波蘭女詩人安娜·卡明斯卡《寧靜之巢》中的那一句詩——“在回憶里，我們互相依戀”——梁鴻鷹既給讀者呈現了被大量鮮活的細節照亮的經驗記憶，又不斷將自己成長中的人生感思帶到經驗的記憶中，對他而言，回憶從來不是“純粹的過去”，而如同指紋或胎記，提醒著自己的生命來路。

梁鴻鷹寫過一篇題為《散文的新與舊》的的創作談，其中談到對散文變“小”、變“淺”、變“淡”的警惕，同時也對一味強調“宇宙情懷”、文化意識的“大散文”敬謝不敏。在他看來，散文的大小、新舊與素材其實關系不大，要者在于創作者要“提升學養與思想境界，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達成自我與當下現實的某些深刻連接”，既“善于思考自己與時代相濡的關系，又能拉開一點距離”，寫作者要細心“發現并表達生活中微小而可愛的隱秘，人的心靈中那些不為人知的角落，人與人關系之中的微妙韻致，歷史發展中浮現過的紛繁煙塵”。而這些思考在《歲月的顆粒》中都有貫徹。

《歲月的顆粒》所輯散文的開篇都有幾句作者精心摘錄的引言。這些引言首先是學養的體現，從引文所涉書目，足見作者的閱讀之廣——不過，倘若為引而引，不免有掉書袋之嫌。梁鴻鷹以引言開篇，當然是別有懷抱的。且以《哦，那一年的高考與假日》為例。這篇文章開頭分別引了赫拉巴爾的《過于喧囂的孤獨》中的一段話和阿赫瑪托娃有關“冰塊發出聲響漂浮著”的四句詩，單獨看這兩處引文似乎沒什么關聯。文章正文用第二人稱追記自己高考前后的一段經歷，不過考場上的點滴并不是全文的重心，重心乃是少年流連的目光和幽微的心事：在電影院中對某個姑娘的暗中注視，把斗毆受傷的朋友弟弟送去醫院，朋友姐姐浴后的美足讓人怦然心動，在大姑的書柜里翻看醫學書籍時不意所獲得的身體啟蒙，還有在醫院里目睹的傷者和產婦，等等。如果說高考是一個人的成人禮，這篇文章所展示給讀者的并非是這場儀禮本身，而是它的內面，是一個即將畢業的中學生在酷暑的夏天對情欲、對友情、對生命、對未來的蕪雜意緒和并不成熟的思考。明乎此，再看開頭的引文，赫拉巴爾所言的“依我看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向前邁進之后又都向后回歸”，還有阿赫瑪托娃詩中所說的“你為什么懲罰我，我又什么錯我不明白”，都和那郁熱季節里年輕的主人公“心里像有頭小獸騷動不息”的心理狀態有關。在關于“高考”的題目之下，這些“不為人知”的心靈暗角，讓文章別有一種新鮮的意趣，而兩處引言不但平添了知性，也與正文相呼應，促使讀者好好思量，除了勇闖獨木橋的備考應考之外，高考季還盛納著和生命的本質更相關的其他經驗，而這種經驗也是自我與生活世界更深刻更真實的連接。

集中的《毛發的力量》《執子之手》《到底能走多遠》幾篇，分別寫人的毛發、手與足，切口細小，而開掘極深。像《毛發的力量》從“我們的主人公”對父親濃密毛發的繼承寫起，兜兜轉轉，寫小鎮的理發師、寫給主人公理過發的父親的舊友、寫大學理發店里的漂亮姑娘，乃至毛發作為“美學上的資質、道德上的申辯權與命名權”等等，既有任意而談、無所顧忌的率性，又始終將文風籠于一種淡淡的懷舊中，讓文章保持一抹抒情的調性，即使談論的是欲望，也那么真摯和誠懇。誠如王鼎鈞先生說的那樣：“抒情是天路，是窄門，最后升堂入室的，是赤子。”而“我們的主人公”最打動我們的，正是他面對父輩、面對自己、面對人生的赤子之心，是他的坦蕩無偽，是他對我們所有人的心靈秘境的敞開和尊重！

（馬兵，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兼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山東青年作家協會主席、濟南文藝批評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