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褧《楓窗小牘》有一則關于洪芻的詩話深富意趣：

洪駒父才而傲，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駒父曰，不減樹頭霜柿。人每赪面而去。

作為詩評，“使人齒頰皆甘”雖乍聽似美言，一旦加上 “不減樹頭霜柿”的譬喻，發問者即自慚而退，這說明背后有某種觀念或情境在當時人所共知，因此毋庸深言即能褒貶自明。

這與宋代另一條著名詩論有關，即以“橄欖”喻詩。歐陽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詩中盛贊梅堯臣“近詩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難嘬。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并為其不受重視抱屈。歐陽修的譬喻貼切又精彩，既要深諳梅詩之味，又須熟悉橄欖一物的特性。前者自不待言，后者則要以較普遍的生活經驗為前提。

作為產于兩廣、福建一帶的南國風物，橄欖從漢代已進入中原并見于文人、詩人的視野。從嵇含《南方草木狀》來看，至少到晉代，橄欖果實先苦后甘的特點當時已為中原人所了解。不過唐前的詩文中幾乎無人提到橄欖，大概此時主要還是宮廷進御，近侍也僅偶然才能獲得一點分賜，文人對其并不熟悉，偶有提及也多因其南方奇木異果的身份。唐詩中相關的也僅有白居易的兩句詩：“面苦桄榔裛，漿酸橄欖新。” （《送客春游嶺南二十韻》）對唐人來說，關乎橄欖，主要還是一種得自文獻或傳聞的知識，詩歌中不過偶一用之，意在圖狀異方風物，增添新奇效果。

到了宋代，橄欖卻在詩歌中頻繁出鏡。相關詩語愈來愈多樣地使用，與此時橄欖這一實物越來越多地進入文人的視野有關。對于大多中原地區的詩人來說，橄欖木不常見，橄欖之實則相對常見，幾乎一切象喻皆從這果實生發，進而擴大了詩的材料和疆域。宋人以橄欖為詩料，不再僅以之作為異方風情的表征，主要集中于其果實回甘的特性，少數詩作詠其本物本味，大多或以之喻忠言，或喻人生。王禹偁有《橄欖》詩，著力描寫了橄欖果實的形態與滋味，橄欖不但獲得了被寫真傳神的資格，也首次被用來與忠臣讜言相比并。這一譬喻建立在本體與喻體皆苦盡方能甘來的相似特性之上，由于二者間明顯的差異會引發讀者強烈的閱讀體驗，因而顯得如此妥帖和新妙，此后橄欖漸成為宋詩中不鮮見的詩語。

橄欖不僅孳生了眾多詩語，而且很快成為詩歌本身的象喻，這正是始自前引歐陽修《水谷夜行》一詩的創辟。歐陽修借重了王禹偁詩以橄欖初苦而后回甘的特性喻指宋人君子人格所奠定的這一心理框架，并引而申之，以之喻指一種新的宋詩之格，既貼切又生新，詩語的沿用在穩定中又有變相。這一譬喻也最為梅堯臣本人認可，稱“歐陽最我知，初時且尚窒。比以為橄欖，回甘始稱述”（《答宣闐司理》）。歐詩一出，橄欖這一詩料又生成了新的經典詩語，并在宋詩中以相當穩定的形態沿襲下來。

可以說，橄欖在宋詩中主要以象喻層面的詩語出現。其突出特性被抽象后作為象喻頻繁使用，這當然減弱了橄欖一物本身的實感，使得這一意象中明顯意大于象、偏于知性；但同一類型詩語較高的復現率，也使其迅速成為經典詩語穩固下來。這些象喻都是橄欖果實特性在單一方向上的抽象化，容易轉化成為當時詩人的常識，也因為復現率高而易流于鈍化。這也可能是一些“意大于象”的意象詩語容易導致的現象。

不論以橄欖喻忠言、君子人格，還是以橄欖喻詩，都可以說是成功的詩語，而歐陽修以之喻詩最稱經典。忠言讜論和君子人格，畢竟都更為抽象，易流于浮泛，而一旦將其與梅堯臣詩所代表的初澀后甘、耐咀嚼回味的典型詩風聯系起來，就既獲得了某種具象性——作為本體的梅堯臣詩畢竟切實存在和流傳于世間隨時供人檢閱，又接續了古人歷來好以滋味論詩的傳統。因而梅詩（及與之類似的詩風）這個本體和橄欖這個喻體之間，就具有了既非過遠、也非過近的最合適的距離，既因其間的落差引人新異之感，又不會因本體的流于抽象而顯浮泛，也不會因喻體的過于陌生而為人不解，因為此時宋人對于橄欖已經足夠熟稔。橄欖作為詩風的經典象喻一旦確立，后人受其影響，不斷復現這一詩語，又時有新要素加入，派生出一些類語，但總的來說，該詩語是朝著同一方向定型化了。

另外，橄欖喻詩其實潛含著俗常之詩必不似橄欖（耐咀嚼、有回味）這一反命題。蘇軾有一首《橄欖》詩：

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末句意謂橄欖雖有回甘，卻不如崖蜜（即石蜜，一說即櫻桃）占得先機。施注引顧禧云：“記得小說南人夸橄欖于河東人，云此有回味。東人云，不若我棗，比至你回味，我已甜久矣。棗一作杮。”這則故事頗有民間風味，又顯然是北方人口吻。蘇詩立場已與民間故事不同，是對 “崖蜜”之類一味甘甜適口之物的譏彈。雖然此詩并非詩論，而更可能是比興為體、意在對忠言與蜜語的慨嘆，但后來洪芻譏彈俗詩的藍本很可能就出自于此。傳聞異辭使得這則民間故事有棗與柿的不同，洪芻選擇了以柿作譬，應該是緣于柿的形象更鮮明之故，不論作為實物，還是作為詩語。當洪芻譏評俗詩如同霜柿，既是對王禹偁、歐陽修、蘇軾諸人之詩所奠定的以橄欖喻人格、詩格這一經典詩語的呼應、反饋、引申和強化，又進一步把橄欖象喻的本體從人格導向了詩格這一更加主流的詩語。先似苦澀而后能有回甘，也因此更成為宋詩經典風味的自我要求。

橄欖象喻在洪芻詩話中只作為背景，“霜柿”則形象鮮明，它雖以貶義象喻出現，但本身也是詩料和詩語。柿本嘉木，唐前詩文中卻很少稱及，盛唐人也基本不以柿入詩，中唐以后以柿作詩料漸多，這也符合中唐詩日漸生活化的趨勢，當時常以“柿葉”為較固定的詩語，基本以之作為秋日節候的征象，但寫實性亦僅止于此，描摹刻畫并不精細和出奇，具象化程度不高。在韓愈、白居易等中唐詩人手中，“柿葉” “柿陰”這一詩語沿續了較強的穩定性，但以柿為詩料也呈現出更多的可能，譬如柿實也開始進入詩中。當時以柿為詩料的詩作中，韓愈《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最顯特出，奇崛跌宕，縱橫馳驟，據《白孔六帖》及《東坡志林》的辯說，此詩開篇所寫實為柿樹，以“光華閃壁見神鬼，赫赫炎官張火傘”形容柿林紅葉之盛，“然云燒樹火實駢，金烏下啄赪虬卵”以 “火實”“赪虬卵”形容滿樹紅柿，這一比喻加強了整段描述動心駭目的表現效果，具有更強烈的個性化色彩，更為突出在意象群落中，但也因此更不易為后人直接襲用成為固定詩語。從所有這些中唐人的詩句中，我們看到仍以韓愈對詩料、詩語的開拓為最力，他避開一般性、追求更強烈的表現。晚唐詩中柿這一詩料仍以柿葉為中心，較特別者在從動態和質感著筆。宋詩中以柿為題材的詩作大多以柿為專詠對象，不再像唐詩中柿基本只是整個詩境的烘托；除了以柿葉及其同類詩語入詩，宋人更多地以柿實作為詩料，相應地創造了更多詩語。與柿相關的詩語變得更豐富，不僅有“紅柿”，還有 “綠柿” “霜柿” “柿霜”；不但寫其果實，連深秋田疇收柿的場面也收入筆下，情景宛然；溈山與仲山分柿這樣的新典故也進入詩中，不僅帶來了故事性，也同時引入了宋人熱愛的禪理禪境。宋人孔平仲關于柿實的詩堪稱別調：林中有丹果，壓枝一何稠。為柿已軟美，嗟爾骨亦柔。風霜變顏色，雨露加膏油。大哉造化心，于爾何綢繆。荊筐載趨市，價賤良易求。剖心無所有，入口頗相投。為栗外屈強，老者所不收。為棗中亦剛，飼兒戟其喉。眾言咀嚼快，惟爾無所憂。排羅置前列，圓熟當高秋。且以悅一時，長久豈暇謀。咄哉潰爛速，棄擲將誰尤。（《詠無核紅柿》）

詩的前半皆言柿之軟美甘甜，但末四句言其雖得一時之好、卻潰爛亦速易遭棄擲，微露諷興之意。在詠柿的詩作中首寓批判意，不能不說受到從王禹偁、歐陽修以來將橄欖喻人格、詩風的影響。孔平仲大致與黃庭堅同時，年輩更晚的洪芻，既受橄欖象喻的影響，又接受了柿在詩中的鮮明形象，所以發為詩論。要之，何種事物會成為詩料，常常取決于它何時進入較普遍的生活經驗、并被詩人發現和運用，橄欖如此，柿亦如此。但它以何種形式的詩語流行和經典化，則多取決于天才詩人的匠心與立意，一旦經典詩語被開創出來，其他詩人大多傾向于遵從典范并反復摹擬，使之以較高的頻率復現，同時他們也會追求一種相對的變式。事物一旦成為較常見的詩料和經典詩語，離詩話中見到它們的身影也就為時不遠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橄欖” “霜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