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鵬，作家、出版人，中國言實出版社四分社（文學分社）社長。著有隨筆集《獨自歡》、詩集《獻給緩慢退隱的時空》等。

對人性進行深邃而微妙的展示沒有作家不渴望做到，卻只有少數作家能夠完成。莫泊桑的《皮埃羅》以三千字的短小篇幅，對涵容和表現復雜人性，發起極限和力度的挑戰，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但《皮埃羅》卻不是莫泊桑的杰作，因為只要再增加對厚重度、豐饒性的考察，即可馬上看出莫泊桑的杰作當屬以普法戰爭為背景的《羊脂球》。饒是如此，我們更能看出，佳作和杰作之間的差異。寫作都是從“心”出發的，也都是生活的某種反映，作家介入時代和社會生活后的作品所展現出來的向外擴張的天高地厚、汪洋恣肆，勘探人性和昭示意識所呈現出來的向內掘進的深邃精奧、體貼入微皆可打動讀者。為何《皮埃羅》式的寫作是一條難以走向杰作的路？作為一篇“未完成的杰作”，《皮埃羅》能帶給我們許多啟迪。

首先，我們看看莫泊桑是如何在《皮埃羅》中塑造勒費弗爾太太及其女仆蘿絲的。就人物分析而言，在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研究成果中，由雷格馬斯的語義方陣理論來判斷，可以將勒費弗爾太太及其女仆蘿絲的關系立體化：她們是矛盾關系，更是補充關系。她們的矛盾關系表現為：勒費弗爾太太不想收養小狗皮埃羅的時候，蘿絲因喜愛動物便會“巧妙地為動物辯解”；當勒費弗爾太太決絕地拋棄皮埃羅“揚長而去”，蘿絲“一邊跟在主人身后，一邊用藍圍裙的一角擦拭眼淚”。她們的補充關系表現為：當勒費弗爾太太想養狗但又舍不得“滿碗的狗食”時，蘿絲因喜愛動物便會“巧妙地為動物辯解”；當勒費弗爾太太決定拋棄皮埃羅后，蘿絲就是將皮埃羅扔進泥灰巖礦井的那個人。

這是小說對所謂“主仆”的一次經典闡釋，這一對“主仆”是隱秘而融洽的矛盾體，因而這“主仆”二人也是小說中人性像擺鐘一樣搖擺起來后指向的兩個刻度。當“主”處在冷酷時刻，卻預示著她會走向“仆”的溫軟時刻；當“仆”冷酷時，預示著要走向“主”的溫軟。人性是相通的，也是相同的，“主仆”二人是莫泊桑精心設置的復雜人性的同體。莫泊桑在同一時刻、相同境遇下，用“主仆”兩個人物形象來表現人性的豐富性和不確定性——如果每一次面對相同對象，人性的表現都將如藍調演奏一樣不盡相同，那就讓多種藍調演奏一起進行，讓它豐富人們對人性的認識和體察。綜上所述，勒費弗爾太太及其女仆蘿絲是展露于外在的形象，與其說她們是小說的主人公，毋寧說人性才是這篇小說真正的主角。

這里要特別提出的是，作品的女主人公勒費弗爾太太及女仆蘿絲并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典型人物。盡管勒費弗爾太太及其女仆蘿絲最終導致皮埃羅死亡，但她們不是人性之惡和殘忍的極端，正相反，她們在導致皮埃羅死去的過程中所流露出的恐懼和色厲內荏，傳達出人性之善的耀眼亮光；她們也不能代表資產階級的虛偽和虛榮，蘿絲是個“老實厚道的鄉下女人”，而用莫泊桑的原話來說，勒費弗爾太太不過“半個農婦”而已，她是參加勞動的寡婦，“絲線手套里，躲藏著一雙通紅的大手”。不僅如此，這位勒費弗爾太太可以為失竊的十二顆洋蔥緊張不已，卻還能“口袋里總裝著幾個小銅子，以施舍招搖過市，給路上的行人”。勒費弗爾太太的善是小的，但對善的追求是有實踐的——對異類皮埃羅的拋棄過程，遠不能表現所謂“偽善”，只能界定為，這是展示人性的一個舞臺——勒費弗爾太太及女仆蘿絲是再普通不過的兩個婦人。

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的信》中寫道：“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在被恩格斯提出來的時候便和典型環境密切相關，《皮埃羅》所寫的是小狗皮埃羅被主人拋棄的故事，這在任何國家都可能因為不同的原因而一再發生。中國詩人雷平陽也寫過一首廣為流傳的詩作《殺狗的過程》，寫的是狗的主人如何殺死自己的狗，它和莫泊桑這篇《皮埃羅》在展示人性上異曲同工，帶給過讀者以情感的震動。如果我們將敘事詩《殺狗的過程》僅僅視作敘事作品，雷平陽所寫的同樣不是典型人物。如果要談到典型人物，魯迅塑造的阿Q、孔乙己，《風雪山神廟》中的豹子頭林沖……這是典型社會環境和典型特定環境下的典型人物。

一個并不典型的人物形象，他能何為？他能打動人的，只有人性，因為他失去了典型環境和獨異故事的拱衛，只能在作品中以一個自然人的狀態，以一個平常生活的小截面來博得讀者青睞。無論是多么典型的人物形象，他都有機會在作家的筆下表現出最普遍的人性，但是在把他塑造成為某種典型的過程中，作家常犯的錯誤卻是弄丟他其余的部分。這也意味著非典型的人物形象、最普通的人物形象，只有唯一一條在文學作品中存活下去的塑造之路。

因而我們需要明白的是，《皮埃羅》及《殺狗的過程》這樣的作品該如何來定位。我把它們視為劍走偏鋒的作品，這是莫泊桑和雷平陽在獨木橋——人性書寫上求存的成功案例。將具體的社會、時代、民族等特征從作品中撇開，強調普遍人性、普世價值，強調文學的現代性表達，都將無法稱之為杰作，哪怕它能像《皮埃羅》這樣穿越時代、穿越國界被普遍接受。千百年來，人性有多大的變化？無論我們如何表達，我們書寫的都是陳舊的對象。盡管太陽底下無新事，但人性在不同時代、社會、民族所擁有的獨特顯現方式卻給所有后來的作家留下了書寫的空間。如果僅僅考量一種人類和文學本身的要素，那樣求取的文學，它依舊會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成為無法辨識的水珠或泡沫——當然，它們是“入流”的佳作。

其次，我們千萬不要忽視皮埃羅這個形象，它是具體的文學形象更是一個抽象典型環境。皮埃羅在勒費弗爾太太及其女仆蘿絲的世界，是一個弱小者，是一只被拋棄的寵物。當它被拋棄的時候，讀者難免會同情弱小者，指摘拋棄它的人。現在我們回頭來看，就會發現莫泊桑在描述它的時候，別有深意“四條腿短得跟沒有似的，身子像鱷魚，腦袋如狐貍”，皮埃羅出現在莫泊桑的作品中，不像是以一條狗的外形出現的，更像是在描繪它的弱小所掩蓋著的兇殘和狡猾。這是一種人性隱喻，當它和強者在一起的時候是一條弱小可憐的狗，但它也是隱藏的鱷魚和狐貍。他們之間對應的身份有未可知的轉化條件，具有不確定性。這是一個抽象典型環境，它意味著一種不可靠的關系和潛在的身份對轉。當這種抽象典型環境被建立起來，皮埃羅被拋棄的殘忍程度就已變得微乎其微。

礦井中的皮埃羅，則是一種殘酷生存困境的隱喻。勒費弗爾太太及女仆蘿絲不愿意解救，而礦井中的皮埃羅又無法自救，它依靠自己逃出礦井的可能為零。這個廢棄的礦井經常用來接納被拋棄的狗，皮埃羅除了餓死，等待它的結果還有：吃掉別的同類，抑或被別的同類吃掉。和之前我們所談論的人性相比，這自然是毫無人性可言。這個時候，作為鱷魚的皮埃羅便會被激發出來——當它在生存空間遭遇同類。失去人性的環境，就是皮埃羅的礦井——這絕對是一種警告。生存機遇將隱藏在你死我活的斗爭當中，絲毫沒有退讓空間。如果說，勒費弗爾太太拋棄皮埃羅后的恐懼表現了人心向善的強烈暗示，這時候莫泊桑已經落入對人性的洞徹和失望之中，莫泊桑把全部的同情（對勒費弗爾太太及皮埃羅）和人性真相（“鱷魚”兼“狐貍”），全都鋪向了他的稿紙。

那么，誰是皮埃羅呢？這時候我們重新回到小說的第一段，就不難理解為何莫泊桑筆下的勒費弗爾太太被描述為一個“野蠻虛榮的靈魂”，她似乎也是另一個皮埃羅。因為皮埃羅擠占了她的生活資源，養狗需要繳納八法郎的養狗稅——哪怕只有八法郎，也會導致皮埃羅和它的同伴們持續不斷地被拋進廢棄的礦井。在某些瞬間，人人都是皮埃羅，甚至處境遠未惡化為殘酷生存困境，我們就已經變成了皮埃羅。人性不能低估，也是絕對不可高估的，而人性之惡的引爆點也可以是很低的。莫泊桑小說中的勒費弗爾太太只是一個普通的婦人，而皮埃羅也只是無數棄犬之一。勒費弗爾太太和皮埃羅的過往，如果標價，是不會高于八法郎的。在做出將皮埃羅拋入礦井的決定時，勒費弗爾太太已知道皮埃羅未來的命運。莫泊桑的《皮埃羅》通過非典型人物和抽象典型環境創造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文學景觀和人性景觀。

當親耳聽到皮埃羅的慘叫、哀鳴、呼救后，勒費弗爾太太這才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生命的終結者。真正感受到殘酷的后果，這令勒費弗爾太太難以面對自己，她良心不安、感到恐懼、噩夢連連、十分痛苦，于是她就后悔了。勒費弗爾太太有機會救出皮埃羅，可施救的人向勒費弗爾太太索要四法郎的服務費，勒費弗爾太太卻拒絕支付。她愿意花在一條狗身上的錢不會在后悔期間增值，倒似乎有貶值的趨勢，這讓她的痛苦看上去像是虛情假意。當聽到需要四法郎后，“她的全部痛苦頓時風消云散”。可是，她有表演的必要嗎，把痛苦表演給一個仆人看，完全沒有必要；把慳吝暴露在仆人面前，更是沒有必要的。讀者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勒費弗爾太太此刻所面對的只有自己的人性和良心，沒有其他任何壓力。

《皮埃羅》對時代、社會生活以及對民族資源的攝入都是貧乏的，但我們依舊能通過作品中飄忽、閃爍的字句看到十九世紀法國的側影：法國富裕的農婦住在臨馬路的房子里，房間安有綠色的百葉窗；她有仆人，自己也干活，但她在家戴著絲線手套；她在法國吃著面包，而那時中國正處于清朝的光緒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