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這一輩子，與散文的關系非常怪異，幾乎說得上是“生死冤家”。

我原本的專業(yè)，是世界戲劇學，兼及國際人文美學。直到我擔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以及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的“博士學位答辯委員會主席”，還沒有寫過一篇散文。

寫散文的起點，本書那篇《因愛而勇》里約略提到。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我越來越感到中國文化蒙受了巨大委屈。居然有那么多自稱知識分子的人到處撰文、演講，滔滔論述“民族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國人”。即便在所謂“尋根熱”中，不少熱點也是以此為主旨。只要是中國人做的，什么都錯，而且錯得愚蠢、可笑、荒唐。對比的坐標，全在西方。

表面上，他們沒有徹底否定中國文化，實際上已經(jīng)否定。因為我對文化的終極理解是“集體人格”。所謂“民族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國人”，就是在終極意義上否定了“集體人格”，因此也否定了中國文化。

我曾經(jīng)仔細觀察過那些詛咒中國人的中國人，想在他們表情間找到一絲把自己也包括進去的愧仄。但是沒有，他們的口氣始終居高臨下，睥睨方圓，好像自己剛剛從天上下凡。

對此我不能不生氣。盡管鄉(xiāng)間童年告訴了我什么是貧困，文革災難告訴了我什么是痛苦，但我也親眼目睹父母之邦在擺脫貧困和痛苦時的不懈毅力。我長期研究西方的最高哲思和頂級藝術，也熟知他們的遠征血火、虜掠罪惡，怎么能容忍一幫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東方的中國文人胡言亂語，天天毒害大量民眾？

就在這時，我讀到了英國哲學家羅素對中國的論述。羅素一九二一年到中國來考察，當時的中國備受欺凌，一片破敗，讓人看不到希望，但是這位哲學家卻說：

進步和效率使我們富強，卻被中國人忽視了。但是，在我們騷擾他們之前，他們還國泰民安。

白種人有強烈的支配別人的欲望，中國人卻有不想統(tǒng)治他國的美德。正是這一美德，使中國在國際上顯得虛弱。其實，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國家自豪得不屑于打仗，這個國家就是中國。如果中國愿意，它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

不管中國還是世界，文化最重要。只要文化問題能解決，無論中國采取什么樣的政治體制和經(jīng)濟體制，我都接受。

說實話，讀到“在我們騷擾他們之前，他們還國泰民安”時，我哽咽了。

羅素對中國歷史了解不多，卻顯現(xiàn)出如此公平的見識。這種公平具有巨大的誘惑力，催促我必須為中國文化做一點事。

于是，我辭職二十三次終于成功，單身來到甘肅高原。當時宣布的目的是“穿越百年血淚，尋找千年輝煌”，而我內(nèi)心的目標卻更為學術：讓中國人找到集體身份。

若有可能，我還想用點點滴滴的理由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羅素說“如果中國愿意，它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

二

要說服自己和別人，理由必須是感性的、具體的，因此，我不在圖書館里查閱漢唐，而要獨自在沙漠中行走。

我們以往，在受屈、憤怒、反駁、辯論時，用的大多是大話和結論，聽起來慷慨激昂、氣勢不小，實際上卻無法平靜地向外界說明自己，因此并沒有什么力量。

更重要的是，我們舉起的標幟，大多是歷史邏輯、國際政治、經(jīng)濟數(shù)字，而不是文化。大家經(jīng)常把文化放在口上，而不是放在心上，不相信文化真有那么大的力量。

但是，羅素說了，“不管中國還是世界，文化最重要。”

于是，我決定，既然要為中國文化說話，就必須用最純粹的文化方式，讓一切向往文化的陌生人都能傾心。

這樣，我的主要行為就成了這樣兩項——

第一，實地考察古文化的遺跡和廢墟，必須親自到達；

第二，邊考察邊寫散文，而且是美文。因為只有美文才稱得上“純粹”的文化。

這就是我開始在荒原小客棧里寫作一篇篇《文化苦旅》的由頭。

三

說起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隊伍已經(jīng)不小，但是，這支隊伍基本上由學者組成，他們都以學者的目光，做著學者的事。

我也是學者，但我打開了散文的目光。

不錯，散文不僅僅是文筆，首先應該是目光。

這就像我原先從事的戲劇一樣，以“戲劇的目光”和“非戲劇的目光”看同樣的事，結果大不一樣。

以散文的目光看中國歷史，也就引進了廣大讀者最饑渴又最動心的眼光。這種目光的特點是：厭倦陳腐，厭倦狹窄，厭倦枯燥，厭倦重復，厭倦概念；著意詩情，著意人倫，著意發(fā)現(xiàn)，著意驚奇，著意細節(jié)。

我就順著這種目光，取舍沿途所見所聞，結果，選擇出來的一切與我原先的學術目光差別極大。但學術目光也有作用，那就是在散文目光中加了一層“重大意義”的網(wǎng)篩。

這樣一來，我寫敦煌，就會憑想象寫出自己與斯坦因的車隊對峙在沙漠里，然后自己大哭一場的情景。然后，我系統(tǒng)闡釋了廢墟文化、非攻文化、魏晉文化、亂世文化、兩難文化、拜水文化、藏書文化、書院文化、晉商文化、清宮文化、流放文化、科舉文化、君子文化、小人文化……

這些文化，在我之前，大多沒有人以專題方式完整寫過。這就是說，散文目光幫助我開啟了這些重大課題在當代立身的起點。由此可知，散文目光，能夠超越疲庸的歷史流行話語，詩化地思索天下。

挖掘出這些文化還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讓廣大不熟悉歷史的朋友樂于接受。于是，散文的語感、節(jié)奏、文字起了關鍵作用。這就使《文化苦旅》等作品擁有了大量急于在文化上認祖歸宗的讀者，而且，在海內(nèi)外保持了幾十年的熱度而不減。

大陸不必說了，深圳書城總經(jīng)理陳景濤先生曾向我出示過一份全國十年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我一人占了四本——這還不算總數(shù)超過正版幾十倍的盜版。

在臺灣，“到綠光咖啡屋聽巴赫讀余秋雨”成為一代時尚，一群臺灣作家還以這個書名出版了專著。為此，我每隔一段時間必須到臺灣舉行一次“環(huán)島演講”，無法推卻。

白先勇先生說：“余先生的散文，一直是全球各華人社區(qū)讀書會的第一書目。”

但是，正是這一切， 給我?guī)砹说満Α?/p>

四

極度暢銷，被媒體轉(zhuǎn)換成了極度誹謗。據(jù)楊長勛教授統(tǒng)計，我已經(jīng)有幸成為古往今來受攻擊最多的獨立文化人。他自己收藏到的誹謗文章，已達一千八百多篇。這就是散文所能造成的禍害，本文開頭所說的“生死冤家”，并不夸張。

奇怪的是，所有的誹謗都不涉及文章本身，只是一味造謠。上海警方根據(jù)我的報警，曾就一個所謂“前妻”的謠言進行深入調(diào)查，得出結論：社會上針對我的多數(shù)誹謗都是為了詐取“止謗費”，因此建議以“訛詐”的罪名起訴。我為了避臟，沒有起訴，心里卻還有點嘀咕：僅僅為了“止謗費”，能搞出這么大的規(guī)模、延續(xù)那么長的時間嗎？應該還有強悍的發(fā)動者吧？

后來終于明白了真相。本書《“石一歌”事件》一文已經(jīng)記述，香港一家報紙加上廣州一家報紙，起到了關鍵作用。

那是在汶川大地震期間，我在第一時間趕赴現(xiàn)場后在海外發(fā)表文章，說“全民救災的事實證明，中華民族是人類極少數(shù)最優(yōu)秀的族群之一”。沒想到這句話引得香港《蘋果日報》發(fā)起對我的系統(tǒng)攻擊，攻擊文章也承認了過去對我的誹謗都由他們制造。原來，他們最容不得的，是我把中華民族說成是優(yōu)秀族群，哪怕是“之一”也不允許。

對此，我作了回應：“我愿意在中國尋愛，他們堅持在中國尋恨。”

這就是他們對我發(fā)起大規(guī)模誹謗的根本原因。

因此，他們也從反面為我頒發(fā)了一個大大的文化獎章。這么一想，散文又讓我由“死”返“生”了。

于是，我干脆以闡釋中華文化為主業(yè)。到聯(lián)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發(fā)表演講《中華文化的非侵略本性》，在紐約聯(lián)合國總部發(fā)表演講《中華文化長壽的原因》。同時，開始在海內(nèi)外從頭論述君子之道、老子、周易、屈原、司馬遷。

五

生生死死之間，我對自己的散文也就更加珍惜起來。

一直有不少人在編我的文選，連大學者季羨林先生也在生前主導，為我編了一本散文選《南溟秋水》。但是各種文選都沒有來得及把我近年來所寫的《中國文脈》《門孔》《雨夜短文》作為選擇對象，因此就有了這本新的散文選。

可選文章不少，我閉目一想，粗粗分了四輯：

第一輯 背影

第二輯 路途

第三輯 逸思

第四輯 自己

“背影”是指中國歷史上一些讓我們仰望的杰出文化人。他們后來多數(shù)成了中國人的“人格地標”，因此也成了集體人格的一部分。順著我的目光細細地看過這些背影，誰還能相信所謂“丑陋的中國人”這種誣陷?

“路途”是從空間意義上丈量中國文化的厚度和溫度。這種丈量，我先用腳，再用筆。有幸，廣大讀者都跟著我上了路。余光中先生曾打趣：“你的苦旅，轉(zhuǎn)眼就成了人聲鼎沸的樂旅。”讓那些被長期冷落的文化路途再度熱鬧起來，這本是我的初衷。但是，再度熱鬧并不是回到過去。重溫過去的路，是為了邁出新的腳步。中國文化，看起來老路縱橫，卻急需新路。

第三輯“逸思”中的很多文章，在其他地方出現(xiàn)時最受青年讀者歡迎，被報刊轉(zhuǎn)載的頻率也最高。用短短的文字隨意書寫，這倒是散文的本性。相比之下， 第一輯和第二輯的負載都太重了。我自己在休閑時也喜歡讀這種輕筆漫談的文章。因此，這一輯讓散文回歸，讓讀者舒心。

第四輯“自己”，放在壓軸的地位。散文寫來寫去，最終是寫自己。個體生命信號的浸潤，是散文不同于論文的一個重要特征。我在這一輯里所選的，都是以自己為題材的篇目，但這一輯的開頭《我的生命支點》《因悟而淡》兩篇，已經(jīng)說明我心中的“自己”其實沒有那么重要。“自己”早在心中放空，只是寫作時所需要的一種“可親托手”。

“無己而又有己”，這是人生的一種境界，也是散文的一種格調(diào)。

（此文是正在編印的散文集自序）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人。著名學者，作家。曾穿越數(shù)萬公里考察亞歐非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文明遺址。開創(chuàng)“文化大散文”文體。出版學術專著二十余部。赴美國國會圖書館、聯(lián)合國總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地演講中國文化。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等榮譽稱號。兼任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奠基教授、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上海圖書館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