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汽車從德州東行，直奔樂陵而去，載著我們這些來自全國各地、抗戰時曾經在樂陵和冀魯邊區生活過的七八十歲的老人，同這里的人民一起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當年的樂陵，是冀魯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中心。

汽車飛速前進，公路平坦如砥，坐在車里像坐在家里的沙發上，幾乎感覺不到什么震動。前來迎接我們的樂陵文化局長說，咱們山東的路，在全國數得著的好，這個速度到樂陵城，不用一個小時。

田野的莊稼郁郁蔥蔥。左邊那一片是棒子（玉米）地，它們的葉子烏綠，棵棵棒子桿兒都有一人來高，長得像這里的青年后生那么健壯、那么精神，齊刷刷排列在一起。略一留神，可以看到它們腰間都“懷抱”著一枚枚手榴彈似的棒子錘（玉米錘子），雖然尚未成熟，還呈綠色，但足有半尺多長，陽剛挺拔，雄姿英發，生機勃勃。

我忽然聯想起抗戰時青紗帳里腰間別著手榴彈或駁殼槍的八路軍游擊隊英雄，70多年前，他們曾經在這青紗帳里神出鬼沒打擊日寇，拼死作戰，甚至于流血犧牲。我爸爸杜子孚烈士就是他們之中的一員，今天這片生長著如此豐美莊稼的土地，當年曾經被爸爸和他的戰友們用抗日的鮮血染紅——那是1942年6月，爸爸作為冀魯邊區一軍分區政委，率領部隊在這華北大平原的鬲津河岸頭，在反掃蕩戰斗中同日寇血戰一天一夜，壯烈犧牲；隨后媽媽追蹤爸爸的腳步，走上抗日的戰場。

一股濃濃的鄉愁襲來，我陷入沉思。

公路兩旁的樹迅速向后移動。70多年的時光就像車旁向后移去的景物流走了，而那些無論如何都抹不去的記憶，卻牢牢留在我的腦海里。

貳

爸爸犧牲的第二年即1943年，奶奶因為她最疼最愛的小兒子的犧牲，一天哭到晚，活活哭死了；住在鄰村的姥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農民，因為是那個村的抗日村長、又是抗日干部的岳父，被日寇和漢奸捉去，拉到打麥場上生生砍掉了頭顱……那些日子，媽媽臉上充滿悲傷，而眼睛射出的卻是像鋼刀一般銳利的光！國恨家仇，何可忍也！大約就在那年秋天，媽媽毅然領著七歲的哥哥和五歲的我，一家三口到樂陵，投身爸爸犧牲前所在的地委、專署和軍分區駐地參加抗日——爸爸生前是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

媽媽是個好強的女人，雖然因為纏過足，走路不像天足那么方便自如，但她家里家外一把手，兩臂撐天，干活、做事，從不怵頭。爸爸活著的時候在隊伍上抗日，媽媽就在家里抗日。她幾次把受傷的同志藏到家里，精心看護。她還時常幫助爸爸傳信、放哨。人們稱她為“編外八路軍”。她沒有上過學，和爸爸結婚后，爸爸教她識字，還教她學“ㄅ（玻）、ㄆ（坡）、ㄇ（摸）、ㄈ（佛）……”拼音符號，能粗讀抗戰報紙《黎明報》——這是爸爸當地委書記時辦的一份頗受軍民歡迎的報紙。爸爸犧牲，她把深仇大恨吞下去，埋在心底；奶奶哭死、姥爺被殺，累積在她心中的仇恨就要爆炸了——她已忍無可忍，于是決心領著孩子一起去找隊伍，要做“編內八路軍”，親自拿起槍去打鬼子！

去樂陵的那一天，我們趕了整整一天的路。

那年我五歲，已經有相當清晰的記憶。睡夢中，媽媽把我拉起來，我雙眼惺忪，只見周圍漆黑一片，獨有一盞小油燈閃著亮光。媽媽說：“雞叫二遍了，快穿衣裳。記住：路上要是有人問，就說是走親戚、看姥姥，別的什么不許說。”

我記得，那一整天，從天不亮一直走到落太陽，中間只歇了一小會兒吃飯，從早到晚只是走、走、不停地走，我的小腳丫啪嗒啪嗒往前邁、往前邁、不停地往前邁。鞋破了，腳上起泡了，腿疼了，眼淚流出來了……但是媽媽說：不許哭！她拉著我拼死拼活往前趕，哥哥緊緊跟在后面。天很黑很黑的時候，終于到了樂陵城。兩腳一停下，我就睡著了；再醒來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白天。

從我們老家鬲津河邊到樂陵城，大約相當于從德州到樂陵，一百里開外的路程，今天汽車在筆直而平坦的公路上用不了一個小時，而那時我們卻完全是憑著雙腳跋涉啊！

而且是一位婦女拉著兩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七歲。

而且這位婦女是“解放腳”——她小時候先是無法抗拒當時的社會惡俗而纏足，有幾個腳趾頭已經纏斷、變形了；大革命襲來的時候她十來歲，堅決把裹腳布扯掉，讓腳自然生長；但是，再也恢復不了腳的自然形態，長大成人只落了個準殘疾的“解放腳”，比姥姥的小腳大，比今天女人的天足小，走路時靠腳跟給力，不宜長途跋涉。

而且是抗戰時期，我的家鄉四周有不少日寇盤據，我們娘仨要避開大些的村鎮，尤其要避開日本鬼子的據點，抄小路，不知多走了多少路……

今天想來，媽媽那年不過二十五歲。她稍高的個子，苗條的身材，在農村，算得上是一個漂亮女人。后來媽媽回憶這段經歷時曾說，那天她打扮得特別土、特別老，梳的是農村老太太髽髻，穿的是最不起眼的臟兮兮的村婦衣裳；而且時時保持高度警覺，不斷觀察周圍的情勢以隨機應變。

媽媽還說：“那天你不斷喊腳疼腿疼，我硬拖著你邁步。其實我的腳早就磨破了，流血了。咱們只能咬著牙、橫下心往前走……人這一輩子，在一些節骨眼上，無論怎么難也不能停下，得挺過去，拼死拼活也得挺過去！”

那天我們娘兒仨，挺過去了，挺到抗日隊伍里來了。

叁

當年的樂陵，是個人口不到一萬的北方縣城。雖然它看起來不起眼，大城市來的人會覺得它土得掉渣，可是這里的八路軍隊伍里卻藏龍臥虎，不乏學問大的文化人，他們稽考史籍，不禁肅然起敬，原來樂陵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漢高祖時設縣，屬平原郡。王莽時期改名為“美陽”。魏晉時期屬“樂陵國”，北魏時，“樂陵國”改為“樂陵郡”。后漢史岑曾封樂陵侯；曹操之子曹茂曾封樂陵王；晉代石苞曾封樂陵郡公。明清兩代樂陵出過七名進士、三十多名舉人。尤可稱道者，它還有現代人能夠看得見、抓得著的光輝史跡，那就是建于明代洪武年間的文廟。廟里的大成殿是樂陵城最高最大的建筑，歷六百年仍巍然屹立；殿頂由紅、黃、綠三色琉璃瓦覆蓋，陽光下分外耀眼；它的飛檐像雄鷹的兩只翅膀伸向藍天，俯視樂陵全城。文廟院內和廟門左右，有十數株古槐，乃明初修廟時所栽，已經六百多歲，依然枝葉婆娑……

當時我一個五歲的孩子來到樂陵，自然不會懂得這些，面對這新的環境我只是驚奇：樂陵咋有這么大的房屋、這么多的人、這么長的街道——雖然今天想來，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樂陵總共只有一條半街：以文廟為中心，向南偏東是一片湖水而無街道，向北不到一里至北門算半條街；而從文廟向東西兩旁各延伸半里多地，連起來才算是一條整街；可是在我幼年的記憶里，從東街走到西街，好長好長。

而且令我開心的是，這里的人特別可親。叔叔阿姨都把我當作自己的孩子，他們在工作之余，常常手拉手領我逛街。在休息日，街上人來人往，有許多像叔叔阿姨那樣穿灰色土布軍裝的人，有時見了面還敬禮。他們用手領著我，給我講故事，還教我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同時抓著我的手舉起來做砍的姿勢。有時碰見不知道我是誰的人，便總是告訴他們：“這是杜政委的小兒子！”于是認識爸爸的人、特別是同爸爸一起戰斗過的人，總要親切地抱起我，問這問那；有的阿姨說到爸爸的犧牲，貼著我的臉，唏噓流淚。他們也說起爸爸活著時候的趣事：“杜政委講話干脆利落，好動感情，做動員報告常常攥著他的短桿兒小煙袋，激動時手一揮，不小心煙末從煙荷包里甩出來……”叔叔阿姨笑出聲來——對了，那煙荷包還是媽媽給他繡的呢。但是，說起爸爸犧牲的那個“柳林慘案”，我感覺他們聲音忽然低下來，以至沉默不語。現在我想，那時他們定是一臉肅穆，面色凝重，內心積聚起對日寇的仇恨；但是當時我不懂。只聽叔叔阿姨說：“要保護好杜政委的兒子，我們把他養大。”那時八路軍物資匱乏，實行的是供給制，隊伍里每人領相同的給養，穿一樣的服裝，吃一樣的飯菜——當然，一年也難得吃上一次肉。我和哥哥也同媽媽及叔叔阿姨們享受同等待遇，各有一份。但，發的軍裝太大，上衣到我腳面，褲腰到我脖頸，媽媽只好剪剪裁裁。然而巧婦也難把大人的軍裝改成一個五歲孩子的合身童裝，所以我穿在身上有點滑稽，總引起叔叔阿姨善意的歡笑。

當時五六歲的我，有媽媽和叔叔阿姨呵護，只感受到溫馨。但是現在想來，樂陵的生活實在是很艱苦的。別的我印象不深，有兩件事特別難忘。一是疥瘡困擾部隊，當時的醫療條件難以醫治，媽媽和我以及哥哥也難逃脫疥毒的侵襲。記得我渾身上下到處都是膿包，奇癢無比，手一抓，膿里帶血，驚心動魄。一是冬天的凍傷。我常常在冰天雪地里瘋跑，有一天晚上我喊腳疼，媽媽一看，我的鞋底兒磨穿了，原來我赤腳與冰雪親密接觸，而瘋玩兒的我，竟然毫無察覺；當覺得疼時，小腳的嫩肉已經紅腫而幾近潰爛……那時我只有一雙鞋，還是單鞋。

肆

苦雖苦，但在樂陵的隊伍里，我可能是最快樂的人，也是最受優待的人。部隊首長指示司務長：“杜政委的兒子餓了，可以隨時去領饅頭吃！”但是媽媽不叫我去領，說：“你看看叔叔阿姨開飯的時候吃什么？粗糧窩窩頭，有時還是紅面（高粱面）的，每人有定量，不能多吃！”我大部分時間跟媽媽一起吃粗糧。可是當時不懂事，兩頓飯之間餓的時候，趁媽媽不在跟前兒，有好幾次跑到司務長那里領饅頭。我對樂陵饅頭的印象尤其深，至今嘴里仿佛還有那饅頭的香味。樂陵的饅頭很特別，它的底部插有竹扦，一只饅頭足有半尺高，稱為“高扦饅頭”或“高樁饅頭”。那饅頭富有彈性，特有咬頭，吃到嘴里香氣熏牙，還帶著微微的甜味，往往不忍心立刻咽下去，而是留在口中慢慢享受。聽人說，做饅頭的功夫全在揉面，揉不到家是出不來這種味道的。

在樂陵還有一件很快樂的事，就是跟著媽媽和叔叔阿姨排著隊到文廟去開大會，走在街上不但威風，而且讓我看到許多新鮮有趣的事情。

當年的樂陵沒有什么大禮堂，大些的會議總是在文廟大院里舉行——我長大一些的時候聽叔叔阿姨們說，這文廟大院可不簡單，與冀魯邊區的抗戰史密切聯系著呢！1938年秋，肖華受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指示，率一一五師東進縱隊進抵樂陵，組建中共冀魯邊區特委，成立冀魯邊區軍政委員會，就是在這里召開會議，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同時，肖華還在此主持改組中共津南地委，我爸爸被任命為民運部長（后宣傳部長）。此外，冀魯邊區最早的抗日政權——樂陵縣抗日民主政府也設于此，同國民政府的樂陵縣長牟宜之聯合辦公，共商抗日大計，肖華與牟宜之結下了深厚情誼，傳為佳話。那座古老的建筑充滿現代光榮。

那時開大會，都是露天，一個一個方隊，排列得整齊有序；沒有椅凳，各人搬塊磚頭或土坯坐著。我感覺最好玩的是大會開始之前，總有叔叔或者阿姨站起來喊：“某中隊，來一個！”然后一撥人跟著齊聲喊：“某中隊，來一個！”聲音越喊越大、越喊越響，直到某中隊的人站起來，有個領頭的叔叔或阿姨在前面打拍子，指揮唱歌。這邊唱完，就拉那邊唱，此起彼伏，歌聲不斷，直到大會正式開始。唱的什么歌？因為不斷聽大人唱，也記住一些，但當時不懂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歌名。有一首開頭幾句是：“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指引著前進的方向……”另一首只記得開頭一句：“鐵流兩萬五千里……”

樂陵最熱鬧的時候是歡慶抗戰勝利。得到日本投降消息的那天夜里，整個樂陵沸騰了！全樂陵城，大概能上街的人都出來了，白胡子老頭，小腳老太太，抱孩子的婦女……也都走出家門。那時樂陵沒有電，只見到處燈籠閃爍，像天上的星星驟然落滿樂陵城。

那年我七歲，跟著媽媽和叔叔阿姨到街上歡呼，一位叔叔把我馱在他的脖頸上扭秧歌，一位阿姨嗓門特高，不斷領著大家喊口號。文廟前人山人海，不知一下子哪來那么多鞭炮，震得我耳朵生疼。人們把正月十五鬧元宵時的鑼鼓也拿出來了，恨不得把鑼打破，把鼓敲穿。最顯眼兒的是四個小伙子圍著一個六尺牛皮大鼓，光著膀子，揚著鼓槌拼命地往鼓面上砸，聲音如悶雷。

后來又在文廟開了慶祝大會，而且一連好幾天晚上唱大戲，唱的什么戲不記得了，只記得戲臺四角的汽燈分外明亮……

伍

抗戰勝利后，哥哥到邊區子弟學校上學，住校；媽媽帶著我在樂陵周邊農村搞群眾工作。有一段時間住在樂陵城西南三里的楊少白家。那是大約幾百口人家的村子，村東頭是一個大水塘，我們的房東就在水塘邊兒上。已經記不清房東大爺姓什么，只記得他高高的個子，夫妻倆膝下無子，對我特別親。趁媽媽在外邊忙工作不在家的時候，大娘給我炒雞蛋吃——他們自己是舍不得吃的。

那天，媽媽起得早，又出去工作了。太陽已經老高，房東大娘叫我起來吃飯，我卻故意懶在被窩里——我尿炕了。等她一掀被子，發現了秘密。我更加不好意思，把頭扭向墻里。大娘笑著把我抱起來穿衣服：“尿炕怕什么，不尿炕成不了男子漢，”她手指大爺：“你看他咋長這么高，都是小時候尿炕尿出來的。”一句話把我逗笑了。大娘不知為我曬了多少次被子。

幾個月之后，媽媽因為工作的關系要帶我一起離開楊少白家。送別的時候，大娘把我摟在懷里，哭了。

2015年參加“九?三”天安門大閱兵之后十余天，我應邀重回樂陵，已經是與它分別70年后了。我來，一方面是同樂陵人民一起紀念那用血換來的永遠不能忘記的勝利，另一方面是對養育我、愛撫我的樂陵人民表達感激之情。開會之余，我對當地的同志提出一個請求：到楊少白家看看。我腦海里縈回著大爺大娘的影子，特別是告別時大娘的淚眼，一直閃在眼前，心里熱乎乎的。汽車從文廟往南開，走的都是馬路。只幾分鐘，往西一拐，文化局的同志說：“到了，這就是楊少白家的舊址。”

我懵了：全是馬路和兩旁的新樓房。我的楊少白家在哪里？那蕩漾著美麗水波的池塘呢？那溫馨的黃土房子呢？那如同這土地一般純樸、滿眼透著摯愛的父老鄉親呢？

我心里一片悵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