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經典是對革命歷史題材的時代記錄，亦是對紅色精神的內在賡續。時代主題更迭與主流意識形態變遷共同催生了傳統紅色題材的當代演繹，擴展了“新紅色經典”的當代意義。從《閃閃的紅星》《鐵道游擊隊》《開國大典》《建國大業》《智取威虎山》《建黨偉業》到《金剛川》《大江大河》《山海情》《覺醒年代》《懸崖之上》，“新紅色經典”在新主流框架下衍生，以新歷史觀、新審美觀、新價值觀完成對紅色文本的影視書寫，立足當下重構歷史原境，面向人民再造經典形象。

新歷史觀

視聽藝術是打造“新紅色經典”的重要載體，重新闡釋紅色文化中的深刻歷史觀，聚焦過去、現在、未來的三個面向成為新的時代命題。當下中國正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完成紅色經典的當代闡釋，接續紅色基因的當代傳承尤為重要。一方面，“新紅色經典”是對過往歷史的重要注腳，影視創作需要扎根真實歷史和革命故事，回到“過去”，為觀眾搭建起沉浸體驗的原境時空，以廣闊的歷史觀視野洞察時代主題，叩響歷史回音。另一方面，“新紅色經典”還需立足“現在”，勾連起歷史批評與現實重建雙向維度，將對革命時期人、物、事的思考以及意義評判，置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整體語境下，重新評價紅色故事與實現中國夢的關聯，以符合歷史方向與當代潮流為前提，對紅色符號進行新時代的再闡釋。作品通過對過往歷史時代的觀照，重構國家轉型中的話語秩序，完成有關未來的深度思考與意識形態引領。

以《大江大河》《山海情》《覺醒年代》為代表的優秀文藝作品深耕革命時代的歷史故事，延續了傳統紅色經典文藝作品的真實度、歷史感、人民性，拓展了更廣闊的時代視野與嶄新的歷史面向。《大江大河》聚焦改革開放的大時代下的微末人物群像書寫，尋找歷史事件與人物故事的交叉時空，建立起當代觀眾與革命年代的情感聯結；《山海情》則改編自真實的歷史事件，講述寧夏西海固從一地貧瘠到邁向小康的艱難征程，立體生動的個體人物呈現是對無數扶貧事業參與者的當代致敬；《覺醒年代》貫穿了中國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重要歷史脈絡，基于史實，恰當虛構，以當代視角重新演繹艱難求索的革命年代，頗受年輕觀眾的喜愛。在影像的表達與敘事中，這些“新紅色經典”文藝作品，普遍蘊含著更深刻的意義指向與時代變奏。不論是《山海情》中西海固脫貧故事擇取，還是《大江大河》中小人物的奮斗聚焦、《覺醒年代》中熱血年代的故事編撰，都依循著革命歷史與時代主題相呼應的內在邏輯，從宏大敘事轉向人民喜聞樂見的微末呈現方式。并在新的歷史維度下，完成對革命故事的時代新書寫，對紅色精神的意義再闡釋，挖掘革命年代的熱血青春、拼搏進取、扶貧攻堅、愛國愛黨的歷史新意義。

新審美觀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文藝創作“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新紅色經典”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創造出符合時代潮流的藝術作品，具有相對獨立的審美形態單元，不論是敘事表達、鏡頭語言還是情感結構，都與早期的紅色經典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既強調現實主義的審美回歸，也蘊含著浪漫主義的情懷解讀。

從話語表達上看，“新紅色經典”之“新”主要體現在話語方式改變及敘事角度轉移兩個方面。從意識形態的直白宣教轉向社會主義正能量的無聲浸潤，從樹立英雄式的“典型人物”轉向刻畫革命歷史年代真實鮮活的“普通個人”，不斷探索紅色文本與時代精神之間的內在關聯，建構起一種現代性凸顯的歷史書寫范式。以張藝謀、管虎、陳凱歌、路陽、張一白等為代表的導演群體，運用成熟的鏡頭語言、風格化的畫面構成，進一步提升了新紅色經典的畫面質感與空間深度。以近期熱映的《懸崖之上》為例，該影片繼續延伸了張藝謀的美學理念，是紅色文本改編成為電影的典范之作。電影將時空限定在哈爾濱的冬季，室內的暖調與室外的冷調形成對比，而雪的襯托則突出此次“烏特拉”秘密行動的危機四伏，徒添一分冷冽、肅殺與緊張感。張憲臣、王郁、小蘭、周乙、楚良形成一組人物群像，穿梭在林海雪原、火車車廂、城市街道等不同場景中，畫面具有一種極致美感。角色設定則跳脫出傳統紅色經典對革命歷史中功勛人物的典范形象塑造，虛擬群像并非特定歷史人物的指代，而是借此表達對無數革命先烈、無名英雄最真誠的致敬與緬懷。

從情感結構來看，“新紅色經典”影視作品折射出深刻的集體情感，找尋個體人物與宏觀時代的情感共鳴，在群像刻畫或獨像鋪陳中展開關于家國情懷的陳述。如果說《開國大典》《建國大業》《建黨偉業》此類的紅色經典隱含著普通個人的角色缺失，革命歷史與現實生活之間產生些許間離感，那么《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大江大河》《山海情》則將“你我”納入新紅色經典的真實性構建中。冗長的歷史節點被壓縮至簡短劇集或兩小時的影片中，革命歷史從縱深交叉走向平面概要，引導觀眾不斷完成由現代世界向革命年代的交疊折返，而影片中的平凡人物實際上也成為觀眾本體某種程度的隱喻，成為激情奮斗、熱血革命、愛國懷舊此類集體情感的另一種投射。

新價值觀

紅色符號解讀的時代流變與審美表達的時代創新，都指向一種新價值觀的縫合重塑。近幾年，以《懸崖之上》《覺醒年代》《金剛川》《八佰》《山海情》《大江大河》等為代表的“新紅色經典”作品，都突出了普遍性的民族情感，文化背后的主流價值導向并非走向狹隘，而是強調在對歷史客觀陳述中凸顯民族力量，以無名英雄的群像書寫肯定人民的主體地位，在懷舊情感中激發社會主義理想信念。

不可否認的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早期紅色經典更著重書寫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改革時期、建設時期的主體地位，這一時期的影視作品如《平原游擊隊》《上甘嶺》《鐵道游擊隊》等都普遍強化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時期的卓越領導地位，烘托起強烈的民族情感與愛國熱情。近年來，多元文化的融合發展成為一種時代語境，新紅色經典正在逐漸弱化“紅色”單一表達，凸顯“經典”再造的時代意義。文藝作品不再一味強化道德宣教，呈現出多元獨立的價值判斷，客觀討論紅色經典作品中的非主體角色對歷史的共建作用。不論是講述抗美援朝殘酷戰役的《金剛川》，還是基于國民革命軍“四行倉庫保衛戰”真實事件改編的《八佰》，“新紅色經典”始終基于現實主義深刻內涵，兼具崇高美學與浪漫主義想象，頌揚愛國將士、民眾英勇斗爭的無畏精神，在無形中喚起大眾普遍的愛國主義情懷、集體主義共鳴和強烈文化認同。

創造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突出人民在革命、改革、建設中的主體地位是“新紅色經典”價值導向的重要一維。拋卻歷史虛無主義、文化庸俗主義，“新紅色經典”闡述的愛國主義、革命樂觀主義、集體主義是更為客觀具體的現實存在，是與人民群眾有著更緊密聯系的價值表達。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書寫者與培育者，紅色經典文化的塑造主體還應該歸位到人民群眾中去。《大江大河》《山海情》《覺醒年代》《我和我的祖國》等一眾影視作品皆從宏大敘事轉向日常敘事，勾勒不同時代、不同身份的人民主體形象，再現革命先輩用熱血澆筑青春事業，科研工作者為推動國家科技發展默默奉獻，祖國建設者為美好生活而不懈努力的崢嶸歲月，正因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祖國建設者等不同身份群體積極參與祖國革命建設事業，才有今日的美好生活。

“新紅色經典”不是對革命題材的無意義重復，也并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刻板宣教，而是強調立足當下語境，試圖重現確立信仰的力量，在消費主義盛行的市場中找尋時代精神的意義深度。影視創作在尊重歷史、重述歷史、再現歷史中融入人文關懷與美學理解，在過去與現在的疊化映照中找尋不變的理想信念，還原革命精神的真正底色。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