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 (1964～)，江蘇興化人。199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現為江蘇省作協主席。著有長篇小說《上海往事》《平原》《推拿》《玉米》，非虛構作品《蘇北少年“堂吉訶德”》，出版有《畢飛宇文集》（九卷本）等。曾獲魯迅文學獎、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等。《推拿》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推拿》

一

一般而言，從什么時候開始文學創作對創作者來說都是重要的，因為一個人無法回避同時代的文學趣味、文學理想、文學風格，甚至是文學技術對他的影響。而對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的作家來說更是不同尋常，沒有哪個人能抵擋得住那個時代強大的文學力量。畢飛宇的創作正是從那個時代中期開始的，所以今天看上去，他的80年代文學話語風格就異常明顯。這樣的風格是先鋒的，是形而上的，也是宏大敘事的。這種宏大敘事不一定與現實有關，和當時許多創作者一樣，畢飛宇的目光投向的是看不見的遠方與深處。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中篇小說《孤島》，雖然宏大，但它試圖駕馭的是歷史。作品的主人公北上長江死里逃生后在揚子島稱王，引發了一場場驚心動魄的斗爭。年輕的畢飛宇在作品中表現出歷史闡釋的野心，雖然是以文學的方式，故事邏輯卻是以歷史哲學作為核心的。撬動歷史的杠桿是人性之惡，當個體被置于群體之中時，激發起的是爭斗、殺戮、陰謀、欺騙，是置對手于死地而后快的殘忍，在《孤島》中，以此為基礎，才有了制度、社會與文明。

對歷史的興趣以及為歷史賦予意義的熱情，支持了畢飛宇較長時段的創作，他此后較為重要的作品都與此相關，如《敘事》《楚水》《祖宗》《是誰在深夜里說話》等。《敘事》借助于祖輩的悲劇，思考的是家族史，它試圖解構的是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家庭、家族、宗法體系，從而對這一強大而恒久的歷史、社會、政治、經濟、倫理與心理根基提出了質詢，并殘酷地將這一質詢遷移到當下現實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人們必定會感受到的情感與道德猜忌。《楚水》則將故事置于一座有著古典文化氣息的小城，它試圖在戰爭的背景下，用不同民族間文化的廝拼來展現歷史的另一種存在，從而在極端的環境中逼出文化的豐富性，它的力量、它的變形與妥協。這是畢飛宇對歷史新的思考。《孤島》是我們能夠想象的大歷史，它就是一般性政治與社會結構的濃縮；《敘事》探討的是歷史的某一具體問題，同時也試圖解釋具體事件在歷史延續中的同構性與影響力；《楚水》則將歷史文化化了，作家顯然認為，歷史問題說到底是文化問題，具體的歷史在不斷地更替，文化則更深入而抽象，它相對恒定地處在歷史的深處；而到了《是誰在深夜里說話》，畢飛宇已經在對自己的歷史思考進行方法論的反思，同時他也因此超脫了此前的歷史敘事。歷史固然可以在歷史題材與歷史話語中進行，同時也可以在歷史與現實的互動甚至純粹在現實的話語中進行。這個短篇以明城墻的拆修為故事線索，最后得出了驚人的結論，歷史不是能否回得去的問題，而是我們回得去的歷史竟然會大于歷史本身。

這樣的歷史敘事顯然與一般的歷史小說無甚關系。歷史只不過是個鏡像，畢飛宇感興趣的是借助歷史進行的形而上思考。所以，這些作品無不帶有寓言的意味。因此，說這一階段畢飛宇寫過歷史小說可以，但說他進行過現代寓言創作可能更為確切。《孤島》摒棄具體時空的寫法，無限放大了它的象征意義，讓我們看到了《魯濱遜漂流記》和《蠅王》的影子；《敘事》幾乎征用了一切可能帶來意義與隱喻的故事、人物與物象，甚至設計了敘事人與歷史上著名的歷史學家和偉人們的對話，從而使作品擁有了盡可能多的意義增殖；《楚水》中更是遍布文化象征的物象與語符，書法、圍棋、服飾、古典文學、建筑……繁復的意象構成了飽滿的文化寓意系統。當然，最為核心的是故事構架與敘事方式，粗線條的開展、重復式的疊加、對原型的借用，都使作品近于一種元敘事。像《是誰在深夜里說話》，明城墻，以及古今的對話關系，就足以使其寓言的色彩濃重起來，而這又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敘事美學不無關聯。

二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與歷史敘事相重疊，同時表明畢飛宇與歷史敘事逐步脫鉤的是以短篇小說《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莊》，中篇小說《青衣》《玉米》《玉秀》《玉秧》，長篇小說《平原》《推拿》為代表的一系列創作，這也是畢飛宇迄今創作最為豐饒的時期。

可以看出，畢飛宇的思考在轉向、在成熟，更重要的是他的小說藝術已經非常嫻熟。他依然有著宏大敘事的自信，但這樣的宏大現在已經漸漸退到后臺，置于前景的是故事、人物與細節，特別是對人性深處的開掘成為畢飛宇用功最多也最為成功的地方，其創作的許多人物形象已經成為新時期文學人物畫廊中的熠熠生輝者。《哺乳期的女人》現在看來也可以說是關注留守老人與兒童的作品，這比后來成為社會熱點話題提前了十多年，由此也可以看出畢飛宇社會觀察的敏銳性。不過，這時期畢飛宇的目光雖然在往回收，但依然是虛空的，因為他還沒有將目光聚焦到當下，聚焦在眼前，與其說他在表現，不如說他在思想，此時的畢飛宇依然是個思想家，只不過思考的對象發生了變化。

某一個時期，畢飛宇將人物放在他的一個虛擬的文學空間中，這就是著名的“王家莊”，畢飛宇的許多人物，端方、玉米、玉秀、王連方、吳蔓玲、三丫、王瞎子等，都生活在這個小村莊。所以，畢飛宇的王家莊書寫也可以作為中國新時期文學新鄉土小說研究的個案。對中國鄉土運行系統的觀察是畢飛宇鄉土書寫的杰出之處，他對中國鄉村現實政治的表現獨到而深刻。在長篇小說《平原》與“玉米系列”中，表層的政治權力被全方位刻畫，上到國家政治，下到農村基層，人們的生活被高度組織化。這樣的表現我們可以從新時期之初如《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等許多同類題材作品中看到，畢飛宇的另一獨到之處是在這一大傳統之外看到了中國農村日常生活的小傳統，也即“亞文化”的民間族群，以及民間宗教、習俗乃至心理與語言等等。《平原》的主人公端方在王家莊地位的確立靠的就是近似流氓無產者的民間方式，他依靠自己的力量控制了大批年輕人，形成了自己的權威人格。在正統的吳蔓玲的眼里，端方是叛逆的，這群青年人就是一伙痞子。

不管是表層的國家政治，還是潛隱的民間傳統，它們既對立又互補，而其共同的屬性就是“權力”。畢飛宇深究的就是不同權力對人性的戕害，他曾形象地將這種轉化到人性之中的權力稱為“鬼”，這個在我們身上作祟的鬼的內涵就是“人在人上”，“這個鬼不僅依附于權勢，同樣依附在平民、大眾、下層、大多數、民間、弱勢群體，乃至‘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身上”（畢飛宇《我們身上的鬼》）。所以，我們固然可以看到王連方、吳蔓玲等權勢身上權力的“變態”，也可以在玉米、玉秀身上看到。它可以存在于一切人的關系之中，比如《青衣》中筱燕秋與幾代藝人的關系，筱燕秋之所以不服那口氣，說穿了，就是不愿居人之下。

如果說這時期畢飛宇對人性的書寫主要在“破”、在批判的話，那到了新世紀之后，他則開始嘗試去“立”，去尋找人性中溫暖的部分，尋找愛與善良。畢飛宇啟動了他的重建價值的寫作，這集中體現在他的長篇小說《推拿》上。面對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人們都在尋找原因，更在思考應對的方略。在畢飛宇看來，人的尊嚴就是他認為當代人應該堅守的價值底線。在《推拿》中，畢飛宇以正面的方式書寫了人的尊嚴，歌頌了人性的光輝。不能不佩服畢飛宇對盲人群體的了解，這使他在表達尊嚴時找到了最為直接也最具承載力的意義載體。畢飛宇將盲人作為主人公，因為“盲人的自尊心是駭人的”，他們“要比健全人背負過多的尊嚴”。這一群體雖然生活在黑暗中，但不管面對什么，無論是生計、金錢、愛情還是生命，他們首先考慮的是一個人的尊嚴。畢飛宇以一個特殊的群體推出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普通價值，正因為它的普通，所以能接通許多豐富的現代人文理念，而這也為這部長篇預設了闊大的思想闡釋空間。

三

幾乎與《推拿》創作的同時，畢飛宇創作了一批可以稱為社會關懷的世情小說。這批小說與他此前的作品相比較，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把目光徹底而堅決地拉回當下，拉到眼前，甚至緊盯著眼前。也就在這個時候，畢飛宇表達了他創作中值得重視的又一個文學觀，即對“世態人情”的重視，他將它稱為“小說的拐杖”。

可以說，這些作品與社會現實是零距離的。《彩虹》關心的是兒童問題和老年問題，而這老少問題又關系到家庭問題。在作品中，老夫妻之所以境況凄涼，小家伙顯得那么孤獨寂寞，都是因為他們各自的家庭未能給他們提供應有的關愛，而之所以如此，又緣于各自家庭在當今社會的驅動下的無奈選擇。《家事》《大雨如注》《虛擬》可以歸為教育題材。《家事》生動地再現了當前中學生的特殊生態，一種對家族關系的“戲仿”。小說雖然寫的是孩子們的游戲，但讓人深思的問題卻不少，升學的壓力與生活的單一，獨生子女的孤獨，以及由獨生子女這一生育現狀帶來的血緣關系的單一化趨勢，它導致了人際關系的松散、家族生活的簡化、人情的冷漠等等。《大雨如注》在中西教育觀、成長觀中展開故事，寫盡了中國式教育對中國式家庭的整體性影響。《虛擬》中我們可能看到著名的“縣中模式”，但作者追問的是，看似成功的教育背后，人到底是如何成長的？我們教育的目的與價值究竟在哪里？《相愛的日子》中兩個主角是一對邂逅的男女大學畢業生，畢業即失業，他們只能在城市“漂”著。偶然中，他們相識，除了做愛，連觸及感情的資格似乎都沒有。小說只寫了一個二人世界，但折射出的問題卻很豐富。場景與細節設計得非常精到，幾乎每一處都讓人產生聯想，如城鄉的差別、打工者的命運、成功的壓力、教育與就業的失衡、價值的傾斜、底層的艱難、出路與希望等等。《睡覺》涉及社會灰色地帶與特殊群體，作家試圖在人性的扭曲與畸形的生存方式中尋找善良與溫情的可能。《兩瓶酒》雖為短制，但角色豐富。一方面描繪了底層生存的艱難，寫出了社會轉型時人們生活方式的復雜性，但同時仍對人間與人情的良善懷有希望。在任何時候，支持著人們生活至今的價值都是人性之舟的壓艙石。

這些作品是如此集中，無疑表明了畢飛宇創作新的向度。然而更具意義的是，從畢飛宇的個人轉型我們可以看出文學的整體走向，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文學與社會的總體氛圍。當下，社會與人們的生活越來越走向開放，社會的公共領域不斷擴大，人類活動的社會化日漸明顯；從文學的角度來說，不管是寫作還是閱讀，也在不斷社會化。在媒體越來越發達，特別是互聯網強大的今天，社會為寫作與閱讀提供了可以稱得上是過剩的資源與空間，以前純粹是個人化的“記事”行為，現在都在公共平臺上進行。一方面，是社會不斷出現新問題、新現象，個人生活常常深陷茫然與危機；另一方面，又是人們對社會參與的熱情、責任與可能性的不斷增大，這樣的局面與社會力量總會被畢飛宇這樣敏感的作家捕捉到，進而促成了文學對社會的新關注。可以說，自新時期文學以來，當下的文學正以不同的方式直面現實，現場感明顯提高，夸張一點說，文學或將迎來現實主義的又一次浪潮。以畢飛宇近年的創作為個案，我們可以感受到，文學對現實的回歸將更密切關注社會的具體問題，更貼近民生，呼應各種社會力量的現實訴求。這是畢飛宇現階段創作的重要的前瞻性意義。

任何一個作家都會有自己的目光。循著畢飛宇的目光，我們不但看到了一個作家如何看待他者與自己，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目光去觀察與他共時性的文學進程，進而是文學對世界的觀照。這時，目光就是方法。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2021年6月21日第5版）

相關文章：

趙坤評畢飛宇：從歷史主體到情感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