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和何平關于“文學革命”“文學不革命”的闡述，在文學圈引起一定關注。后疫情時代，文學是否需要革命，是否可能革命，包括重提“革命”本身，都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就時代整體氛圍而言，其實并不具備文學革命的基礎。考察不同群體的生活方式，那些隱含在日常性中的尖銳沖突，往往被獵奇和解構所遮蔽；或者是習慣了淡漠的目光，難以真切體察他人的痛苦。文學作為一種召喚，理應關注逐漸空洞化和機械化的生活本身，有能力以體驗性深度喚醒麻木的現實感知。至于本質是什么，那個終極的意義魔咒，在后疫情時代，或許比虛無更加沒有力量感，文學并不活在本質主義里，你或者我，也不是絕對主體。語言為沉默的事物賦形，并且把“本質之我”與其他事物以不斷克服有限性的方式聯系在一起。寫作者在形象和生活之間建構橋梁，試圖把自己的觀念大寫于其中，讀者既不會觀察橋梁結構，多半也不在意橋下的水流形態，他們只不過體驗了通過橋梁的過程。之所以反復提及現實主義，無非是因為龐大的現實從來沒有被我們戰勝，我們當然也無處可逃。蘇珊·桑塔格認為：風格，是談論藝術作品的整體性的一種方式。現實主義與其說是一種風格，不如說是一種觀念，是作家面對生活的態度。從觀念層面進入藝術整體，可能涉嫌片面，但如果這種觀念是建立在有效的審美判斷力之上，那么所謂片面也就具有了某種真理性。

一、在不斷失焦的生活里如何聚焦

在前互聯網時代，作家可以為大眾提供生活經驗、世界觀和審美導向；后人類社會，年輕人的思維方式、閱讀興趣和獲取信息的能力都有了巨大變化，紙質文學出版和閱讀必然會越來越小眾化。如果說網絡文學的主要功能是消遣，那么傳統文學的價值顯然還在于書寫現實。有效的現實表達，首先建立在準確的現實認知基礎上，個體認知水平相近，并不必然達成同一文化立場的共識。后疫情時代，中國與世界，城市和鄉村，社會管理、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全球政治生態、經濟形態……很多東西在改變，有些有形，有些無形；有些生活層面的改變是自發的，也有些是源于意識形態和媒介的引導。智能化、智慧城市、鄉村振興、脫貧攻堅，這些是時代主題；內卷、暴雷、心理疾病、社會暴力，這些是負面的日常生活流。官員、成功商人、知識分子、網紅、農民工、游手好閑的小鎮青年，各行各業，精英也好，“社畜”也罷，都在時代的滾筒里一起轉動。作家選擇自己熟悉的生活去書寫，有著各自的訴求或興趣，觀察的視角不同，給出的時代影像也不同。對西方社會，對經濟衰退、競爭加劇、階層分化，對年輕人聚居的虛擬社區生態，賽博文化的未來走向，職業身份背后隱秘的各種族群，以及自我處境的認知、判斷和理解，大都失之于概念化、情緒化和印象式，很難觸及現實的深層問題，也難以緩解此在性焦慮。

現實主義寫作的基本原則依然是真實。作家介入現實的形態和路徑主要有：站在時代問題的發現者和改造社會的探索者立場，關注病態社會和人生；以隱喻和變形的方式深入生活背后，揭示荒誕現實的深層肌理；以微觀切口透視內部真實，尤其是現代人的存在悖論；聚焦生活的正面光澤，沒有折射和反射的裝飾性現實臨摹。現實始終矗立在寫作者面前，攜帶著光和陰影，有溫暖的人性慰藉，也有殘酷的人間悲劇。選擇不同路徑，抵達現實的深廣度自然不同。我們都明白藝術的當代性如何成為可能，雖然新世紀文學對現實生活內部肌理有所透視，但是理解他人和闡釋生活的能力依然顯得不足。在不斷離散化的時代，并不是只有批判才有力量，作家首先要有建構能力，在不斷失去焦點的生活中，找到自己聚焦的題材和重心。面對日益復雜的全球情境和世俗化浪潮，激進的左翼，自由主義文化立場，散兵游勇的個人主義者，對權力和資本的態度各不相同，無論是人類文明的幻滅，還是多少懷有的浪漫的想象。

后疫情時代，重建理性認知和對人類文明的信賴同樣重要。現實雖然廣闊，但依然有邊界，寫作者對于動態現實的理解和表達面臨更多考驗。很多新的生活根系在人類社會之中蔓延伸展，即使觀察不到，卻始終是人與世界的糾葛與聯結。封閉，隔絕，文化撕裂，寫作者能夠占據的精神根據地，越來越缺乏共識。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和眾多西方哲學家關于疫情論戰的焦點在于人類應該如何共同生活，新冠疫情顯然已經超出了醫學、政治和文化領域，成為全球所有人共同面對的生活事件。后危機時代的全球化趨向于萎縮已是必然，全球經濟衰退，政治秩序重構，如何回到國際合作之中，而不是基于地緣政治放大裂痕，是疫情結束后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難題。文學，不僅應提供理性智慧的現實判斷力，更要直面人類社會秩序和心智秩序的破碎與重建，讓讀者對人類正在經歷的這一切有更深刻的理性認知，而不僅僅是在時代情緒之河中隨波逐流。小說是對生活反復的審美包裝，也是層層去除遮蔽的過程。比起碎屑般的日常，疫情帶來的全球意識危機是潛在的，作家是世界的勘察者，寫作是打破那些看上去美或者不美的事物之間的界限，去揭示其復雜性，尤其是這些事物與生命的關聯。對時代作出有效闡釋和判斷，深刻體恤他人的困境，這其實是后疫情時代重建文學尊嚴的必由之路。

二、此在性與現實體驗的多重可能

后疫情時代，寫作者如何面對現實提出的各種挑戰，對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一切保持高度敏感和審慎思考，重新厘定自己的寫作底線和道德原則，決定了文學能否提供此時此刻的共時性回應。諸多時代形象里有隱匿的對話，也有理想異鄉，無論鄉土敘事，還是城市敘事，時代新質是什么？個體的人，群體的人，處在深度焦慮中的不自由，反復放大的財富和娛樂效應，社會生活的表演性，盛宴的虛像，技術的僭越，無法自然過渡銜接的代際隔膜，等等，構成了我們面前的文學現場和生活現場。對現實的關注有兩個層面：宏觀的是對時代的敏銳洞察，微觀的是對日常生活的鮮活感受，立足點都是人。這里面涉及到把握時代的兩個有效維度，即在場的時間感和具象的空間感。時間感的獲得是具體生存的歷史感，時間作為一種容器，承載了包含民族、文明和世界性的時代，以及從屬于那個時代的紛繁的日常生活。重提寫作的現實立場，擺脫教條和慣性，老老實實觀察、思考和正視問題，這是文學此在性的基礎。從藝術層面來講，后現代主義可以成為某種審美的引領；而在思想層面，恐怕很難產生同樣的多米諾效應。首先，作家的精神世界里包含著繼承性和革命性，把生活放進后現代裝置里，博爾赫斯或者昆德拉的幻覺、夢境和性，不乏觀念的超驗性和體驗的立體化，這些不是問題的根本，根本在于思想意識構成中人與他人的不斷疏離和自我逃避。其次，疫情不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習慣，也強化了更深層的精神危機。認知的界限模糊和自我遮蔽，隱含著新的現實困境，文化貶值和道德弱化帶來的負效應并不能被審美強化填補或取代。疫情表面上形成了基于某種原始共同體的精神氛圍，獲得情感和意志的同一性，在互聯網空間表現尤為突出，但是在人類社會深層秩序上形成的破壞力還是巨大而深遠的。

疫情帶來了更廣泛的線上交流。感知的虛擬化和模式化，決定了重建體驗共同體面臨立場取舍和價值兩難。生活可能看上去依然很美好，但是寫作者要能夠解釋或者揭示交織著死亡、苦難和罪惡，交織著空虛、冷漠和病態的那部分。無論網絡和技術多么發達，仍舊是外部的反映，內在于生活和時代的意義匱乏，不僅來源于對時代的言說能力的欠缺，同樣來源于過度闡釋的焦慮摻雜在一起。生活本身是開放的，寫作者要真正理解自己的話語權力和身份可能，這關系到寫作的公共倫理。新世紀以來，反現實主義的穿越、玄幻、盜墓、修仙等文學和影視劇，為公眾塑造了很多奇幻景觀，這是一種潛在的瓦解和置換。沒有超越時間、空間和文化的純粹思想，也不存在非物質性的主體存在。疫情強化了秩序，在習慣了各種掃碼、刷臉、測溫和檢測之后，人把自身設置于對象化情境之中，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共同體，而是共同體驗，是共同體驗成為某種穩固的紐帶。把如此光怪陸離的時代寫得無動于衷無關痛癢，不僅是對自我身份的懸置，也為懷疑主義提供了更多理由。面對疫情改變的人類世界，破碎的家庭，普遍的恐慌猜疑，異化的精神視野，隱形的心靈創傷……文學經由批判反思而獲得自身的存在意義。另外，后疫情時代，從被剝奪的豐富體驗中拯救日漸疲憊僵化的心靈，從不斷疏離的世界中重建體驗共同體，正在構成新的歷史。

避免偽生活感泛濫，包含對日常生活的直見，單個人的命運疊加出人類的處境，疫情蔓延帶來了深層壓抑，在時代情緒中喪失自我，或是在時代間離中重塑自我，是主體認同或對抗物化的過程。線上生活、云社交、虛擬關系、寵物替代，從交流方式到自我陪伴，距離他人的世界越近，越是無法真實感知他人的存在。人類最終獲救，不是憑借技術扮演了上帝，而是找到真正通往正當社會的精神生活之路和精神自由之路。對于作家來說，經驗的積累在物質層面比較容易獲得，而在超越現實的更高的精神層面則往往有心無力。寫作者習慣了用寓言來演繹現實，給人類貼上各種符號標簽，這種抽象出來的生活和人性，往往并不具有真正的能指和所指。“吃瓜群眾”習慣了娛樂至死或解構一切，無非是對生活困境的逃避和對世俗世界的沉湎。懷疑于生活而言意味著否定和重建可能，顛覆關于世界和生活的既有認知，分裂為虛無主義、頹廢主義和理想主義三維。不斷撕裂的東西方社會，上層社會和底層人生，感性文化和技術專制，這一切對人類社會正在產生不可逆轉的影響，改變的路徑是什么？禁錮人類的除了物質，還有自身，年輕一代擁有更開放的一面，也有更封閉的一面，世界并不因為交流而變得完整，也不因為封閉而朝向敞開。存在不是一種觀念，而是現實。在哲學層面，未來人類社會注定要被重新定義；而寫作，只有回到純粹的體驗領域和對生命的深度思考層面，才能擁有現實在場的力量。

三、同在性與個人經驗世界

主義小說提供即時鏡像，這里面既包含社會心理定式下模糊的群體面孔，也并不排斥典型境遇和獨特個人。面對時代邊緣人，即使對現實并沒有敵意，一些寫作者還是把筆墨聚焦于時代斷層，以及隨之而來的分裂感。這種心靈危機對應的是啟蒙余韻，在更開闊的現實主義視野里，提供了寫作的思想高度。后現代主義強化空間敘事，解除了時間敘事內在的局限性，情節空間、心理空間和話語空間并置，對形而上棄置和形而下焦慮的平面顯示，對個人處境的縱深揭示，打破現實主義框架，不僅僅是解構，也有局部的建構，形成新的審美規則和微妙的時代潮流，具象化社會空間和生活場景中的精神隱喻，重建了生存碎片中的文化平衡。空間敘事是開放的，現實主義以國家、民族、社會和個人空間為背景，小到某個生活場景，個人經驗、判斷和想象力的生活世界；大到時代景觀、社會氛圍，血肉飽滿的人間，家園和家國敘事，更關注生活場景呈現的社會性。后疫情時代，方艙醫院，隔離點，封閉區，檢測站，構成新的異質空間，如果我們不隱喻化這一切，而是返回現實主義觀念，那我們就要正視人類自設的秩序牢籠和自我拯救的難題。疾病、貧困、暴力、資本和權力對個人生活的滲透，左右立場在互聯網空間表現出來的話語撕裂，在時代很深的地方反復傳出沉重的回聲。寫作者給時代標上了刻度，公共生活中充斥著象征性視覺符號，時尚和商品的誘惑，以及被動生存對公共秩序的依賴性，對于普通人來說，既具有泛娛樂化傾向，也隱含一定危險。極簡主義，多重復調，心靈實驗，紀錄片，非虛構，無論選擇何種方式為這個時代錄音或者拍照，即使整體世界依然存在各種無法縫合的裂隙，這種在場記錄都是有意義的。

寫作之于現實，如在沉默的深淵里，一根接一根劃亮火柴。時間的魅力在于火柴點燃的瞬間，而空間的魅力在于反復照亮，反復看到分裂的世界和自我。時間是生命記憶的存儲，空間是歷史記憶的載體。陳舊的現實里依然有嶄新的藝術表達，突破某些邊界進入到意識更深處，生活和觀念得以拓展。現實生活并不因為全視角的觀察而改變，現實本身是變動中的客體，但觀察者的眼光和判斷能力，反映出主體的存在位置和價值選擇。如何去書寫世俗人生：后疫情時代的世界結構認知，個人生命觀，人與他人之間的倫理道德邊界，新秩序的內在邏輯，都充滿了各種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如何去書寫現實家園：舊傳統在農村日常生活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小，鄉土文明不斷瓦解，從文化心理和世俗情感層面來看，家園感正面臨解體；寫作者對城市文化的理解流于表面，反烏托邦不僅表現為對于終極關懷和彼岸世界的消解，也表現為對某種技術權力和世俗秩序的主動服膺，無論哪一種，都偏離了現代性提供的方向。如何理解個人悲劇中的時代投影，如何面對后疫情時代的各種考驗，文學提供了微弱而持久的回響。從很小的切口打開生活，是寫作者進入深層社會問題的有效通道。城市空間更接近藝術裝置，高樓大廈，大街小巷，機場，高鐵站，CBD，酒吧茶館，音樂廳，展覽館，這些公共建筑和人文景觀外在于個體心靈，又容納了具有普遍性的時代感。對于奧尼爾這樣的作家來說，與神發生關聯的寫作，才是真正有意味的寫作。后疫情時代，世俗化不斷加深，現實生活不具有任何神性，寫作者甚至不確定自己的寫作是否抵達了真實的人性。博爾赫斯將詩表述為“透過文字藝術化的交錯處理，表達美的事物”，無論哪種藝術形態，貼近人類命運，對抗荒誕現實，記錄持久的痛苦，以及轉瞬即逝的歡欣，既是時代體驗與公共記憶，也是基于個人生活世界和精神狀態的表達。

單個人也可以從更宏觀的視角看世界，親歷者的生活記錄和生命記憶，構成了現實書寫的重要組成部分。疫情中的經歷，后疫情時代的田野調查和非虛構寫作，都可以作為個人歷史檔案和社會文化檔案。這種個人生活記錄不僅體現了現實主義審美傾向，也表現為一個時代的公共倫理。真正難以克服的問題是，文學從審美現場現身，卻從思想領地不斷后撤。客觀現實的存在，不是以審美方式給出符合主觀目的論的價值判斷，從中得出文學現實性書寫的合理依據，這里面主觀參與的多元敘事往往附著在客觀性上，為這一客觀對象物融入情感因素；真正需要思想能力的現實書寫反而被借用和移用。寫作者在技術層面被AI追趕，在反思深度方面受到意識形態局限，科學和哲學反復強化祛魅的理性，生存在技術理性與肉身欲求之間互換，不斷疊加的障礙感既來自于環境，更來自于自我。同時代性為現實主義提供了某種牢不可破的情感基礎，但是審美政治化在不斷瓦解這種同在性，并產生嚴重的錯位和幻覺。自然、人和社會被認為是一個整體，人類社會進步和道德完善作為有機體指向形而上的純粹性，雖然后人類社會形而上學的衰落不可避免，但對終極意義的信賴依然是文學可能堅守的信仰。邱華棟、李浩、房偉和徐晨亮在對話中談到了現實主義，李浩認為我們欠缺現實主義的土壤，但是現實主義文學發展強勁，有充足的存在理由，現實主義小說創作在時下難度更大，它的對手更多，甚至要和自己的源流對抗。這真是一語中的。

我們強調寫作的此在性和在場感，這里面包含著歷史感和共時性。后疫情時代，社會價值判斷和生命觀里加入了正反兩種力量，在哲學意義上，幾乎又回到了斯多葛主義和伊壁鳩魯主義。懷疑論者看待異形現實的眼光更趨向于消極，而現代性依然殘存理性的洞察力和方向感。寫作者以不同方式記錄和講述各自的生活，闡釋的有效性建立在生活和精神的可理解性之上。多年以后回看今天的文學，人類之疫不僅表現為生理病癥和心理病態，還包括文化病象。小心的試探，曲折的冒犯，浮夸的抒情，易容過的生活，漏洞百出的人心，隱藏著怎樣的命運深度，都是文學抵達現實的種種路徑。而我們對寫作的期待無非是：少一些媚骨，多一些血肉；少一些討誰歡心，多一些為誰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