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振興鄉村，必先了解鄉村。記錄鄉村真實狀況的文學作品，是人們了解鄉村的一種途徑。如今，提到鄉村文學，有一位女性作家的名字是繞不開的：梁鴻。

作為學者、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梁鴻通過長期觀察自己故鄉的一個小村莊以及村里外出務工人員的經歷，記錄了時代變遷，寫出了非虛構文學作品《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及《梁莊十年》三部曲。

近日，《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專訪梁鴻，聽她講述基于田野調查的鄉村振興戰略“落地之道”。

鄉村應該是一個很美好的地方

《瞭望》：從2010年開始，《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梁莊十年》三部曲陸續出版，在寫作過程中，你看到梁莊發生了哪些變化？梁莊這10年的經歷比照其他村莊，有什么共性？

梁鴻：這十幾年來，梁莊變化很大。比如交通，從原來的土路到現在的高速公路，鄉村的相對地理位置發生了非常大的改變。村莊昔日安靜、封閉的狀態被打破，村民流動的可能性變得更大。農民出外打工，命運發生了變遷，雖然社會保障等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但他們的工作條件和待遇有所提高。留在村莊里的人，也獲得了更好的居住環境。我覺得，鄉村振興不等于建設全新的鄉村，不是連根拔起，而是在既有基礎上科學規劃、自然發展的過程。

梁莊是全國上百萬個村莊中很普通的一個，沒有大的商業力量支撐，也不具備生態、礦產資源。梁莊不能代表中國所有鄉村，但可以體現出鄉村變化的一種普遍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農村全貌。因為我們處在同樣的文化肌理中，我們的生活邏輯和思維邏輯是相同的，發展軌跡也是相似的。因而，把梁莊寫得越深越透，它的普遍性意義就越大。我逐漸意識到，梁莊其實是一個非常廣闊的存在，如果我能把它作為一個真實或者虛構的意象寫透，也許也是一種貢獻。

《瞭望》：在城鄉融合發展的背景下，鄉村之于中國有怎樣的特殊意義？

梁鴻：首先一定要辯證地來看城鄉融合，并不是所有城鄉都能做到城中有鄉、鄉中有城。比如說梁莊，與城市有一定距離，不可能變成城市的一部分，只可能變成一個相對現代化的村莊。城市化是一種模式，現代化是一種生活方式，現代化的鄉村不等于城市化的鄉村。所以，像梁莊這樣的村莊，可以走出一條既保有村莊特性，同時又有現代性，能與城市各美其美的長遠之路。從文化層面來說，鄉村保留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這些基因并不是落后的、與現代化相悖的，而是具有中華民族自我特性的，因此，鄉村的保護和發展有著特殊的意義。

《瞭望》：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鄉村振興全面推進，對此你有什么期待？

梁鴻：我希望在未來，鄉村封閉落后、城市富足先進這種二元對立的觀念能有所轉變，這也是我寫梁莊故事的初衷。鄉村應該是一個很美好的地方，而不應成為社會發展的“短板”或“病癥”。

我覺得，只有當我們提到農業農村農民，覺得這些字眼是普通的，已不再是需要更多思考的符號時；當說出“我來自農村”這句話能被正常平等對待，甚至帶著一些自豪感時，鄉村振興戰略就真正落地了。我對此非常期待。

鄉村建設行動要從細節做起

《瞭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深化農村改革應在哪些方面精準發力？

梁鴻：在《梁莊十年》里，我用專門的一個章節描寫了觀察到的近10年來梁莊的土地流轉狀況。梁莊的土地流轉經歷了從民間個人到公司承租，再到政府出面集體土地流轉的過程，中間經歷了很多困難。

比如，現在遇到的困難就是，政府作為中介，能不能支撐土地流轉健康運轉下去？如果承租土地的公司破產了，錢都由地方政府來承擔，政府也有壓力。

而且，每個村莊狀況不一，有的有土地資源，有的有礦產資源，有的有水利資源，需要因地制宜地細化改革方案，也需要相關部門建立起不同領域專業對口的人才隊伍，細化治理方式。精細化治理和鄉村發展可持續性是關鍵問題。

《瞭望》：如今，鄉村建設行動已在多地啟動。對此，你有哪些建議和思考？

梁鴻：鄉村建設行動包括硬件和軟件兩個方面，硬件就是要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軟件就是要加強農村的公共服務，同時要推進城鄉融合發展。

推進鄉村建設行動，要切實結合鄉村實際，減少形式化的東西。比如，在村莊里設置垃圾桶，就需要調研清楚，垃圾桶是否運轉得好，是否真的能實現垃圾分類，是否能做到在鄉村里同步推進相關的環保教育，等等。

再如，我曾調研過鄉村圖書館建設，不少鄉村都建起了很漂亮的圖書館，書也買了很多，硬件做得很好，但軟性配置上仍然欠缺。

因此，鄉村建設行動也一定要從細節做起。仍以圖書館為例，要讓圖書館真正成為一個開放的、知識流動的鄉村精神文化空間，把硬件真正落實到軟性的人的全面發展上。

在鄉村規劃編制方面，要思考如何保留鄉村煙火氣。僅靠鄉村大舞臺、民俗節等形式喚起鄉情和煙火氣是不夠的，還要讓住在鄉村的人有一種寬松的生活狀態。

例如，即使父母外出打工，留在家鄉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教育，不用擠破頭去城里上學；讓回鄉的年輕人能找到自己的事業，擁有發展的空間……這樣，我們的鄉村自然而然就會有煙火氣。

讓村民與村莊共成長

《瞭望》：新時代農村精神文明建設，離不開組織方式、治理方式的嬗變。讓文明、文化能真正入腦入心地塑造農村的“精氣神”，你有什么建議？

梁鴻：一個人的精氣神與社會大環境有很大關系。塑造鄉村的“精氣神”，關鍵在于有沒有給足村民寬松的生存、成長空間，為他們提供自我學習、自我發展的機會。這看似容易，其實做起來很難。

千百年來，說農民活得好，主要還是指生存意義上的好，只是解決溫飽問題。如果沒有精神上的成長空間，無法滿足村民自我價值的實現，就還達不到真正好的人生狀態。我在書中寫了一位叫“栓子”的年輕人，他非常強烈地想證明自己，但不知道該怎么證明，他曾在異鄉打工，但也很難實現身份感和尊嚴感。回到梁莊后，栓子在意的不是有沒有掙錢的機會，而是能不能實現自我的抱負，只要鄉村給他空間、給他機會，他就能為鄉村創造一種新的可能。后來，栓子當了村支書，找到了實現自我的機會。

其實，生活在農村的人，短缺的并不都是物質。有的村民經濟狀況不錯，但你跟他聊天時會發現，錢不一定能換來開心。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層次理論說明，如果一個人“尊重”與“自我實現”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的話，那么，精氣神就沒法得到提升。

所以，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不僅僅要發展鄉村的物質基礎，更要想辦法幫助農民不斷成長，讓他們能有機會學習新技能，提升文化修養，在解決了溫飽問題和物質上的貧困后，能真正擺脫精神上的困頓。

例如，可以把鄉村圖書館打造成村民共享的公共精神文化空間，設計一些名家交流活動和課程等，邀請鄉賢回鄉交流，讓村民的精神世界得到釋放和成長，讓每一朵浪花都經過陽光的折射。當這種精神成長的空間培育起來后，你就會發現農民其實比我們想象的更能干、更有創造力。

《瞭望》：從你的觀察來看，這10多年來農村的生態環境發生了哪些變化？

梁鴻：據我觀察，這幾年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發生了很大改善。就梁莊而言，河流變清了。除了政策不斷加力之外，還要提高村民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的積極性，塑造主人翁意識，防止出現治理好又反復污染的問題。

這就需要在教育上下功夫。例如，可以在學校加上一門“在地地理”的課程，讓孩子們從小就能了解家鄉風物的來龍去脈，熱愛家鄉的植物、河流、山川……這不僅是知識教育，更是對孩子們的家鄉情感教育。這樣，孩子們長大后自然會形成主人翁意識，對生態環境形成民間自發、自下而上的監督，從而真正將制度規定細化落地，補齊農村的生態治理短板。

《瞭望》：結合你的觀察感悟，鄉村治理如何能更好地吸納群眾智慧，形成“善治”“會理”的鄉村治理機制？

梁鴻：在鄉村干部選拔中，可以給有理想、有抱負、有能力的年輕人更多機會。例如，梁莊就選出一位年輕的村支書，年輕干部沒有傳統鄉村的人情包袱、思路活、能力強、有沖勁，給村莊帶來新氣象、新改變和新的發展機會。

在吸納群眾智慧方面，考慮如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村民主人翁意識，讓村民主動謀發展，激發出他們建設家鄉的勁頭來。例如，發現了鄉村污染問題后，河道邊的村民能有意識地自發組織起來排查污染源，發出監督的聲音。

另一方面，可以給農民更多參與治理的空間，認真對待村民提出的合理意見、反映的發展問題，暢通村民參與村務決策、反映訴求的渠道，讓村務治理充分汲取民意、集中民智，體現出村民對村務治理、對鄉村發展的參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