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魯迅誕辰一百四十年，曾經同魯迅本人有過交往接觸、能夠寫回憶錄的人們也都成了古人。四十年前，這樣的老輩尚多健在者，并且出版過一本《魯迅誕辰百年紀念集》（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其中的作者都是根據親身經歷來寫的，這些回憶文章形成了一部珍貴的文獻資料集。

關于前期魯迅，常惠、孫席珍、劉弄潮三位的回憶內容最豐富，也最重要。常惠1920～1924學年在北京大學聽魯迅講小說史，講《苦悶的象征》，個人間的交往也比較多，所以關于老師魯迅的回憶特別詳細親切，可補過去回憶文章之不備。常惠又曾經擔任《北大歌謠月刊》的編輯，關于魯迅與該刊的關系，他在文章中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

孫席珍是當年《晨報副刊》的校對，曾在1924年上半年“偷聽”過魯迅的課，1924～1925學年則正式旁聽，時間正好與常惠相接。文章中回憶魯迅講課時的隨意發揮以及課外同學生們的談話，如“作文三字訣”“寫什么”“談短篇小說”“批尼采”“批弗洛伊德”等等，內容都極為重要。關于他自己的外號“詩孩”的由來以及魯迅《詩歌之敵》一文的背景材料，該文也有簡要的介紹，讀起來頗多興味。作者自稱他的回憶雖然“不能照先生原話清晰地錄出”，但“決不敢任意增添”，這正是寫回憶文章可能采取的最佳態度。

劉弄潮的《甘為孺子牛 敢與千夫對》一文，可以補充他先前發表過的《魯迅和李大釗的戰斗友誼》以及根據他的談話整理而成的《對用“火與劍”進行改革者的支持》。此文對于魯迅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提供了若干新的重要材料，非常值得注意。

何思源、何春才的回憶文章詳細談到魯迅在廣州那一段的生活和戰斗。二何過去都寫過文章，但這里講得更系統，更豐富，提供了新的信息。

關于后期魯迅則有更多的重要的回憶文章。曾經擔任過左聯領導職務的任鈞在他的《關于魯迅先生的片斷回憶》中，提到了魯迅對郭沫若流亡海外的看法和建議，又提到魯迅對“某一部當時出版不久的小說”（按指《子夜》）的評價，都是第一次出現的一手材料，十分引人注目。關于魯迅與《新詩歌》的關系，關于“兩個口號”之爭以及魯迅的喪儀，文章中也有重要的回憶。任鈞是當時文壇上的風云人物，又是魯迅挽歌的作者，他的回憶是彌足珍貴的。

有些作者——例如張孟聞、楊晉豪、施蟄存等諸位——過去似乎很少或者并沒有寫過回憶文章，所以這里的文章自然引起很大的興趣。還有些人同魯迅雖有交往卻不大為人所知，現在寫出回憶錄來，很能增加人們的見聞，例如曹聚仁的弟弟曹藝、胡風夫人梅志、由姚克介紹見過魯迅一面的畫家梁以俅等人的文章就都是。1981年夏，筆者參加江蘇省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年學術討論會，見過曹藝先生，并分在一個組討論，他講了一些文章中沒有提到以及語焉而不詳的細節。

上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的編輯趙家璧先生曾經寫過不少很有價值的回憶文章，收在本書中的《回憶魯迅在“良友”出版的第一部書——關于〈蘇聯作家二十人集〉》，生動細致地記錄了他與魯迅交往之始，魯迅與良友關系之始末由此而得知其全貌。李蘭的《一點引起痛惜的回憶》、吳朗西的《魯迅先生與文化社會出版社》、端木蕻良的《魯迅先生和青年》、周楞伽的《我和魯迅先生的交往與通信內容》等篇，都向讀者提供了新鮮的信息。根據周楞伽的文章可以知道，魯迅在同周昭儉的談話中批評了周楞伽的文章《建立“國防文學”的幾個先決條件》（《生活知識》一卷十一期），指出“他看到的那個報告是錯誤的，并不是什么政治上賢明的見解”，由此可知魯迅對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上那個報告是了解的，其時間當在1936年4月下旬。這是一條很有分量的材料。

在魯迅的美術活動方面，白危、劉峴、李樺、張望、金肇野、唐訶等人的文章介紹了不少情況，其中有些是過去甚少為人所知的內情。

魯迅的兒子周海嬰、侄兒周豐一以及魯迅住在磚塔胡同時的鄰居小朋友俞芳的文章，都是用兒童的眼光看魯迅。兒童看偉人，所見也許比較淺，但往往特別真，值得玩味。二十年代馬幼漁的女兒、小學生馬玨寫過一篇《初次見魯迅先生》，魯迅看了很喜歡，她那篇文章現在也還受到人們的重視。

本書中的回憶，似乎偶有不盡可靠的，也許是作者記憶上出了問題。例如馬子華的文章《點點星光》第九節，寫到1936年10月聶紺弩去找作者，告訴他魯迅病重，“看樣子醫藥費要花得不少，我們《動向》送了一點去，你們（按指《文學叢報》）有錢也送點過去吧！”其實這時聶紺弩早已不編《動向》了，魯迅更從來不接受青年人的錢。像這一類的問題還可以舉出一些來。本書中有若干編者注，對這一類疑似有誤的地方最好也能出注，加以訂正或者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