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云駒：黃老師，大家都知道您是著名的文藝理論家、中國電影學進入高等教育的開拓者、文化學者，但其實您也是紅色題材影視和小說創作的重要參與者。從改革開放之初，您和老伴紹武先生就率先涉足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在夏衍先生的肯定、鼓勵、幫助下推出了《梅嶺星火》等產生巨大影響的電影作品。2012年，紹武先生和您又出版了長篇小說《紅軍家族》，最近又將推出以何叔衡為原型的小說《仲叔其人》。請您先談談您二位從事紅色題材創作的追求和感悟吧。

黃會林：我與老伴紹武已在創作之路上走了50余載。從上世紀70年代初完成首部電影劇作《梅嶺星火》，到今年付梓的最新小說《仲叔其人》，共完成電影、話劇、小說、報告文學、電視專題片等300余萬字，而紅色題材始終是我們創作的主旋律。紹武自小隨母親參加革命，在八路軍129師長大，母親被日寇逼入絕境跳崖犧牲之后，他被同在八路軍中的義父、義母收養，其間，多次跟隨著埋葬烈士的隊伍，走向山坡上大片的墓地，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而我因為抗美援朝戰事，16歲參軍之后隨同部隊跨過鴨綠江，經歷了多次一線戰斗，掩埋過許多親密戰友。這些經歷使我們的內心深處始終激蕩著對革命、對軍隊的深厚情感，通過文學創作，我們為先驅者譜寫贊歌，為犧牲者敬奉銘文，希望使更多人通過閱讀接近那個時代、那些英雄，最終汲取、傳承革命先輩遺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

我們常常感慨，過去雖然完成了一些作品，但與廣闊的紅色題材相比，我們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在東方崛起，其間涌現出無數新英雄、新豪杰、新思想、新故事，宛若燦爛星辰，輝煌奪目，光照千秋。這些英雄是悠久傳統的繼承人，又是現代文明的開拓者，他們對于后世的影響是長久的、劃時代的，能夠為他們樹碑立傳，既是創作者的使命，更是無上的榮耀。當然，我與老伴都已年近90，只怕時間不夠，力有不逮，唯有希望我們的作品能為后來人鋪路，未來有更多更年輕的耕耘者來到紅色題材的沃土上，創作出更有價值、更具意義的優秀作品。

向云駒：紹武先生和您都是經歷過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和抗美援朝戰爭的長者。前年紹武先生榮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去年您獲得“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章，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經歷過這些重大歷史事件，對您的學術人生是不是也有一種無形的導向？

黃會林：每個人有每個人生活的年代。我總在說，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覺悟，是一個時代的潮流。在我們成長的時代，去前線是最大的光榮。大家都寧愿犧牲自己，也要保衛新生的共和國，保衛自己的家園。在朝鮮戰場上，我很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也目睹過英勇戰士壯烈犧牲，那種教育是一生一世的，奠定了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么多人留在了戰場上，我們作為幸存者，做什么都是應該的，因為身上扛著犧牲戰友的責任。因此，在之后的生活和治學中，我不敢有絲毫懈怠，一直勤奮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

殘酷的戰爭環境磨煉了人的意志，使我在之后的人生中屢屢“艱難起飛”而未放棄：特殊年代，我在“地下”堅持現代文學的學習與研究，并與紹武共同創作《梅嶺星火》，這在當時是冒著很大風險的；之后創辦影視專業和藝術學科，是在極簡陋的條件下進行的；迄今已經舉辦27屆、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北京大學生電影節”開始于1993年，也是在中國電影低谷時篳路藍縷起步的。如果說，個人的發展存在機緣的話，那么其中也必然有這樣決定性的因素。

戰爭還帶來一個重要的影響，原來也許是不自覺的，但現在越來越明晰了，就是對中國文化自身價值的認識與肯定。戰爭既是生死考驗場，也是文化意志力的較量之地，善于學習的民族是可以由此獲得思考和智慧的。我的學術研究和治學思路一直試圖尋找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獨立品格和價值，也是戰場經歷的積淀之一，是戰爭經歷積淀而成的自覺的使命。

向云駒：當下的電影創作和新中國的電影事業正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時期，您對我國高等教育的電影學創建與發展做出過重要的貢獻，也是率先提出中國電影民族化理論的學者，您能向我們介紹一下對中國電影的最新思考嗎？

黃會林：電影已成為當今世界傳播最廣最快，對人們的思想意識、生活方式影響最大的藝術創造和文化傳播方式之一。近年來，隨著國家政策扶持、工業體系完善等因素的影響，中國電影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態勢。但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一種危機也日益顯現，那就是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正在受到西方發達國家影視文化的包圍和侵蝕。不僅觀眾在潛移默化地接受電影中的西方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也有一些學者盲目迎合、照搬西方影視理論。在我看來，中國電影文化的主體精神尚未完全確立，這一深層的文化困惑已經使中國電影面臨一些創作難點。電影美學的民族文化特征模糊，導致了中國電影理論的滯后，而理論的滯后又必然限制電影實踐的發展。

票房成績固然亮眼，但我們應該認識到，電影不僅有市場價值，更有藝術價值與社會價值。電影藝術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美學紀念碑，是特定民族和時代的形象表達。中國電影能否邁上新的臺階，關鍵就在于其是否生成了具有民族特征的藝術風格，是否能發揚深厚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美學。因此，相比于一些學術潮流和標簽，我更堅信民族化才是電影藝術的根本所在，既是它的現實路徑，也是它的未來目標。自從1995年前后提出影視理論民族化的課題后，我始終堅持這一學術立場。

從“有無相生”注重整體功能的宇宙觀、“天人合一”的和諧觀等文化觀念，到具體的審美方式，傳統文化中可供電影汲取的精華實在太多太多。倘若創作者們能更多地以本民族的審美心理為支點，以具有當代生命力的文化資源為基石，一定會讓中國電影更上一層樓，我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向云駒：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的能量和體量日益與中國文明的能量和體量相匹配，于是，我們面臨的文化發展挑戰也凸顯出來。核心問題是兩個方面：一是當下文藝攀登新的高峰問題，二是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與彰顯影響力的問題。10年前，您就敏銳地捕捉到時代的機遇和挑戰，提出了“第三極文化”理論。最近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新著《第三極文化》。這個理論創建和完善歷經10年，您有什么體會？

黃會林：我的學術生涯曾經歷過多次轉型，從現代文學到現代戲劇，再到創建北師大影視學科、復建藝術學科，一路走來，逐漸意識到要把關注點從單一學科轉向整體文化發展戰略。經過了幾年醞釀，我和紹武在2009年提出了“第三極文化”理念，借用地理學上“極”的概念，從影響力角度將歐洲與美國文化看作“兩極”，而具有深厚根基及強大生命力的中國文化，可稱為 “第三極文化”。“第三極文化”首先要繼承和發揚中國文化內部最有代表性的內容，進而把中國文化放在世界背景下加以觀照，通過“會通”歐洲文化、美國文化及其他各種文化，構建更為和諧的人類文化圖景。

“第三極文化”是一個具有獨立性、本土性、當下性和開放性的理論設想，需要研究者本著文化自覺的態度，去關注當前社會發展、文化建設存在什么問題。幸運的是，我們的設想得到了許多專家學者的呼應，從內涵、外延、體系建構等多個層面進行了很有價值的討論。《第三極文化》是對此一理論10年探索的結集，這個探索還沒有完結，希望繼續得到大家的幫助，使“第三極”理論不斷完善。

除了理論構建外，我們也在文化傳播、藝術創作和資源整合等各方面進行著努力，并在去年迎來了三個“十周年”的紀念：“第三極文化”提出十周年，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成立十周年，“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舉辦十周年。希望今后我們能收獲更多的理論和實踐成果，迎接“第三極文化”的下個十年，下下個十年。

向云駒：在我看來，您創建和主持的“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是一個極具創意和創新的文化傳播項目。體量大、時間久、作品多、影響廣，是這個項目給人的印象。這個項目的情況和最新的動態怎樣？

黃會林：“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是一項外國青年的文化體驗和影像創作活動，它是“第三極文化”在影視領域的一個具體實踐，也是我們作為非政府、非營利的學術機構，為推進中國文化國際傳播、促進世界文化交流互鑒做出的努力。這個項目在成立之初只有9位美國青年參加，后來規模不斷擴大，每年都迎來上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到目前為止，“看中國”已經連續舉辦10屆，邀請了來自五大洲83國的725名青年，落地中國26個省區市，完成了712部短片，獲得了120余項國際性獎項。2019年底，“看中國”還登陸了美國城市衛視，在覆蓋全球3500萬受眾的多媒體平臺進行展播，網絡點擊量突破1000萬。

這10年來，通過外國青年獨特的視角，我們看到了更為豐富、立體、朝氣蓬勃的中國形象，也通過親歷親至、人際交互的體驗模式，培養了許許多多愛華、友華的青年火種，建立了溫暖的“看中國”大家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去年疫情最嚴峻的時候，來自世界各國的無數師生向我們致以懇切的關心、問候和鼓勵，許多青年導演還通過線上合作、遠程創作的方式，完成了數十部優秀的融媒體短片。正如一位葡萄牙指導教師龔賽樂所說的：“‘看中國’應該改名叫‘愛中國’，因為它讓我們每一位參與者都愛上了中國。”這或許是“看中國”項目最大的意義所在。

向云駒：請談談您創建“會林文化獎”的初衷和它已經產生的效果。

黃會林：做文化事業，尤其是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許多專家和學者數十年如一日地在這個領域默默耕耘，以民間性、學術性的身份向世界發出中國文化的聲音。他們的事跡應該為更多人所知曉，因為這些事跡背后，飽含了貢獻者們多年來乃至一輩子的甘與苦。創設“會林文化獎”，就是希望感謝他們的堅守，感謝他們讓世界認識中國，也通過這個獎項，讓更多的人認識他們。這個獎一年頒授一次，每次授予一名外國文化學者和一名中國文化藝術名家，都是從中外名家中遴選出的對中國文化研究和海外傳播做出過杰出貢獻的人士。我們所提供的榮譽和獎金是有限的，而他們的成就卻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

如今，“會林文化獎”已經連續舉辦了7屆，評選出了13位對中國文化國際傳播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外學者和兩位特殊貢獻者，影響力不斷擴大，也呈現出這樣幾個特點：一是被提名和獲獎的外國人士中涉及的國家越來越多，可以看出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海外傳播中國文化的人才越來越多；二是被提名和獲獎者的文化領域范圍廣大，顯現出中國文化國際傳播日益多元多邊并向更寬的領域展開；三是每年被提名的中外學者和獲獎者都有當年的年度特征和鮮明的時代亮色，說明中國文化國際傳播是一個與時俱進、厚積薄發又朝氣蓬勃的偉大事業。這既歸功于我們陣容強大的提名者團隊，也要感謝那些來自不同國籍不同領域，在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的道路上持續付出的被提名人，他們增強了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影響力，也增進了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會林文化獎”匯聚了各界人士的熱心，秉持“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恒心，傳承著中華優秀文化的初心，它屬于所有文化傳播事業的同路人。

向云駒：您的學術經歷特別豐富，從文學到戲劇，到電影，到電視，到美學，到藝術學，到傳統文化，到文化傳播，到文化理論，似乎也有一個越來越多點化、集群化、綜合化的學術走向。您正在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當代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的生成研究”，經過幾年的努力，今年就要推出成果和結項。這個研究已顯示出極其重要的學術和理論價值。這個研究是不是“第三極文化”理論某種方向上的深化？

黃會林：我一直認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影響力生成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對世界文明發展有過巨大貢獻和影響，但當代文化影響力卻是滯后的，就像一個演講者登上了舞臺卻不發聲一樣。因此，加強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已成為一項必然的任務，而“生成”角度的問題意識，則是最終實現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的根本保障。

我們這幾年來一直致力于推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當代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的生成研究”，這是一個大型的跨文化交叉課題。本著“各歸其所，和而不同”的研究立場，我們通過各學科眾多的研究“點”，聯結成為生成路徑與機制這條“線”，來實現當代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的各“方面”的思考。具體而言，在“第三極文化”理論的引導下，選擇當代中國文學、電影和美術三個學科領域展開研究，注重每個學科對象各自國際影響力生成的歷史總結與現狀評估，并對整個傳播鏈條上重要環節進行追蹤，歸納國際影響力生成的路徑機制問題。

我一直倡導“知行合一”的原則，一方面，希望能以該課題為契機，具體落實“第三極文化”理論，不斷生成新的系列性理論成果；另一方面，也重視研究的現實關注，強調學術的實踐運用，課題的總體設計和展開，都與社會實踐運用密切相連，但愿通過我們的努力，可以更好地發現問題，找準出路，為相應文化傳播實踐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