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塞北草原蘇醒了

一條大江從遙遠的大興安嶺腳下帶著狂濤怒浪奔馳而來，到了塞北草原的這個地方，轉了個彎兒，而后呼嘯而去。

就在這大江拐彎的地方，留下了數不清的大小沼澤和泡子。泡子里各種魚蝦恣意生長遨游，周邊野草叢生，豺狼和狍子打架，狐貍和野兔賽跑，聽不到人的聲音，看不到人的足跡，間或在夜深時分可以看見稍縱即逝的、閃閃爍爍的綠色熒光，那是當年流放者的骨骸散發出來的磷光。但是，它同時還有“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的自然景象。這景觀終于吸引了一批大膽獵人的眼球，他們紛紛來到這里捕捉野物，而且無不滿載而歸。嘗到了甜頭，有的獵人干脆用野草搭起了窩棚，在此住了下來，享受大自然的恩賜。日久天長，住下的人多了，便形成了村莊。這些獵人多半屬于周圍的達斡爾族同胞，于是，他們便給這個村莊起了個達斡爾族名字——富拉爾基，語義是“紅色寶石之岸”。

富拉爾基在大自然的鞭撻下，度過了漫長的凄苦歲月。不過，達斡爾人并沒有對未來失去信心，之所以把這里稱作“紅色寶石之岸”，正表明他們希望從現在的苦難過渡到幸福的彼岸的決心。

嫩江的波浪漲了又落，塞北草原綠了又黃，冰雪融化了又凝結，老一代衍生新的一代。雖然歲月在苦難中輪回，但是富拉爾基人的希望并沒有破滅。不知過了多少個寒暑，經受了數不盡的雪欺霜打，他們終于盼來了這一天：東風從太陽升起的地方吹來，冰河解凍了，嚴寒逃遁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的隊伍，把陽光和種子一齊帶來，在紅色之岸播下了永恒的春天。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和其他地方一樣，大草原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富拉爾基的獵人們成了生活的主人。他們不僅從事漁獵，而且開荒墾地，種上了莊稼，生產了稻谷，安居樂業，幸福融融。

又過了一些時日，忽然有一支地質勘探隊來到這里。達斡爾同胞熱情地接待這些遠方來的稀客，又引導他們鑿開冰封的大地，抽去沼澤里的污泥濁水。于是，一撮撮黑土從地層深處被勘探機翻卷上來，它們被郵往科學研究機構，接受科學家的鑒定。不久，回信來了：紅色寶石之岸不但可以接受拖拉機的耕耘，也完全可以承受數百噸重型機械的壓力。

這一切，預示著這里要改天換地了。

果然，一個大喜訊傳開了。從北京的中南海發出了命令：要在富拉爾基建立裝備鋼鐵工業的基地，為我國的工業化打下堅實的根基。于是，又一支勘探隊星夜趕來，他們在野草叢生的沼澤旁搭起帳篷，在野狼和狍子盤踞的巢穴，打下第一根木樁，刻下了水準點，插上了第一面紅旗。

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不久，由于多年來飽經兵燹之禍、戰亂之苦，國家傷痕累累，百廢待興。為了徹底改變這種“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黨中央順民心、遵民意，決定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于是，經過地質勘探，中央有關部門多方調查研究決定：在塞北草原上的富拉爾基興建一座堪稱“鋼鐵之母”的重型機器廠。因為它是我國首建的大型企業，也是亞洲最大的重型機器廠，所以命名為“第一重型機器廠”，簡稱為“一重”。

據后來的可靠消息證實，當年國家之所以選擇在這樣偏僻的地方興建如此大型的機器廠，主要是考慮它的“地緣優勢”。因為它地處東西方“兩大陣營”劍拔弩張、嚴峻對峙的“大后方”；同時，它又位于交通樞紐的“中長鐵路”線上，且瀕臨洶涌澎湃的嫩江；特別是它距離“親密友邦”蘇聯較近，便于接受蘇聯的援助。當年，這種援助對于我們年輕共和國的工業建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國工業布局的首選條件。

“一重”初建時，充分發揮了“全國一盤棋”的優勢。四面八方的人力物力一齊支援重點建設，為此，第一機械工業部專門下發了文件，要求全國機械工業系統毫無保留地支援重機廠的建設；黑龍江省委的機關報《黑龍江日報》特別發表了社論《支援重機廠建設》，號召全省軍民同心協力，盡快把這個“草原上的鋼鐵之母”建設起來。中央和地方有關人事部門，特別為“一重”大開綠燈，各種專門人才都應招云集而來。其中有留美的專家，有留德的工程師，有留蘇的博士生，有未卸裝的志愿軍戰士，有身經百戰的老紅軍，更有全國各名牌大學的畢業生。而作為建設者之一的筆者，也是一九五七年從天津大學畢業分配來這個工廠的，那一年，新來的大學畢業生就有兩百余人。全國各有關兄弟廠礦，也都從大局出發，選拔最優秀的技術骨干前來支援“一重”，特別是中央還專門調來兩員大將：一位是身經百戰的青年將軍——首任湖北黃石市的市委書記楊殿奎；另一位是年輕的紅色專家，二十二歲就擔任撫順重機廠廠長、后又留學蘇聯的趙東宛，他們分別擔任廠長和總工程師（同時兼任第一副廠長）的職務。

當時的“一重”真可謂群賢畢至、人才濟濟，而且黨的威信高、黨風正，人民的愛國熱情高、干勁足，上下都有改天換地的雄心壯志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決心。數萬職工頂著西伯利亞吹來的寒風，冒著零下四十攝氏度的嚴寒，在惡劣的自然條件下，日夜兼程、艱苦卓絕，共同奮戰在這片新開墾的處女地上。所以建廠的速度真正是名副其實的“日新月異”。

紅色專家趙東宛一調到“一重”，便被工廠黨委委以重任，要他領導正在進行的“三大工程”。這是我國建設史上無先例的創舉，它們是：

一，打樁工程。因為“一重”是當年亞洲規模最大、最現代化的重型機器廠，基礎必須牢固，因此需要向地心深處揳入一萬余根鋼筋混凝土基礎樁。樁長十二至十六米，重約千斤。當時，幾十臺巨型打樁機排成長隊，它們昂著“頭顱”，高舉巨拳，傲然地指向碧藍的天空。巨錘急如雨點，敲擊著大地，發出山崩地裂的轟響，打破了大草原的千年沉寂，仿佛整個北大荒都在震顫。打樁工不懼惡劣天氣，風雨無阻，夜以繼日，短短四十余天就將萬根鋼樁揳入地心深處，打下了這座鋼鐵大廈的萬年之基。

二，沉箱工程。這是工廠未來的熱處理裝置，它體現了最現代化的基建要求。英雄的沉箱工人，冒著零下四十攝氏度的嚴寒，忍受著三個大氣壓的壓力，站在冰冷徹骨的泥漿里，將一座四十余米長二十余米寬、重達數萬噸、號稱“地下鋼鐵宮”的沉箱，沉入地下近三十米深處。這座“地宮”里，將孕育出無數“鋼鐵巨人”，來武裝我們年輕的重工業。

三，廠房結構工程。為了滿足未來生產的需要，各主要廠房都必須用大量的鋼梁鐵架進行武裝加固。因此，幾十座廠房同時開工建造，那些鋼梁鐵架如森林般矗立著，密密麻麻，遮天蔽日。外來的客人看到這個情況，無不驚訝萬狀，有人戲曰：你們這些建設者真能耐，竟然把大興安嶺的森林移植過來了。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三大工程是同時立體交叉進行的。那種熱火朝天的戰斗情景在我國的建設事業中是少見的：打樁機揮動它的巨拳捶擊大地，聲響驚天動地；沉箱工程如巨龍潛水昂首挺胸，威風凜凜；廠房結構工程火花飛濺，有如銀河瀉地，火龍奔馳。三者并舉，構成一幅無比壯美的宏偉圖景。再加上高爐的鐵光、平爐的鋼光、電焊機的電光一齊迸射，真正是“火樹銀花不夜天”，這種畫面無與倫比，世人少見，詩意盎然。作家中不是有人總說工業題材難以寫景嗎？如果他親臨這樣的工地，就會有另外的一種體會了。

當年年輕的我，既是建設者又是文學愛好者，看到這樣宏偉的場面，觸景生情，寫出一首小詩：

重型機器廠之夜

像是銀河沖決了萬古天塹

無盡的星群灑落在人間

請看重機廠的建設工地

星群和燈光織成銀色的噴泉

如無數流星劃過天空

像噴薄的旭日升出海面

電焊工用焊機儲存的陽光

在午夜驅走了工地的黑暗

鋼花鐵流改變了北大荒的容顏

紅岸上到處懸掛起珍珠串串

貪睡的太陽常常吃驚

它懷疑夜里又另有太陽出現

星光、燈光、電火、鋼光

年輕人的青春都被點燃

為了早日建成重型機器廠

建設者的心中沒有夜晚

詩意不濃，藝術不高，但當時壯麗熱烈的情景和年輕人的激情，可見一斑。

經過廣大職工的日夜兼程、艱苦奮戰，三大工程順利完工，預示著重機廠建成在望。這時，大量的設備也紛紛進廠，接下來就要考慮基建、安裝和生產了。趙東宛對工廠各方面工作已經了然于胸，立即邀齊他的助手，精心謀劃下一步的工作進程。他們研究決定：這幾項工作“立體、交叉”，同時進行。于是，大家的干勁更足了，一個個摩拳擦掌，決心提前完成建廠任務。

就在這關鍵時刻，北京突然發來了新命令，指名要副廠長兼總工程師趙東宛盡快前往首都接受新任務，不得延誤！

責無旁貸，他立即成行。但在動身赴京前，趙東宛和廠長楊殿奎交換了意見，他是個組織觀念很強的人。楊殿奎用堅定的語氣囑咐自己十分信任的戰友：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敢負重任，大膽受命！

趙東宛心領神會。

二 來自中南海的決定

為了加速國家經濟建設，打破國外的嚴重封鎖，亟須給有關工業部門提供冶金、機械、化工、電力特別是國防工業所需要的特大鍛件。而生產這些鍛件必須有大型的鍛壓設備。設計和制造萬噸自由鍛造水壓機，便提上了黨中央、國務院的議事日程。

于是，國務院的領導專門召開了有關各工業部門負責人的會議，研究制造萬噸水壓機的問題。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課題。因為這種設備是重型機器制造業的頂梁柱，屬于大型尖端產品，當時世界上只有美國這個頭號強國才擁有；連素有“水壓機之鄉”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僅能生產六千噸級的。那時，我國的工業剛剛起步，基礎尚薄弱，生產此類機器，在過往幾乎是天方夜譚；這幾年雖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制造這種尖端產品，實非易事，但形勢所迫，不得不為。為穩妥起見，國務院領導和有關部門的專家反復研究，最后決定：以正在建設中的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為主，以經過技術改造的沈陽重型機器廠為輔（以下簡稱“沈重”），設計制造一萬兩千五百噸自由鍛造水壓機；同時組織全國大協作，集中優勢兵力，全力以赴！中央再三強調、明確要求：務必及早攻克這個科學技術堡壘，以解國家生產和國防建設的燃眉之急。

因此，才會有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奉命派趙東宛前來接受這個任務的重舉。

重任在肩的趙東宛，有著豐富的革命閱歷。

他生于河南省南陽市的一個望族之家，詩書繼世，生活優渥，很小便入學讀書。他是個早慧的孩子，少年時代便開始閱讀革命書籍，接受進步思想，向往革命，故年紀很小就投身到革命隊伍之中。抗戰初期，國共合作，發動群眾宣傳抗日救亡，趙東宛曾在我黨河南省委領導的著名的“開封孩子劇團”中擔任過小演員，唱救亡歌曲，演救亡戲劇，是舞臺上十分活躍的角色；有時，還冒險掩護地下黨的負責同志，開展抗日救亡和統戰工作。當時，他年僅十二歲，卻非常受黨組織看重。他對任何任務都是盡心盡力，不負厚望。后來因為國民黨反動派鬧分裂，排斥共產黨，形勢逐漸惡化，黨組織決定將劇團的同志疏散，通過各種渠道，分別撤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趙東宛背著父母，和另外幾個小伙伴結伴而行，在地下黨同志的幫助下，沖破種種艱難險阻，經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跋山涉水，頂風冒雪，終于在一九四○年三月輾轉千里，來到了早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當時的寶塔山下、延水河畔，集中了成千上萬的青年精英，他們從四面八方來到這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教育。被黨的思想武裝后，旋即厲兵秣馬、摩拳擦掌，等待組織批準奔赴前線抗戰殺敵。趙東宛也和他們一樣，躍躍欲試，請纓報國。但組織上顧念少年趙東宛聰穎、睿智，特意安排他到延安的自然科學院學習。這是我黨創辦的第一所理工院校，與著名的藝術院校“魯藝”相對應。趙東宛是“科院”最年輕的學生，但是他學習努力，思想早熟，十五歲便宣誓參加中國共產黨，是學校中最年輕的黨員。

雖是戰爭年代，學校對師生卻要求很嚴，不容許有半點兒懈怠之風。經過數年的艱苦學習，趙東宛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學業，畢業時還不滿二十歲。彼時恰逢國民黨反動派撕毀和平協議，全面內戰爆發，趙東宛旋即投筆從戎，正式進入緊張而艱苦的戰斗行列。三年解放戰爭期間，他一直在東北解放區的軍械修造廠負責保衛和生產工作，全身心地投身于人民解放事業。在那緊張、艱苦的日日夜夜，他披荊斬棘，努力工作，奮不顧身，因而屢立戰功，得到領導的多次嘉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更是勇挑重擔，歷任好幾個工廠的領導，其中的撫順重機廠，職工上萬，在東北很有名氣，而當年任職的廠長趙東宛才二十二歲。他夙夜匪懈、艱苦備嘗，努力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為當年全東北的解放和稍后的恢復、發展國民經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他精明干練、業務嫻熟，在工作中勇挑重擔，因此，為上級所倚重。五十年代初期，組織上考慮他年輕有為，技術業務基礎扎實，選送他到蘇聯學習深造。在蘇聯期間，他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焚膏繼晷、惜時如金，專心致志于重型機械這門學科的研讀，先后在蘇聯的重型機械研究院和烏拉爾重機廠學習和實習。他知道自己受黨重托，身負重任，對此業務精心鉆研，從理論到實踐，他都認真狠下功夫、努力進取。在留學期間，他從不游山觀水，而是全神貫注、心無旁騖地學習，因此在專業上大有進步，成就斐然。蘇聯友人當時便認為他已經是這方面的專家，可勝大任。所以，在回國之后，有關部門便直接分派他到新建的“一重”擔任要職——第一副廠長兼總工程師。在當年，他是黨內屈指可數的技術專家。由于他年紀輕、資格老，被人們譽為“年輕的老革命”。

來到工廠之后，他馬上進入角色，敢挑重擔、盡職盡責，廣受職工們的贊揚和上級部門的認可。

中央領導下達任務后，機械工業部的領導專門找他談了話，闡述了制造萬噸水壓機的重大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并一再強調說，這是從中南海里發出的“命令”，是非比尋常的任務，連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都十分關心，希望他帶領“一重”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勝利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不要辜負黨中央的期望。

趙東宛深深懂得部長這次談話的分量。他以一貫的果決、沉穩、練達作風，向部領導做出了莊嚴保證：一定以敢想敢干的精神和科學求實的態度，努力攀上這個技術高峰，攻下這個尖端，以應國家之需！

部長非常滿意他知難而進的精神，但又嚴肅地對他說：“小趙啊，這可是塊硬骨頭，很難啃哦，你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趙東宛也嚴肅地回答：“請領導放心，再難我們也要把它啃下來，為黨和國家分憂解難！”

部長高興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信任地笑了，說：“我等待著你的好消息！”過去的工作實踐，使他了解這位黨內技術干將的信心和決心，知道他是一個務實的好干部。

…… ……

（本文為節選，完整內容請閱讀《人民文學》2021年07期） 

程樹榛：1934年生于江蘇邳州，1957年畢業于天津大學機械系。歷任中國第一重型機器廠工程師、黨委宣傳部部長，黑龍江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家協會主席，《人民文學》雜志主編；是中共“十三大”代表；曾任中國作協理事、全委會委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等。創作一級，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少年時代開始發表文章，迄今發表作品600余萬字，獲各種獎項十余次；出版《程樹榛文集》10卷，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鋼鐵巨人》《大學時代》《生活變奏曲》、報告文學《勵精圖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