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夠清晰地記事，大概是5歲的時候，也就是上世紀60年代中期。那時50歲出頭的春眠爺正擔任村支書。因為村里還有焦爺在當著大隊長，我們幾個小伙伴在割草或者拾麥穗的時候就常常爭吵，到底是村支書官大還是大隊長官大？

春眠爺在村里出頭露面的時候的確比大隊長多，比如，敲鑼打鼓招呼村民去迎接最新指示；到地里摘了紅薯葉，放在大鐵鍋里拌入小麥麩煮， 全村小學生一人一碗，邊吃邊聽他講舊社會吃不飽穿不暖、憶苦思甜的故事；召開村民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講用會，再比如，成立村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小分隊……這些都由春眠爺親手張羅。

而讓我感受到春眠爺的正直和對后輩人的愛護，則始于我讀小學入隊當紅小兵這件事。我上小學時約8歲，幾乎在跨入校門的同時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少先隊員，那時叫紅小兵。別的同學拿到新書便領到一條紅領巾，繞頸而結，佩戴胸前人頓時精神且神氣起來，而我卻沒有。因為有老師在準備發給我紅領巾時，像想起了什么事，突然質疑：“他爸不是參加過國民黨軍嗎？讓他參加紅小兵，合不合適？”

“那就問問老支書吧。”校長似乎也感到難以決斷。“他爸那算啥問題？是為報日本鬼子的殺父之仇，被國民黨軍騙去當兵的嘛。”春眠爺對校長說，很有擔當的樣子。

原來，我爺爺被黎明前入村掃蕩的日本鬼子刺死，父親為報仇跑到洛陽，尋找抗日隊伍，卻被正在招兵買馬的國民黨軍官給騙了去。

事情就這么簡單，但在那個特殊且不尋常的年代，老師們有所顧忌自是可以理解的。而這件事的經歷，倒使我在心里對春眠爺生發出隱約的敬重。我曾好奇地問父親：“春眠爺為啥叫老支書？”

“他是老黨員，又當了十幾年的支書，當然該叫。”父親說。不過，我想問的是“黨員”到底指的是個啥？

幾位與春眠爺身份相同的黨員鄉親中，我相對熟悉的是在村供銷社當售貨員的周南爺。我們上小學時，用到的東西除了鉛筆、毛筆、蠟筆、橡皮，還有一分錢兩張的考試稿紙、“田”字格紙、作業本、算盤，三天兩頭就得往供銷社跑。

供銷社就在村北街十字路口以東，只有西廂房而沒有東廂房的半拉子四合院大上房里，售貨進貨就周南爺一個人，進貨成了讓他費心費神的事。

進貨要到北鄰中心村西留石去，大概得走近四里路。如果是進煤油、醬油、醋、甜面醬和鹽、鋤頭、锨、镢頭、鍋碗瓢勺，這些“湯湯水水”、死沉笨重的東西，他得拉架子車；如果是毛巾、火柴、肥皂、蚊香、竹筷、筆、本子、糖塊，他騎自行車馱著就行了。但令人討厭的是雨雪天，春天雨勢往往不大，但一下就沒完沒了，一連數日，去到鄰村的土路泥濘不堪；夏秋季雨少，可一旦下起來，瓢潑一般，路能變成河，同樣叫人寸步難行；冬季常常是雪化成冰、冰化成水，冰、雪、水混作一攤，也是拉或騎不成車的。所以，我們經常看到的情形便是：驕陽下，周南爺身穿粗布短褂，頭戴草帽，肩搭汗巾，弓背蹬腿，吃力地拉著架子車，艱難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鄉村小道上；風雨中，他手撐一把破舊油紙雨傘，左右肩各挎一只縫縫補補的帆布袋子，腳上被裹著秤砣樣的泥坨坨，一步一滑，踟躕獨行……

“咱這供銷社，從沒缺過貨！”“周南他是黨員哩，能干得很！” 街頭巷尾，村人們大凡閑話到周南爺，每每都會這樣說。

或是因了諸如春眠爺、周南爺這些黨員，平凡、守本分地各自操勞并言傳身教地影響著其他鄉親，我們這座古老、偏僻、遙遠且質樸的平原小村落里，百姓們的生活就像從她旁邊流過的豬龍河水，安然自得，平平靜靜地過著每一天。我的童年、少年也就在這如此和美的氛圍里，不知不覺受到熏染，快樂并無甚憂慮地度過。

1979年隆冬，19歲的我當兵入伍，就要啟程的前一天清晨，父親說：“咱再去趕個集，上車餃子下車面，今夜叫你媽給你包羊肉餃子。”我和父親對著初升的太陽，朝村東集鎮走去。剛出村，騎著自行車的春眠爺迎面而來，他這是趕完集要回家了。

“聽說你明兒個動身去部隊？”他跳下車，見我已穿上了一身尚未佩戴帽徽和領章的新軍裝，滿臉和氣地問。“是啊，是啊！”父親倒搶先答道。“那，爺這就有個交代。”我忙點頭。“到了隊伍上要聽黨話，干事要舍得力氣，最好早些入黨。要是你也有了這個身份，過幾年假如復員回村，說不定還能加入到咱村黨支部里來。支部需要新人，這事很急哩！”春眠爺本來就是個大高個子，臉盤寬闊，凸起的眉骨上，眼眉就像長出的一抹小草，又黑又濃又長，眼睛自然又大，且透出炯炯神氣，給人以好不魁梧之感。這當兒，他背著金黃的陽光站定，身影被長長地投射在地上，越發偉岸。

“說的是，說的是！”父親又代我應諾。“爺，我一定會的！”我低聲說，而那口氣卻是堅定的。

我一直記著春眠爺的這幾句話，至今都有42年了。只是，我入伍考軍校、提干、入黨后，并未解甲歸田，回到日夜惦念的故鄉，而是照著春眠爺的交代，在部隊服役到55歲退休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