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兵張嘎》連環畫，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12月版

1989年11月初，湖南省文聯、省作協和岳陽市文聯在岳陽市共同舉辦“康濯創作50周年作品學術討論會”。

三位河北作家——徐光耀、張慶田和申躍中出席這次會議。應該是考慮到徐光耀和張慶田兩位年長的原因，單位讓我隨行，一面到會上替刊物組稿，一面為老同志負責交通、住宿等事宜。我那時到《長城》編輯部時間不長，滿眼都是文壇當紅作家，對他們三位反而不甚了解。就知道張慶田當年以短篇小說《老堅決外傳》聞名；申躍中呢，前幾年有長篇小說《掛紅燈》出版，隨后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連播，可謂轟動一時，卻也沉寂有年。至于康濯，我也只是大學期間讀過他的短篇《我的兩家房東》，覺得不錯。接到通知后，我到單位圖書館找來找去，找到兩本康濯小說選，給徐光耀送了去。當時，我并不知道康濯曾于1958年至1962年擔任過河北文聯副主席，申躍中應該算是他學生輩的作家，和張慶田曾經是同事，跟徐光耀呢，則有著更深的“淵源”。

過了兩天，徐光耀打電話讓我去他家。他讓我把那兩本書還給圖書館，微笑著說，康濯的作品他都讀過。在此之前，我不止一次看過電影《小兵張嘎》，更早還藏有一本同名連環畫，但我對徐光耀的經歷所知甚少，并沒有真正讀過他的作品。

徐光耀在討論會上的發言，讓我第一次領略了他的風采。

他語氣鏗鏘地說道：湖南的朋友們，我們今天來這里，不是跟你們爭奪康濯的。但康濯屬于湖南，也屬于河北。接著，他高度評價康濯的文學成就，歷數康濯在河北工作期間的貢獻，還特別提到在一次洪澇災害發生后，康濯積極為災區捐款。整個發言，既有恰如其分的“外交辭令”，更洋溢著感人的熱情和真誠。這次發言，徹底改變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會議期間，我和三位老同志逐漸熟絡起來。途中閑聊，不知誰說到有人公然聲稱自己是小兵張嘎原型，和徐光耀關系如何如何密切等等。徐光耀聽后，神色鄭重地說，“小兵張嘎”沒有原型，他是一個藝術形象！

由此，他談起創作《小兵張嘎》的緣起和命運。

徐光耀十三歲參軍，同年入黨，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親歷大小百余戰。他只上過四年初小，能成為作家完全得益于黨和八路軍這所大學校對他的培養教育，得益于火熱的戰斗生活充給予他的滋養和啟迪。從學寫家信、開通行證、打宿營報告、投墻報稿、寫判決書、匯報、布告開始，到寫戰斗通訊，直至1947年插班進入華北聯大文學系和1950年進入中央文學研究所（后改為講習所）學習，一步一個腳印，文學素養因此提高。

1950年，徐光耀創作的長篇小說《平原烈火》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反映八路軍抗戰的長篇小說，也是徐光耀的成名作。

小說以冀中根據地“五一大掃蕩”為背景，成功塑造了抗日英雄周鐵漢的感人形象，當時很是轟動。1953年周揚在第二次文代會上作大會報告，談起建國后的文學創作，提到了兩部長篇小說，其中之一就是《平原烈火》。丁玲當年在人民大學演講時，高度評價這部作品。幾十年后，劉白羽在致徐光耀的信中談到這部作品時，滿懷深情地寫道：“……抗戰時，我到過冀中、冀南，我多么希望有一本血與火的書，終于讀到你的《平原烈火》，你為受盡折磨的人民，你為枯骨如霜的死者，發出忠貞之聲，只有真正的共產黨員，才能寫出這樣崇高的書，我向你致黨的敬禮！”

這一年，徐光耀25歲。

激勵他創作這部作品的，是他親身經歷的抗戰生活；是戰友們為救亡圖存和共產主義理想，前仆后繼、視死如歸的昂揚斗志和高尚品德；是千千萬萬死無葬身之地、化作泥土的無名英雄；是軍民、軍政、同志之間的魚水之情和血肉聯系；是他們為民族自由、階級翻身、人類解放的偉大實踐和高尚精神。在徐光耀心中，“這精神，是中華民族生存的支柱，前進的脊梁，是輝耀千古的民族驕傲”。

正是心中裝著這份精神，徐光耀在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期間，以一個戰士的自覺，主動要求奔赴到抗美援朝前線，在坑道中一待就是七個月。還是因為這份情懷，1953年從文研所一畢業，他又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自覺，帶著軍職跑到故鄉雄縣，做了區委副書記，專管互助組和合作社，日日與農民“三同”，一待就是三年。

1956年，徐光耀結束下鄉生活，工作關系也由華北軍區調到總政文化部創作室，一心一意投入到創作合作化的長篇小說中。他想寫出一部比《平原烈火》更完美的作品。

1993年11月，徐光耀在為《青春歲月》雜志所寫的《我和小兵張嘎》一文中，從“生活來源”“思想動機”“形象塑造”到“寫作環境和特殊機遇”幾個方面，完整講述了創作《小兵張嘎》的全過程。我將其中一部分“采用”在這里，是因為他本人的表述更為準確、可靠：

寫作的念頭一起，“瞪眼虎”便馬上跳來眼前，而我需要的正是他。我必須找個使我心神輕松、樂以忘憂的題材，而他恰是這樣的“活寶”。在他后面，還跟來往日英豪，少年伙伴，活跳熱烈，一隊人馬。一時間，在我身前身后，軍歌嘹亮，戰火紛飛，人歡馬叫，槍炮轟鳴，當年戰斗的景象，不但占據了我的整個生活，甚至擠進了我的夢境。為了給這跳躍的一群一個優美輕松的環境，又特地把故事背景選在了風光旖旎的白洋淀。寫作開始后，幾天之間，我就吃多了，睡實了，臉色又顯紅潤，愁云慘霧一掃而光。“集中精力，轉移方向”的靈驗，連我自己也感到吃驚。

……

寫小說是很費勁的，必須每字每句細摳，語言不講究，讀者看不下去，故事再好，也是枉然。當時我的體力正像大病初愈還很虛弱，極想找個省力偷懶的法子，于是想到電影劇本。電影劇本只講究對話，故事架子一搭起來，敘述性文字可以不必過于嚴格，勉強看懂就成；而對話，導演們喜歡越少越好。這樣權衡起來，寫電影就比寫小說寬松省力。然而，我想錯了，電影寫到半截，便遇到“攔路虎”，沉思三天，無法突過，一時失去信心，覺得本來對電影不熟，何苦自討沒趣，小說是先前摸過的，總多幾分把握。于是擱置電影，改寫小說。

……

算不算精誠所至，或老天保佑呢。總之，小說寫得相當順利，在得意時，甚至手舞足蹈，向著想象的敵人“沖鋒”……一個月內，小說完成，“張嘎”終于落實在紙面上。小小喘過一口氣，回頭再看那半截電影，發現按照小說的路子往下“耪”，“攔路虎”也能將就突過。于是又半個月，電影本子也完成了。世事確乎存在辯證法，好事壞事，常在轉化之間，絕對的張狂或悲觀，把事情一眼看死，是沒有道理的。

……

是在國家經歷了一場“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放寬的時候，《張嘎》小說才得以在1961年底發表，次年發行單行本；這使我有了把電影本子也拿出去的勇氣，于是就寄給了曾經給我當過創作組長的崔嵬同志。老崔是當時正走紅的大導演，他又約邀了另一位女才人歐陽紅櫻，于是1963年把電影也拍成了。

1989年11月的張家界時雨時晴。我們有時步行，有時乘坐吉普車到下一處景點。在如詩如畫的風景中，徐光耀簡略講起自己那段日子。這段經歷，徐光耀后來不止一次寫到過，但我覺得都沒有當初聽他三言兩語地講述更為震撼。他講如何強迫自己從精神分裂的苗頭中解脫，想到必須找一個活潑輕松的題材。于是，《平原烈火》中“寫丟”的那個小八路“瞪眼虎”的形象，首先出現在他面前；接著就是趙縣縣大隊倒挎馬槍、斜翹帽檐，外號“瞪眼虎”“希特勒”的兩個小偵察員和他們的傳說；隨后“那些嘎不溜丟的小八路們，竟伴著硝煙炮火，笑瞇瞇地爭先趕來”。……徐光耀把一張紙放在桌上，將自己從小到大,耳聞目睹的嘎人嘎事，不論民間的還是隊伍上的，想起一條記下一條，拉出一個長長的清單。他在華北聯大學習時，肖殷老師講：文學的最終目的是寫人，寫人的性格。性格是由個性和共性兩者組成，而共性是通過個性表現出來的。這句話成為徐光耀創作的座右銘，他將抓個性作為頭等大事，凡符合“嘎子”個性的拼命強化，凡與“嘎子”個性無關的一律割舍。就這樣開始了《小兵張嘎》的創作。

到1958年五六月間，小說和電影劇本兩個“張嘎”均已殺青并裝訂成冊。

鐵凝曾經感慨說：“他用他的筆讓嘎子活了，而被他創造的嘎子也讓他活了下去。他們在一個非常時刻相互成全了彼此。”

為什么嘎子能讓他活下來，而不是其他？歸根結底是因為嘎子這個形象凝聚著戰爭歲月純潔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同志關系，體現了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一點對于徐光耀可謂刻骨銘心。所以，嘎子能給他帶來超越個人榮辱的信念、力量和溫暖。

此前徐光耀內心深處的糾結和痛苦源于此，現在將他“拔”出苦海的力量和溫暖也源于此。

當年創作《平原烈火》，他就把抗戰中犧牲的司令員王先臣的遺像掛在墻上，在烈士的目光里進行創作。他認為“那么多戰士死在疆場，活下來的人有責任、有義務，來傳揚他們的英勇精神”。這是徐光耀堅定地信念。

戰火洗禮賦予了徐光耀水晶般的黨性品格。他赤誠、坦蕩、耿直，事無不可對人言的個性會讓不熟悉的人尷尬、難堪、不解，但熟知的人卻能從他身上感受到質樸、真摯與純粹！

旅途中，徐光耀特別說到畫家黃胄。

他說，在一次次做檢查期間，美術組的黃胄幾乎是強拉硬拽的帶他到琉璃廠去看畫。那時琉璃廠還有很多公私合營的畫店，一面轉，黃胄一面給他指點、解說，還攛掇他：“買一張，買一張，畫是陶冶性情的。”徐光耀深知黃胄的良苦用心，就買了一張齊白石的“群蝦”。回到家，看著水藻中那一群生動鮮活的小生命，徐光耀的心神竟然暫時飛離了狂風暴雨……由此入門，賞畫竟成為徐光耀的業余愛好。正是這一愛好，使他深深體會到繪畫藝術對人精神世界的陶冶和滋養。

離休后，每逢周六日，徐光耀必去古玩市場轉轉。這自然源于黃胄當年的“啟蒙”。與這一興趣相關的一件事，頗能見出徐光耀的性格。一次，他去古玩市場，遇到一位同事從市場出來。他隨口問人家買了點什么？

“買了塊玉。”人家從兜里掏出來給他看。

徐光耀問：“你怎么知道這是玉？”

人家就給他講解，玉呢，在磚上劃一下，玉無損，磚有痕。反之則是假的。

正好旁邊有塊廢磚，徐光耀拿過磚來說：“你試試。”

一試，磚無恙，玉卻被磨掉一角。同事不好意思的起身而去。

徐光耀沒想讓同事難堪，就是想弄清真假。

1959年10月，徐光耀離開農場，工作關系落到保定市文聯。有一天徐光耀在單位碰到《河北文學》到保定組稿的編輯張慶田。張慶田一見他就說：“老徐，給我們寫個稿吧。”

徐光耀忐忑地問：“我？行嗎？”

張慶田說：“我問你，就是行。”

于是張慶田帶走了小說《小兵張嘎》，并發表在當年《河北文學》六、七期合刊上。第二年，小說單行本出版發行；《北京晚報》進行了連載。1963年，電影《小兵張嘎》在全國上映，一時間好評如潮。

至此，兩個“嘎子”都獲得公開身份。

小說發表后，徐光耀利用去天津的機會，到《河北文學》編輯部領取稿費。領出稿費，看看還有時間，不由自主就轉到天津工藝美術商店。一進門，迎面掛著一幅張大千臨摹唐伯虎的牡丹圖，標價400元。而《小兵張嘎》的稿費恰好正是400元。買還是不買？畫他是真喜歡，可一想到家里好多張嘴在等著吃飯，又令他猶豫不決。徐光耀在那幅畫前踅來踅去，最后一咬牙走出了商店大門。在湖南途中，徐光耀說到此事仍然滿臉遺憾。

在湖南我沒有組到稿件，徐光耀的發言稿被主辦方要去，他沒留底稿。但這之后，徐光耀和申躍中在《長城》發表作品大都由我編發。徐光耀的作品，主要是他古稀之年后創作的系列短篇《我的喜劇系列》和《昨夜西風凋碧樹》與《滾在刺刀尖上的日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昨夜》和《日子》是徐光耀最重要的兩篇作品，直接導致了《小兵張嘎》的產生。也正是這兩篇紀實性作品，讓我們深刻理解了一個老作家、老戰士、老黨員的理想信念和初心與忠誠。面向歷史，它們和《平原烈火》《小兵張嘎》一并展示出作家的偉岸、豐厚與久遠。

在旅途中，徐光耀偶然說起自己業余練習書法，我請他為我寫一句鼓勵的話。他說等我練好了給你寫吧。我并沒見過他的字，冒昧索求是因為心中對他多了一份敬意。這事隨著出差結束也就放到腦后，沒成想他卻記在心里。1995年中秋過后，他把一副書法作品拿給我：“入木鑿石，鍥而不舍。”上款題“延青同志留念并祈正之”。我一直珍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