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英雄，如何打動今天的觀眾？”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吳曉東針對當代文學中的歷史敘述提出了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問題。這不僅呈現出當代紅色經典教育所面臨的時代語境轉變帶來的接受新困境，而且表達出了當代紅色歷史題材所面臨的新時代讀者、新時代語境、多媒介文化等因素構建的創作新困境。面對教學書、課堂上、紀念館里一次次傳遞、表達和建構的耳熟能詳的紅色革命歷史文化，當下的紅色革命題材的傳播、接受與創作面臨著如何出新、如何突圍的巨大難題和困境。

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看到一些本來有著很高意義和價值的紅色革命歷史題材作品，被立項為重要作品扶持、被寄予厚望，但是最終卻因為觀念陳舊、內容了無新意、敘述手法庸常、人物沒有鮮明性格而泛泛為一般作品，或束之高閣，或無人問津，沒有進入讀者接受環節就已經陷入了窘境之中。因此，對于吳曉東教授提出的問題，無論是從紅色革命歷史教育角度，還是從紅色革命題材創作而言，我們都應該給予高度重視，都應該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只有在強烈的危機意識下，我們的作家才真正自覺地去尋找紅色革命題材當下創作的新路，以一種突圍、創新的探索意識，汲取歷史經驗和智慧，去創作屬于新時代的、具有與當代文化對話意味的新紅色經典文學。而這種具有新時代文化氣息、接時代地氣的新紅色經典將從根本上有助于新時代紅色革命歷史教育的有效實施。

事實上，我們在紅色革命歷史題材創作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可以欣慰的是，時至今日，我們依然有一些跨越時空、經過歲月考驗的“紅色經典”。柳青的《創業史》在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后，依然是當代文學作家和研究者所談論的熱點。尤其是21新世紀以來，柳青及其《創業史》正被研究者從各個不同方面進行著分析和探尋，乃至構成一種“春風到處說柳青”的獨特文學史現象。2015年筆者在北京大學訪學期間，在校園里漫步時，抬頭猛然看到一張讓我感到驚喜的海報：梁斌的《紅旗譜》被天津人民藝術劇院改編為話劇，即將在北京大學禮堂隆重演出。此外，河北省話劇院、南開大學學生話劇團等都曾改編、演出過《紅旗譜》。而海報中的朱老忠形象高大、奪人魂魄、光彩照人，這就是文學作品的經典魅力，穿越時空依然與當代人進行精神對話。柳青《創業史》和梁斌的《紅旗譜》這些紅色經典為何依然散發著迷人的魅力？事實上，無論是柳青，還是作家梁斌，他們都為各自的文學經典創作積蓄了充足的生活經驗和深厚的生命體驗。柳青為寫《創業史》，從大都市來到農村，一住就是14年，早已經與農村、農民、鄉土生活融為一體；經歷過“五卅慘案”、反“割頭稅”和高蠡暴動等驚心動魄的革命斗爭，梁斌在革命勝利之后，把在心中醞釀、積累了十多年的“紅色故事”書寫出來，成就了《紅旗譜》這部經典。無比豐富、深邃的生活永遠是作家創作的鮮活源頭。正是基于深厚的生活積淀，柳青和梁斌的紅色革命題材作品才有著活色鮮香的生命氣息、地域氣息、民俗文化氣息，描繪出了一個地域的、時代的、一群有著獨特鮮明性格和深厚精神意蘊的典型人物形象所構成的立體歷史畫卷，即勃蘭兌斯所言的“心靈史”意義和價值。和《創業史》《紅旗譜》一樣，楊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曲波的《林海雪原》、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馮德英的《山菊花》、郭澄清的《大刀記》等紅色經典，都以其“心靈化石”般的記錄歷史和抒發時代情感的巨大價值而一再震撼閱讀者和研究者，構成跨越時空的心靈對話，啟發當代中國民眾思考歷史、現實、理想和未來。

“十七年文學”中的紅色經典創作經驗給我們很多啟發，但是對于當代中國作家來說，這些經驗與他們的生活存在著較大的距離。一個最大的問題就在于當代中國作家沒有親身體驗和經歷紅色革命斗爭歷史。因此，今天的作家進行紅色題材創作面臨的困境就在于，如何感受和體驗“昨天的故事”？如何進入“歷史之河”？昨天的歷史故事，今天又該如何重新講述？如何有效進入新時代讀者的心靈之中？實際上，對于這個時代難題，新時期以來的中國作家做出了新的嘗試和審美思考。“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正如小說里對高密東北鄉的復雜、多樣、魔幻般描繪一樣，莫言的《紅高粱》塑造了一群“殺人越貨、精忠報國，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的民間野性草莽英雄，極大擴展和豐富了以往革命歷史敘述的單一維度，呈現出歷史多元化、整體化、深度化的新經典探尋。高密東北鄉的民間草莽英雄為抗日流淌的鮮血染紅了那在風中搖蕩的殷紅高粱。

與莫言同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的軍旅作家苗長水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是佳作迭出，引起一片喝彩聲。著名文學評論家雷達、宋遂良、吳義勤、李運摶、羅崗等人都對苗長水的紅色革命歷史題材新創作給予高度評價。雷達說：“他的創作是當前文學中的一個奇跡，一個幾乎不可能出現的奇跡。他居然在對于當代讀者已經普遍喪失吸引力的題材、人物和情節模式中，在一片舊的土壤上，營造出蔥綠的、生機盎然的審美新地，發現了我們己非常熟悉且已失卻興趣的人物身上新的精神底蘊。這些作品的外觀是那樣地舊，但它們包含的情感又是那樣地新鮮和溫熱。”苗長水在大家耳熟能詳的紅色革命歷史題材中書寫出了異樣的、新質的東西，“舊酒”釀出了“新味”。在《非凡的大姨》中，苗長水打破了以往的單線、宏大的集體敘事，而是采取李蘭芳本人和前哨聯絡員的雙線、個體化敘事，刻畫出一個鋼鐵女戰士“李蘭芳”的“俠情柔骨”，以及那個前哨聯絡員對歷史的清晰的、深刻的文化自覺和獨特認知。以往的紅色革命英雄敘事是大理石般無比堅硬的、無名的、集體屬性的，而這個聯絡員之所以到處刻下“李蘭芳”的名字，就是想告訴后人，那些送了丈夫送兒郎、最后一口糧食做軍糧、在冰水中長時間用柔弱肩膀扛起門板為部隊架橋的沂蒙山女性，是有名字的，是那個叫“李蘭芳”的女性組織起來的娘子軍。正是這樣無比熟悉的紅色革命題材，在苗長水的《非凡的大姨》那里賦予了新的靈魂，注入了無比溫熱、無比細膩的生命之氣，昔日暗淡的、褪色、熟稔的革命歷史煥發出熠熠的精神光澤。

新世紀以來，同樣來自軍旅的徐貴祥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歷史的天空》塑造了一個從農民到將軍的梁大牙英雄形象，一步步展現他艱辛的、自我蛻變的精神成長史；而且在長跨度的革命敘事中，呈現革命內部的不同聲音及其多樣性，描繪出革命“歷史的天空”的迷人瑰麗。2019年，徐懷中的《牽風記》獲得茅盾文學獎。小說刪繁就簡，以洗練簡潔的語言塑造了與梁大牙性格截然相反、出身和成長經歷迥異的儒雅高級將領齊競。有意味的是梁大牙和齊競都是無比的純潔和忠誠，吟唱出了21世紀紅色革命文學“新曲”，對革命、戰爭、人性、美有了新的思考和書寫。

不僅文學創作如此，當代影視劇方面在審美理念、創作手法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也有新突破。《亮劍》無疑是當代最受觀眾歡迎的、最生動的、最富有個性化品格和鮮明飽滿人物形象的電視劇。劇中的主角李云龍，飾演對手戲的楚云飛，乃至里面的一些次要人物形象如和尚等人，都讓觀眾驚喜不已。毫無疑問，這是紅色革命歷史題材在新世紀文化語境中的一個飛躍，極大拓展和豐富了紅色革命歷史題材文藝創作。但是我們也不諱言，當代紅色革命影視劇也出現了如“手撕鬼子”等滑稽、戲謔、搞笑的“抗日神劇”，而在一定程度上褻瀆和扭曲了紅色革命歷史文化。

總之，歷史的硝煙已經散去，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我們無法重新親歷那些革命歷史。但是，我們要有歷史危機意識，要不斷探索和創新“還原歷史”、“進入歷史”、“復現歷史”的途徑、方法和理念。百年來中國人民經歷了無數次屈辱的戰爭，從一次次屈辱中奮起反抗，直至抗日戰爭的勝利，我們才逐漸實現了建立新的“站起來的”民族國家；之后的抗美援朝、對越自衛反擊戰等等，我們民族在一次次的浴火涅槃中重生、崛起和壯大。從蕭紅的《生死場》、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到延安文學的趙樹理、孫犁的寫作，到包含十七年文學的當代紅色經典寫作，百年中國文學已經有了深厚的革命歷史題材寫作的豐富積淀和多元探索。時至今日，中國革命戰爭歷史題材小說創作，已經經歷了數個時期的變遷，經歷幾代人的積累，應該到了進行深刻歷史反思、總結的時候了，已經到了出大部頭、出《戰爭與和平》和《靜靜的頓河》這樣的革命經典的時候了。而絕不應該是對前人的簡單模仿，絕不應該是陳陳相因，裹足不前，絕不應該是簡單地跟風、追風，而應該是懷著深刻的危機意識，如同司馬遷一樣去“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以記憶民族歷史、傳承革命精神、鑄就文學經典的理念，創作出屬于中華民族的、也屬于世界的紅色革命文學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