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者的工具就是語言，拍電影的就是鏡頭，我們就是文字。語言是作家的武器，因此一個作家要珍惜語言并對它負責任。”近日，作家羅偉章攜新書《誰在敲門》，與評論家程德培、黃德海做客思南讀書會，為讀者帶來關于“如何用小說表達這個時代”的思考。

《誰在敲門》是一部63萬字的長篇小說，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小說的敘述者”我”，是父親的三兒子，為了給父親慶生從省城回老家，但生日過后父親卻病了，沒多久便告別人世。六個兄弟姐妹以及他們的下一代，一大家子人悉數登場，各種復雜微妙的情緒交織在一起，凝練成對生命、道德、人性的感慨與叩問。如果說《饑餓百年》寫盡“父親”身為農民卑微坎坷、堅韌不屈的前半生，《誰在敲門》則寫下“父親”的退場，“父親”的離世意味著一個時代落下了帷幕，大時代的洗禮悄然改變著每一個人，每個人在時代下的所思所為，也將指引他們走向不一樣的命運。

“有時候，敲門聲是人的臉，也是人的心，哪種人敲出哪種聲音，就跟哪種人會說出哪種夢話一樣。”這是《誰在敲門》的第一句話，在分享會上，羅偉章提及了他是怎樣書寫下這句話的。2016年，他到川西蘆山縣工作，因為剛到一個新地方，不適感充斥著他，他想身為一名寫作的人，可以為這座縣城做些什么？于是他走上了街道，見街走街，見巷穿巷，邊閑逛，順便也記下一些地名和人名。那種感覺就像他在書的后記中寫道的：“縣城空闊、平坦，站在大街的一頭，張眼望去，遙遙地能望到幾個模糊的身影。這光景是寂寞的。”羅偉章表示，他寫小說從不列提綱，也沒有人物表，如果有提綱他是完全不能寫作的，都是有了第一句他就順著這個感覺寫下去。但那天晚上回家，他寫下了這部小說的開頭，卻也擱置了很久。

當程德培在現場詢問是否能用一句話概括小說到底寫了什么？羅偉章表示是一個難題。“路遙寫了《人生》《平凡的世界》，他將他所處的時代觀察后書寫出來。我想我們這個時代比路遙所在的時代復雜得多，眩暈得多，如果說那個時代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看穿，比如理想與現實的碰撞，其間的對抗性是非常鮮明的，但我們的時代不一樣，理想主義、實用主義、這些概念都太籠統，不著邊際。我們無法用一個詞、一個概念對這個非常繁雜的時代進行表達，所以我的一個野心是想用一本小說來寫一個時代。”在他看來，這或許是一個冒險的舉動，如果非要概括的話，《誰在敲門》寫的是一個時代下的人物以及時代下的情緒。而這種時代的情緒是有共性的。

程德培表示，在這本小說中，作家通過“我”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的視角，從一種旁觀者的角度，帶著詩人的猶豫在觀察著整個家族。“很多曾經消失的東西，包括各種儀式，整個過程寫了幾十萬字，從父親的退場，幾代人陸續登場來看，這個時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斷地變化，太快又太突然。”整部小說讀下來，程德培說自己感覺到年輕時關注的現實主義好像又要冒出來了，但是這現實主義不是教條的現實主義，它生機勃勃，具有生命力。《誰在敲門》里寫了50多位人物，在程德培眼中，他覺得寫得最好的人物之一是大姐夫，一個基層書記，他的處世哲學，就是社會現實的一種寫照。 (下轉第6版)

(上接第3版)

“《誰在敲門》故事之復雜，寫作之細膩，場景把控之精準，讓我感覺這是一個鄉土的《紅樓夢》，越讀越被里面的人物所吸引。”黃德海現場提及，雖然《紅樓夢》不是寫鄉土的小說，但它是寫傳統的。“一個家族從枝繁葉茂到各自流散。《誰在敲門》慢慢看，就會發現一個豐富的時代在敲門。”從這個角度出發，“城市”也是敲門者，“現在的農村是跟城市生長在一起的，城市的各種倫理、觀念，已走向農村，這里面有很多引人深思的東西。”而他同時提到，這本書用這么復雜、豐富的東西最終寫出的是寂寞。

就像此前羅偉章提到的，這部小說的開頭是在一種寂寞中寫下的，而最深的寂寥，是故鄉或者說老家給他的。在他工作的地方有一條河和老家的河有點相似，在某個瞬間，他體悟到童年感受到的孤獨和那時走在街上的孤獨是一樣的，于是，在小說里，“清溪河與蘆山河，成了同一條河——同樣的復活與生長。”

在他看來，人是可以心靈相通的，好的文學作品，可以在母題上進行多重的闡釋，寂寞，包括對山水，對自然的感覺，都可以用母題去闡釋。他回憶說這部小說能從開頭接續下來最直接的動因是源于一次對少數民族音樂的共鳴，所以，寫作者要珍惜內心最柔軟的部分。“每個人最要珍惜的是自己柔軟的部分，堅硬的部分不會讓你寬闊，恰恰是柔軟的那一部分，就像水泥地和土壤，土壤才能生根發芽。這也是一種自我發現。”而寂寞的時候，恰恰也是人把自己呈現得最充分，真正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刻，它也是一種力量。“當我在一片黃沙曠野里行走的時候，我只有自己。我來到這個世上，其實是孤獨的，但又是有意義的，我可以拯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