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敲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后記里，羅偉章表示，寫再長的小說他也不列提綱。那么，就憑心中模模糊糊的輪廓，一個細節(jié)接著一個細節(jié)推衍出整個世界？這本小說的確從“敲門”這個細節(jié)開始：“有時候，敲門聲是人的臉，也是人的心，哪種人敲出哪種聲音，就跟哪種人會說出哪種夢話一樣。”然后，一個人物跟著另一個人物，一件事拉拽著另一件事，如同潺潺的小溪漸漸匯成了洶涌的江河，一本50多萬字的小說，就這樣轟然而至。

大概是因為《誰在敲門》這個名字，讀小說的時候，腦子里會不時生出疑問，究竟是誰在敲門？開始敲門的是小弟，他帶父親到大姐家，一家人準備為父親過生日。家人慢慢聚在一起，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跟父親交流著，熱熱鬧鬧、喧喧騰騰，看起來是熙熙攘攘的日子。可不知為什么，這熱鬧里卻含著一絲悲音，讓人感覺到有什么東西即將衰敗。顯而易見是父親，瀕臨失控的身體和子女面前的唯諾，把衰老表現得淋漓盡致。孫輩出現，子女們不禁意識到，“父親老了，我們也在老的路上”。或許生活就是這樣，“一代擠著一代。一代人是另一代人的收割機”。

讀著讀著你會感覺到，父親的衰老和代際的更替并非這悲音的全部，還有什么更廣大深遠的東西在暗中傾圮，某種崩塌的細微預兆已經顯現。仿佛一大片森林，雖然遮天蔽日，郁郁蔥蔥，可遠處那為樹木提供活水的泉眼已經枯竭，落地的種子也不會再長出新的大樹，因而眼前的勃勃生機也就并不值得驕傲。如果不怕言重，差不多可以斷定，在小說開始不久，我們就已經隱約聽到了龐大命運的敲門之聲。

這命運是屬人的，因為每個人都在有朽的行列之中；這命運卻也并不只屬于人，還屬于生養(yǎng)人們的那片叫做鄉(xiāng)村的廣袤土地；進而言之，則更屬于那土地上接近崩潰的禮俗（nomos）。那廣袤的土地曾經無比繁盛，置身其中的人們生生不息。而今，越來越多的人離開了，土地空曠起來，蛛網結在了原本人來人往的山路上。人大量減少的后果，是原先牽絲攀藤的禮俗缺少了互相支撐的力量，往往這里一個漏洞、那里一處缺口，到最后，幾乎要靠慣性和老一輩的要挾來維持這將傾的大廈。因兒媳不孝，父親要去住巖洞，“表明后人把他的心傷透了，同時也是宣示后人的不孝，要丟后人的臉”。

更讓人擔憂的是，這靠慣性維持的禮俗大廈，在或不在這土地上的人們多數都不再認同，甚至棄之如敝履，更甚者則完全走到了反面。二哥二嫂的絕情，侄子和他朋友們的放逸，外甥女和她命運相似者的一意孤行，暗地的抗拒，明面的反抗，形形色色的置若罔聞，哪里是一朝一夕之功。長此以往，那廣袤的土地會不會越來越空曠，憑靠要挾保全的禮俗還會剩下些什么？而這，或者早已經成為了事實，這是不是時代發(fā)出的急迫敲門之聲？

或許我把問題說得太過嚴重了，那片廣袤的土地并非全然處于荒廢之中，當然也不全是無奈和無助，起碼這土地上的禮俗還沒有喪失殆盡，甚至某些禮俗因被排斥顯示出該被改變的一面。復雜的鄉(xiāng)村禮俗是在土地與人長期的共生關系中生成的，當然也就不免攜帶著這風土特有的貧窮、困苦和殘酷。即如鄉(xiāng)村的吃請風氣，雖然已經因為送不起人情出了人命，可再怎樣三令五申仍舊屢禁不止，那原因，是“我去吃了別人的酒，我不擺酒，送出的禮金就收不回來。另一方面，人家吃了我的酒，人家擺酒我不去，那才真沒臉”。面上是人情，內里是算計，骨子里是窮困，這正是禮俗難以一朝而變的原因。

略微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對禮俗，不只是接受或不接受，更為復雜的思考也在進行中。父親生病之后，小弟問“我”：“三哥，我們這里的有些風俗，是不是因為窮才有的？……人死在外面，就進不得堂屋，其實就是不要病人在醫(yī)院住久了，遇到病情稍微重些，就抬回家等死；多少人得病，干脆不去醫(yī)院，挺過去是命大，挺不過去就死了，而那些病，很可能治一治就好了。”這問題一時把“我”問住，或者正是因為認同而難以回答。直到父親去世，看到父親因輸液而腫脹的手，“我”才意識到，治療過程中父親受盡了折磨，“身體和痛苦，其實是同一個詞。為保住父親的身體，讓他經歷了那么多痛苦。我很可能徹底誤解了鄉(xiāng)間對病人的態(tài)度，他們不去醫(yī)院，去了，也不緊住，很難說不是一種通達和擔待”。不必去爭論兩種思路的對錯，只要有人意識到每一個具體中存在的問題和潛在的合理性，禮俗就有了更新的可能，而我們就將聽到來自理解的敲門聲。

理解來自反思，這讓我們不得不注意到小說的敘述者，也就是“我”許春明。在書中，“我”幾乎是個在現實和人情社會中完全無用的人，臨事而懼，多思善感，幫不上家人的忙，無法在復雜情況下協(xié)助別人做出決斷，家鄉(xiāng)那段泥濘不堪的土路也沒辦法找到資助來硬化。一貫強硬的大姐夫明白他的懦弱，求他辦事的人也慢慢發(fā)現了他的無用，何況他還要矜持地守護屬于自己的寂寞，漸漸地，他就成了一個既值得炫耀又無法依仗的人。他呢，也知道自己只是個心軟的濫好人，“我就是狠不下心，砰的一聲把門關死。在我這里，門不只是門，還是態(tài)度，一個陌生人從門外過，我也要等那陌生人走過之后，才把門輕輕關上，生怕關出響聲，對人家不禮貌”。

不過，有用無用要看在哪個層面觀察。人站立需要的地方很小，可如果把立足處之外的地面全部挖去，人還能夠行走嗎？許春明的無用表現在現實層面，一旦進入精神層面，他對鄉(xiāng)村和城市生活的雙重熟悉，他脆弱敏感的性格，他善于觀察的眼睛，就都變得極其有用。借助他的眼睛，我們才看到了那片土地的衰敗命運，才聽到時代轉折的蕭瑟之聲；也是借助他的眼睛，我們才能理解比我們愿意理解得更廣大的人們，才能意識到鄉(xiāng)村禮俗的崩壞以及重新理解它的必要性。更加不能忽視的是，因為這雙眼睛，我們能夠看到，以往“禮失而求諸野”的文化循環(huán)已經發(fā)生巨大變化，鄉(xiāng)村和鄉(xiāng)村的禮俗，必須在與城市的相摩相蕩中生出新的風姿。世界上已經極少完全封閉的鄉(xiāng)村，如小說里的年輕人，幾乎已經個個跟城市有關了。他們的精神世界，必然要經過城市和城市精神的洗禮。聽，城市的敲門聲響得多么清晰。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聽到了如此之多的敲門聲，《誰在敲門》的細節(jié)密密實實，事與事之間的關系千頭萬緒，卻又因為用筆的堅決和果斷而顯得疏朗自如。父親生日的急管繁弦、治療的勞而無功、喪禮的變怪百出、鄉(xiāng)村扶貧的萬般曲折、城市打工的委曲求全、結尾的曲終人散，竟無端讓人想起《紅樓夢》來。這想法來得沒有緣由，《誰在敲門》里面的說話聲，絕不像《紅樓夢》那樣字正腔圓，相反，羅偉章有意在人物的聲口上使用了方言，仔細一點兒，幾乎能在敘事語言里聽到方言的調子：“再不順眼的，見多了，就順了。比如我剛跟大姐夫從張大超那里回來時，覺得弟媳見老了，大哥的白頭發(fā)也多了，坐上幾分鐘，就覺得沒那么老，也沒那么多。對盛軍也一樣。燕子跟盛軍站在一堆兒，開始左右覺得一朵鮮花插錯了地方，后來發(fā)現也沒恁嚴重。”

非要拿《紅樓夢》做比方的話，《誰在敲門》大概可以稱為“鄉(xiāng)土紅樓”吧？如果是這樣，是不是可以說，《誰在敲門》用一種特殊的方式承接了某種傳統(tǒng)？或者索性不要這比方，我們在這本書里看到，那些遠離故鄉(xiāng)的人們兜轉回來，原本熟悉的禮俗之類都已變得生疏。自覺或不自覺，他們要在這生疏中發(fā)現那些合理的，也嘗試著如何再一次置身其中，把自己的游歷所得帶回故土。只有這樣，鄉(xiāng)土才不會變成一個干枯的概念，人也不必回到家鄉(xiāng)反而成了客人。與此同時，家鄉(xiāng)合理的那一部分，也在兜轉的過程中進入了城市，榮枯不定的時代也就因此有了豐富的可能。如果是這樣，是不是說，我們將會聽到傳統(tǒng)的敲門之聲——那萬物復蘇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