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一個沉沒的王朝在沉沒352年后，以這樣的方式被打撈而起。也許這就是盜亦有道、因果輪回的另一種解釋。

四川眉山市彭山區檢察院的公訴狀，把我們帶到驚奇發生的那個陰風慘慘、神出鬼沒的夜晚：2013年4月4日。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樊川居士的詩，惟妙惟肖地表達出了清明時節的氛圍，卻沒有把所有人都帶入一個思親悼亡的情景。比如范、謝二人。

“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到成都府。”

這個民謠說的是彭山江口。

起源于岷山南麓弓杠嶺、朗架嶺的岷江，與同源的走馬河，被李冰父子分流到成都市區后，再分為府河與南河。府河繞城北、城東，南河繞城西、城南，流在合江亭又匯合成府南河。然后，繼續在成都平原自由而舒緩地流淌，直至流到彭山，再次與它們母系一族的岷江匯合，匯合出一個壯美的三江相擁的江口。這里山水相依，平疇無際，曾是壽仙彭祖的修煉得道之地。

據說，江口不僅是古老的武陽縣(現彭山區)治所，在依水而棲、順水而通、近水而商的農耕時期，這里還曾擁有眾多的水碼頭，商賈云集，催生了世界最早的西漢武陽茶市。江口漢崖墓出土的石俑，呈現了兩千多年前這里人的溫馨浪漫；而出土的搖錢樹，則彰顯了那個時期人們的發財夢。就這樣，神秘的江口，吸引了殷彭祖的養身駐足，文人的覓古幽情，商賈的趨之若鶩，甚至為兵家的爭奪之地。

當有一天，這個在江口流傳了三百多年的民謠，被偶然或必然證實，就難免一下激活許多人一夜暴富的夢想。這也難怪，在文物走私的地下黑市交易里，張獻忠大西國的一切都是寶貝：一枚銀印五十萬元，一頁金冊百萬元，一顆金印億元。

有多少倍的利益，就有多少倍的瘋狂。馬克思發現的市場法則，在這里再次顯靈。2012年開始，四川岷江的彭山江口段，當修堤的、淘沙的、打魚的，陸續挖出或發現了部分與民間傳說有關的文物后，一股岷江尋寶暗流，就在這里形成。

這天晚上，范某、謝某等人在夜色的掩護下，再次來到岷江河邊，開啟更大的尋寶之旅。驚奇就在此刻發生。范某身著潛水服，下到水下3米處，不經意間，竟然摸到一個“金坨坨”。按照約定的暗號，范某用力扯動了一下安全繩；謝某迅速將安全繩往上收些。露出了水面，浩蕩的岷江神秘而安靜。帶著泥沙的水順著金坨坨流下，滴落，回歸江流，仿佛是要歷數歲月的腳步，生怕它斷裂或者停留，讓一個沉沒的王朝一直被世人遺忘下去。流水與流沙，都是時間的計步器。

拿回家，燈下細看，真是驚喜望外。原來，這個分量很重，虎頭印把，印身署著“永昌大元帥”的金坨坨，是張獻忠的官印。

一枚沉沒的官印，把我們帶入那個沉沒的王朝。

我不知道，張獻忠將自己的政權取號“大西國”是什么原因，是否是一種柏拉圖式的“亞特蘭蒂斯”理想。至于它究竟是存在于直布羅陀海峽的海面上，還是突尼斯的鹽湖、希臘的某地、西班牙南部、非洲西海岸，或者西爾特、大洋洲，甚至南太平洋的某處等等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富有了柏拉圖式的理想。那理想就像阿拉丁神燈一樣，總是讓人向往。

我看見，“大西國”處處充滿柏拉圖理想國的影子。

興朝年間，大西軍政權從吏風到民風，都發生了自明末以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首先革除原明遺留的諸多積弊，實行了有利于政治清明、養息民生的新政，制訂了一系列有利于安定社會秩序與恢復、發展生產的制度和措施。大西軍政權任命的官員，“道勞不肩輿，炎暑不張蓋，而盡力乎溝血”；“孫可望等立法甚嚴，兵民相安”；“全滇之官，無一人敢要錢者”。在大西軍政權治下的云南，“外則土司斂跡，內則物阜民安。百姓插蒔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而其轄內的“興朝通寶”與李自成的“大順通寶”同時流通，不僅促進了商貿的流通發展，還是一種政治包容和統一戰線，是張獻忠“聯明抗清”重大戰略方針的延續。

可是，美好的理想沒有變為現實，反而被現實擊得粉碎。一個滿面清風的政權，最終還是沉沒了，隨著一枚沉沒于江口的“永昌大元帥”虎頭大印，一道沉沒于歷史的長河，短暫而匆匆。

這是為什么？

面前是一張因果圖，被稱為一種發現問題“根本原因”的方法。它的設計者不是某位哲學家，而是日本管理大師石川馨。因果定律根源于資本趨利的本性。只是，這里的資本不僅包括財物，還包括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比如人性中實現欲望的動能。它不僅無處不在，而且有時力大無比。比如張獻忠。

“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

《紅樓夢》十二曲——聰明累，恰是明末社會政治經濟狀態的生動呈現。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只是現象，明朝的衰落，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資本主義已經萌芽，民智正在開啟。要民智，皇權在找死；不要民智，皇權在等死。明王朝選擇了后者。典型的重農抑商政策雖然維持了王朝百余年的穩定,但結果就是明代的整體狀況都以四個字作結：停步不前。必然結果是國衰民窮，元氣漸失。同時，兵馬訓練不足，官兵吃空餉，無戰力可言。東林黨爭，忙于權斗，不理正事，官場腐敗，八股盛行，官員都互相奉迎，空話套話假話大行其道，少見真話……

這一切都表明，一個王朝已過了保質期，氣數已盡。

明天啟末年，陜西全境干旱綿延，蟲災泛濫，禾苗枯焦，餓殍遍野。明財政因之更拮，賑濟成為空談。農民無法生活下去，只有鋌而走險。陜北地區爆發的農民暴動，很快形成燎原之勢。最初，是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暴動，他們占領了黃龍山；接著是宜川的王左掛、安塞高迎祥；繼而是洛川的張存孟、延川王和尚；漢南的王大梁等響應……

農民斗爭的烈火，很快燃遍全陜。

張獻忠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起事的。從定邊暴動、中原混戰、詐降招撫，到重舉義旗、入川掠黔、鏖戰湖廣，再到成都建國（大西國），張獻忠用14年，譜寫下了中國農民反暴史、愛國史、革命史上輝煌的一頁。

然而，大西國的沉沒，只用了短短3年。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么，經歷了什么，呈現了什么？

開始不一定就有所謂宏大之志。這個生于陜西延安府慶陽衛定邊縣（今陜西定邊縣），字秉忠，號敬軒，叫張獻忠，外號黃虎的小子，從小就聰明倔強，生性剛烈，愛打抱不平。出身貧苦，跟父做小生意，販賣紅棗，后為捕快，繼入邊兵。當這一切，把一個黃土地上稚氣剛烈的小孩，歷練成一個叱咤風云的陜北漢子的時候，搖搖欲墜的明末亂世，給了他揭竿而起的沖動，讓他不經意間走進明末歷史，最終成為一代梟雄。

把目光指向張獻忠的出發，是因為想起紀伯倫。

卡里·紀伯倫的詩《先知》說，“不要因為走得太遠，而忘記為什么出發。”詩歌的意境高闊而富有哲理，審美空間很大。“出發”適合于每一個人；而“遠”肯定不僅僅只是指時間和空間；“為什么”是目的，出發時可能是明白的，也可能稀里糊涂。張獻忠的出發屬于哪一種，或大西國屬于哪一種？

我越是思考，越陷入迷茫。

定邊起事開始，張獻忠只是附從，即積極響應王嘉胤號召，打出反明旗號，直接原因或導火線可理解為因為明末的衰落、暴政及災荒，民不聊生所逼。當清軍入關后，不，準確地說，是當他的反明大軍，連同明軍一樣，遭到清軍威脅后，又突然轉向聯明抗清。聯想到在此之前，在李自成陜西大敗，劉國能河南歸順，自己南陽兵敗，面臨被滅頂命運時，他對明兵部尚書熊文燦的招撫詐降，躲過滅頂之災、騙得軍餉，茍延殘喘，得以休養生息后，他又再舉義旗；以及與明王朝殘部和李自成的合合爭爭。我更相信，這一切更像是欲望驅使的投機。

由此可見，大西國的沉沒，沉沒于一種政治投機。

張獻忠的義軍在攻下鳳陽城后，俘獲了鳳陽知府顏容暄，并當著眾百姓的面，歷數他的罪行后，將其處以死刑；把勝利品和府庫里的糧食，分給當地的貧苦農民；又叫四鄉百姓砍光皇陵的幾十萬株松柏，拆除了周圍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龍興寺（又名皇覺寺）。然后，掘了皇帝的祖墳。同時，將鳳陽的富戶殺得一干二凈。這樣的殺富濟貧，在中國歷代農民起義中并不鮮見，它確實可以鼓動人心，讓點燃的野火，燒毀擋在前面的許多障礙。可是，平心而論，世間一切富戶人家的財富，包括當下，是否都來之不正，有沒有正常的勞動創造和積累的成分。如果有，他們就是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就應當得到保護和扶持。無區別地將“富戶殺得一干二凈”，讓人不得不懷疑這場革命的性質；如果都是這樣，這世界誰還敢勤勞和創造？

可見，大西國的沉沒，沉沒于對財富創造的摧毀。

在大西國，孫可望之于張獻忠，就好像清代的皇太極之于努爾哈赤。皇太極的能力遠遠超過老汗努爾哈赤，滿洲人能夠從努爾哈赤晚年“殺盡無谷之人”瀕臨崩潰的混亂局面中走出來，并走向日益強大和正規，全賴皇太極的奠基和努力。而孫可望的能力也遠超張獻忠，大西軍能從張獻忠末期的濫殺和軍事慘敗中恢復元氣，并走向日益強大正規，孫可望功不可沒。

張獻忠是識才善用的。戰亂無常，禍福須臾，他早就指定，自己如有莫測，由孫可望接任。張獻忠戰死，孫可望繼任，沒有辜負張的重托。在遵義，他召集李定國、劉文秀和艾能奇一起，開了一個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會議，重新頒布軍紀，規定除了戰場殺敵之外嚴禁亂殺人，誅殺了蠱惑張獻忠大行屠戮的汪兆齡等人。經過這番整飭，重新變成了一支紀律嚴明的隊伍，在云南爆發沙定洲之亂時轉進云貴，建立新的根據地。不僅挽救了大西軍，也挽救了此后十幾年的抗清事業。

在此后的征戰治理中，孫可望更大顯其能。

他領導建立的“營莊制”，避免了地主對佃農的超經濟剝削，消滅了中間商，降低了佃農負擔，同時也增加了國庫收入。他在產銅地云南強力廢除了貝幣，鑄造了“興朝通寶”銅幣，大大促進了治內商品經濟。他聯合幾位義弟，通過一系列政治、經濟手段，將落后的云南邊陲，經營成了南明中后期抗清運動堅實根據地。在孫可望及其三兄弟的聯合治理之下，到己丑（1649年）元宵節，昆明“大放花燈，四門唱戲，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婦入城觀玩者如赴市然”，出現自明末以來多年不見的升平景象，連原先心懷敵意的士紳們，也稱之有“熙皞之風”。

孫可望也隨著政績的彰顯，成了南明永歷、大西聯合政權里，名義上的二把手——秦王，實際上掌握著最高權。

如果……

是的，歷史在關鍵時刻，總難免出現太多的如果。

如果不是孫可望此時逐漸地被成功昏了頭腦，野心膨脹，權謀私用，心生嫉妒，邪從欲生，大西國的歷史可能改寫。可是相反。為樹立自己權威，他獨斷專行，自己說的任何事，弟兄們都必須言聽計從，不得非議，更不說百姓；他還當眾屢屢羞辱李定國、劉文秀兩位重將及出生入死的義弟，導致將帥失和。如果不是孫可望在野心的驅使下準備代永歷而自立帝，失去道德正義的感召力。如果不是孫可望不得人心地發動內戰，戰敗后還不顧廉恥地投降清廷，如果在清老一輩元勛多爾袞、多鐸、豪格、阿濟格等紛紛死去的情況下，繼續堅持聯明抗清路線，如果有“中國淪陷于外寇，則當嚴辨夷夏之界，以中國為重”“寧死荒郊，無降也”的張獻忠義子、卓越軍事家李定國的英勇善戰；如果有“天下皆降闖不降”“大江東去浪千疊，三百年流不盡的英雄血”，“又上茅麓山耶”的李自成侄孫李來亨的鼎力助戰，實現恢復中原，統一全國的偉業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可惜，這一系列的假言判斷，都變成了反向實際。

……

（節選自《沉沒的王朝》，詳見2021年《美文》八月號）

周聞道，本名周仲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家，經濟學家。在《人民文學》《花城》《十月》《鐘山》等發表作品550余萬字；出版文學專著1６部，４１0余萬字；經濟學專著3部，100余萬字。曾在香港《信報》《商報》《經濟日報》等擔任財經專欄作家多年。獲各級文學獎項多項，作品收入《大學語文》，人教版高中教輔材料及數十種年選、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