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與城

郊區的春天是熱鬧的，也是空曠的。

那年我十八歲，第一次隨了生產隊岀工的人群走在田野里。

土地還沒解凍，土路走上去硌得腳疼，一把镢頭刨下去，只淺淺地刨開一層浮土，浮土下是道堅硬的白茬兒；麥苗卻是綠的，天空是藍的，太陽是金色的，鳥兒們在天上飛翔。一切都像是這土地的催化劑，估摸不會有幾天了，土地再拗也拗不過時令的。

耳邊響亮著各種叫喊聲，年輕小伙兒的，中年漢子的，大姑娘小媳婦的，他們像是從不會小聲說話，甚至有漢子對女人動手動腳。女人咯咯地笑著，一點不惱，仿佛到了個新世界，一時間什么什么都可以包容了。

在房子里窩屈了一個冬天，終于可以走岀來舒一舒筋骨了。況且冬天的窩屈不止是身體的，更有心理的，生產隊的辦公室里天天開會，不是傳達上級指示，就是開哪個人的批斗會，身心太緊張了，太想把開會換成勞動了，挽一挽袖子，掄起镢頭或鐵锨，嘿地一聲，所有的臟器都震顫了，所有的經絡都疏通了，所有的不快都忘到腦后去了。

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不快，那幾個喜歡開會的人，一整個冬天都是神采飛揚的。生產隊長也做不了他們的主，因為從上到下都是政治第一生產第二的。依了生產隊長，冬天也是有農事可做的，比如揀磚頭。田地里原有的一大片墳地被作為四舊鏟平了，莫名其妙地岀現了遍地的磚頭瓦塊。可會議排得滿滿的，生產隊長找不出一天的空來。生產隊長見了那幾個，臉總是黑著。那幾個也不便把他咋樣，因為他太懂生產了，早就有調他當大隊長的傳言了，有一天當了大隊長，他們就再沒和他平起平坐的份兒了。

但除了生產隊長，其他人他們就全不放在眼里了。比如那些張口就能來詞兒的文化人，比如那些晩上抬腿就往大門里去的人。至于那些地富反壞及其子女，就更是不必正眼瞧他們，即便是罵上幾句打上幾巴掌，他們屁都不敢放一個。

往大門里去其實是往我家去。這一街的人，晚上去我家就像去公共場所一樣。總有幾個能聊的，總有一些喜歡聽聊的，聚在一起就沒完沒了地聊啊聊。從我記事起家里就是這樣的，據說我們家住的房子從前是個大藥房，門是朝街開的，屋中央有個青磚壘就的大火爐，人們有事沒事就愛往藥房跑。那時我曾祖父是遠近聞名的中醫，藥房就是他開起來的。曾祖父去世后爺爺抽上了大煙，家產就一點點地讓他敗光了，最后只剩了這一處藥房。只不過后來，朝街的門改為朝院子里開了，須先走進大門里，再走進二門里，見到一塊小小的長方形的院子，那朝院子開的門也就見到了。

大門是真大，趕進一輛馬車，不，開進一輛大卡車都綽綽有余。晚上，兩扇大門是只關不插，因為大門里住了四戶人家，還因為門插太沉了，插上插下的都嫌太費力氣。不過后來有一天兩扇大門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門內的人議論了幾天就作罷了，猜測八成是公用了，私物公用的事是很多的，不作罷也得作罷。

對人們來我家，我一點不喜歡，天天盼著有自個兒的一間屋。可家里人是歡迎的，他們把房間永遠收拾得一塵不染，桌上永遠有一壺沏好的花茶，大大小小的椅子、板凳永遠依次擺列得整整齊齊。他們總是說，一條街上住著，不能過成獨門小戶。

在我的印象里，這條街常來我家的人能占上少半。我相信人和狗一樣，是憑了嗅覺往一起湊的，那些從沒來過我家的人，除了幾個喜歡開會的，還有喜歡忙碌家務的，還有喜歡鉆研中醫、木工的，還有喜歡一起玩耍的女孩兒們。而來我家的人，閑來無事的居多，就像話劇《茶館》里的人，說的話都是于現實沒用的，卻又都要爭搶著說出來。

我有時坐在炕頭兒上聽一會兒，更多的時候是跑岀去和女孩兒們聚在一起。那是這條街上的另一個聚集點，沒有男人，沒有小孩子，一色的與我年齡不相上下的年輕女孩兒。

那是座和我家大小不相上下的院子，院子里有棵粗大蓬勃的酸棗樹，在結酸棗的日子，院兒里的石桌上總有個竹編的小筐，筐里盛滿了紅艷艷的酸棗。我們一伙女孩兒圍坐了石桌，貪婪地吃那棗子。這家女孩兒的母親便笑著看我們吃，那雙青春少女一樣的眼睛充滿善意，讓我們的貪吃愈發地無所顧忌。

那母親的眼睛喜歡瞇起來，細長細長的，一旦睜開卻又大又亮，和她女兒的眼睛一模一樣。女兒叫玲，我們都羨慕她有這樣的母親。但我們不喜歡她的父親，她父親很大男子主義，在家里基本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一張臉很少有笑模樣，沒事時喜歡捧了一本書看。盡管這樣我們還是照去不誤，因為他很少說話，于我們就像不存在一樣。當然還因為她家就像我家一樣干凈、寬敞，老式的方桌、座椅，精致的茶壺茶碗，茶壺永遠是燙手的，壺旁邊永遠有塊濕漉漉的干凈的抹布。

玲也在出工的隊伍里，她和我一人背了一只糞筐，并排走著。她也是安靜的，也喜歡把眼睛瞇起來，視線通常朝了遠方。我聽到她說，城里人開春兒也不知在干什么。

她的視線是西南方向，那里有高高的樓房和冒了白煙、黑煙、紅煙的煙囪。冒紅煙的煙囪離我們最近，刮西南風時，一股臭電池一樣的味道會絲絲縷縷地被我們聞到。那是座新建的化肥廠，化肥廠墻外就有我們生產隊的地塊。聽說去年那塊地種了棉花，棉花枝子長得又矮又小，棉花上落滿了煙灰，結果算下來，比別的棉花地少了大半的收成。可化肥廠是國家建的，小局服從大局、個人服從國家是大報小報多年來的宣傳，村人們再心疼棉花，又能有什么辦法？

我就說，他們哪管什么開春兒不開春兒的，春夏秋冬都呆在房子里。

我知道玲要的不是這樣的回答，她對城市抱了美好的向往。我們一伙女孩兒曾搭伴兒去過城里，逛了公園，去了商場，看了電影。她對城市的感覺，就是對公園、商場、電影院的感覺。

無論怎樣，我們是要開始干農活兒了。面前除了麥田，還有大片的閑田，還有少量用塑料薄膜覆蓋的菜田，它們的綠色、褐色、白色，在金色陽光的照耀下，卻沒有半點的絢麗多彩，反而顯得有些空曠、乏味。

同樣地，陽光照耀的城市那邊，卻是金碧輝煌，光彩奪目，有一種童話世界的感覺。

我們的西北方，是連綿起伏的太行山脈，它與變幻莫測的天色相連，因此有時清晰可見，有時就像隱藏在迷霧里，隱約，遙遠，遠不如城市于我們的切近。但太陽的落山是離不開它的，它就如同太陽的一個家，太陽在天空里玩耍了一天，乏了累了，一準兒就往它那里去了。我們曾多少次看過太陽回家，漫天的彩霞陪襯著它，所有的村莊、田野都被它渲染得圖畫一般，近在咫尺的村莊、田野竟一時間和我們拉開了距離，變得陌生起來了。

由此我們便得岀結論：近前是乏味的，遠方才是美好的，總有一天，我們要離開乏味，走向美好的遠方。

我們背了糞筐停在一塊褐色的閑地，閑地里到處可見散落的磚頭瓦塊。我們彎下腰，一塊一塊地把磚頭瓦塊撿到糞筐里。磚頭瓦塊沉甸甸的，像是很有些歷史了，有的還刻有好看的紋路。隱約地聽人說過，這里曾是座古城，我們過去岀村就能看到的兩座土坡，便是古城的遺跡。兩座土坡各有二三百米長，高有十多米，小時候我們常上去玩兒。但這兩年農業學大寨，兩座土坡靠人拉小車，已經一車一車地移到村北的沙灘上去了。我們撿磚頭的地塊和兩座土坡離得不遠，磚頭瓦塊是它們的共有也說不定。但沒人去管這些，學大寨要緊，撿磚頭要緊。我們也顧不得去管，撿幾塊扔進筐里就忍不住要搓一搓凍紅的雙手。春天來了，冬寒卻還遲遲不肯離去，我們穿了冬季的棉襖棉褲，勞動在開春的季節里。

多少年后，我們終于告別近前的村莊，走向了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在這城市里我們才聽說，經考古專家認證，那兩座被平掉的土坡果然就是古城墻遺址，最早起于戰國時期的中山國，城的名字叫東垣。噢，戰國時期，也太遙遠了，和現在的我們已毫無關聯。可我們撿過的磚頭瓦塊，若真有幾塊屬于東垣古城，古城的氣息雖遠猶近，又怎能說毫無關聯呢？

不過現實中的人永遠是淺近的，頂多就能看到可看到的城市。我們正是這樣，且對身在其中的地方永遠有乏味的感覺，而我們向往的對象，又一次變成了遠方，那是更遠方的城市甚至更遠方的國家。

……

（全文請閱讀《長城》2021年第4期）

【作者簡介：何玉茹，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河北文學》編輯、《長城》副主編、河北省作協創作室主任。已出版和發表長篇小說《冬季與迷醉》、《葵花》、《前街后街》、《瞬間與永恒》等7部，小說集《天外之音》、《樓下樓上》等，發表中短篇小說200余篇，多篇獲獎、被書刊選載和被翻譯成英文、日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