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我跟一個多年沒聯系的老同學通電話，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憶道，在他人生不順利之時，姥姥手里拿根煙，笑瞇瞇地說，小朋友，軍棋下下。姥姥跟他講的是上海話，軍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盤棋，有輸有贏。朋友還記得姥姥說，棋子木頭做，輸了再來過。他說的上海話“輸忒再來過”，讓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間，和那里的時光。

姥姥冒著風險在閣樓保留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里面藏了她最喜歡的書籍。我第一次看“禁書”是在扁桃腺手術之后，那時割扁桃腺盛行，用一種新的方法，不打麻藥不用刀，只是用一塊壓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鉗子將它們摘除。母親告訴我手術后醫院會給病人吃冰激淋，從她的語氣聽起來，這簡直是一種特權，我立刻同意去割扁桃腺。手術那天，我胸前戴了一枚直徑四寸的毛主席像章，心里反復背誦著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手術結束后，護士把一小紙盒“紫雪糕”和小木勺遞到我手里，我卻疼得什么都不能吞咽。母親叫了一輛三輪車，我倚在她懷里，一路上眼巴巴看著冰激淋一點點融化?；氐郊?，我把化掉的紫雪糕給了哥哥。

姥姥看我可憐，去閣樓把那只皮箱拿了下來，從里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連環畫給我看。接著的兩天病假里，我一遍遍地看那本連環畫，那是由英國演員Laurence Olivier演哈姆雷特的劇照組編成的，我被哈姆雷特眼睛里傳遞出來的瘋狂和痛苦深深吸引，劇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和恩典的和解，啟蒙了我潛意識對人性的認知。成年后我對悲劇的迷戀，也許就是從哈姆雷特開始的，它讓我在朦朧中感受到，藝術作品中呈現的悲劇，是對生活中悲劇的洗禮和升華。

那次以后，我時刻期待著感冒發燒不能上學的日子，讓書本領我走進自己內心世界里那些陌生的角落。至今若有人提起契訶夫、狄更斯或者勃朗特，都會讓我聯想起發燒譫妄的感覺，而躺在床上讀書，仍具有治愈一切的魔力。

記得有一段時期，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母親嚴肅地跟我解釋，姥姥跟人說，毛主席是“兩論”起家（《矛盾論》和《實踐論》），而她自己是“兩精”起家（糖精和味精）。母親要我懂得禍從口出的道理。姥姥被停職停薪，就干脆帶我坐火車出外旅行。那個年代沒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至今我不知道她哪里弄來的錢，怎么搞到的介紹信，以什么理由為我請的假。那年我的語文課本里有一篇寫南京長江大橋的課文，火車開過大橋的時刻，我非常興奮和驕傲——不只為了橋的壯觀，而是為了全校只有我一個人親眼見過它。在南京的時候，姥姥帶我去了一棟老房子，探望一位不知是舊友還是親戚，兩人低聲聊到深夜。那一晚我睡睡醒醒，直到朦朧的晨光從窗簾縫里鉆進來，我仍然聽到姥姥在竊竊私語?，F在回想起來，那幽暗的光線、喃喃的低語似夢似幻。那時我還不知道，這座城市曾經有姥姥的青春和夢想，也還不懂得她走在鼓樓區大街小巷中的悵惘。

旅途上，姥姥給我補習功課。我喜歡語文，讀了不少董存瑞、黃繼光、劉胡蘭的英雄事跡的書籍，并抄寫了很多豪言壯語。我給姥姥看我的筆記本，還請她看到好的豪言壯語也幫我記錄下來。那時候的作文開頭都有類似“東風吹，戰鼓擂，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那樣的空話。姥姥跟我說，你不需要這些豪言壯語，一個字可以講清楚的事，不要用兩個字。

“四人幫”被打倒后，搶房子的人陸續從我家搬走，姥姥終于回到她的房間，經常有年輕人上門找她補習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閑聊。從英國回來的時候，她帶回一個手搖唱機和Linguaphone教英語的唱片及課本，喜歡英語的人會聚在她的房間聽唱片，學講純正的女皇英語。記得一個住在外交大樓里的男青年，常來陪姥姥聊天，讓姥姥給他看閣樓上的舊物，后來姥姥把一盒子我曾外祖父史蟄夫刻的圖章都送給他了?？上菚r我太小，還不懂得珍惜祖上留下的舊物，沒有阻止姥姥這樣做。

1977年我主演了謝晉導演的《青春》，1979年又因電影《小花》得了百花獎最佳女主角，經常有男士上門想認識我。據姥姥說，他們都是“高干子弟”，我們既不能得罪他們，也不能讓我出面。我總是躲在父母房間看書，而姥姥在隔壁倒茶遞煙，冬天點上炭爐，夏天遞把扇子，天南海北地跟人聊，頗有舍赫拉扎德《天方夜譚》的味道。來的人雖然不能滿足初衷，走時也不覺太失望，有的干脆忘記了初衷，日后還帶著禮物回來看她，成了忘年交。

我的朋友們也都喜歡她，前兩天我跟一個多年沒聯系的老同學通電話，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憶道，在他人生不順利之時，姥姥手里拿根煙，笑瞇瞇地說，小朋友，軍棋下下。姥姥跟他講的是上海話，軍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盤棋，有輸有贏。朋友還記得姥姥說，棋子木頭做，輸了再來過。他說的上海話“輸忒再來過”，讓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間，和那里的時光。

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在橫店拍戲，扮演《辛亥革命》里的葉赫那拉皇后。化完妝后，全體演員到現場排練。我坐在皇位上，下面站滿了宮廷的大臣。我突然看見兩位過去的老同學，在跟我同演一場戲。我們隔著幾米的距離和幾十年的光陰，互望，感慨——歲月寫在我們的臉上，生活的摔打和考驗印刻在我們的心里。導演喊停后，我走過去跟他們打招呼。我們情不自禁地聊起了從前，普通話里夾帶著幾句上海話。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腦海里都是同學們朗朗的聲音，在教室、在操場、在寢室、在澡房，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重復：

學好聲韻辯四聲，陰陽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須找準，開齊合撮屬口形。

雙唇班報必百波，舌尖當地斗點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積結教堅精。

……

原來我從未忘記。外人哪里會懂“舌根高狗工耕故”是什么意思，而對于我來說，它是魔咒，它是時光機。聽到它，我瞬間穿越回那個早已消失了的院子。那里永遠是初夏的早晨，微風吹動著野草，我們年輕的身心跟野草一樣，只要太陽，只要一場雨，就可以那么快樂。

我在劇團過了幾年自由散漫的生活，整天踢腿、練繞口令、打乒乓球。突然憋在上外的課堂里學習語法、記單詞、背課文、寫作業，令我很不習慣。我每天盼望著星期天，可以回培訓班看望同學們，瘋玩一天。記憶里，騎車去劇團的時候街上似乎總是春夏，從劇團騎回學院的時候總是秋冬。

有時候，M會送我一程。偶爾，我們會一起去看一場電影。他還來上外看過我一回，我們把整個校園走遍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天色暗下來，才依依不舍地告別。我懷著惆悵的心情，轉身回到寢室，將自己投入到單調乏味的介詞里去。

學會準確地運用in、on、at真是我要的東西嗎？我到底要什么？人只活一回，既沒有上一生可以作出比較，也沒有下一生可以使之完善，一切都只能走著瞧。我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只感到劇團的那種快活讓我空虛、窒息。我必須離開。在以后的生命里，也總是這份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這份靈魂深處的不安，在舒適的時候，放逐我去陌生的險境；在枯萎的時候，逼迫我生出新枝嫩芽；在迷失的時候，提醒我命運的軌跡、人生的歸屬。

盡管我努力參與到學院單調而高壓的生活里去，也結識了幾位日后會成為好友的同學，但是我無法快樂起來。更糟糕的是，我總是莫名其妙地違反了學院這樣或者那樣的紀律，經常被班長或系領導叫去談話。英語系的黨支部副書記是一位非常和藹的趙老師，他長得矮小，褲子好像永遠拖在地上。據說他以前在國民黨部隊當過小兵，被共產黨部隊俘虜后，經過教育，成了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但由于他的歷史問題，一把年紀了還是副書記。當時的書記要比他年輕很多。有一回我穿了母親從美國寄來的大紅襯衣，在校園里顯得有些耀眼。不知是同學反映上去的，還是趙老師自己看到的，我很快被叫去談話。他說這里是學術單位，最好不要有文藝界的生活作風，這樣影響不好。搞了半天，我才明白是那件大紅襯衣的問題。每次談話結束說再見的時候，他見我沮喪，總是帶著一點歉意的微笑，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

有一天下課，趙老師又來找我去他辦公室。我馬上在頭腦里審視自己那幾天的穿著、表現。心想，這次又是犯了什么錯誤。我知道這些談話都是我政治上、道德品行上的污點，將來畢業分配的時候都會為我減分的。走進辦公室后，趙老師給我介紹了一位來客。他叫潘文展，從北影廠來上海借調我的。趙老師說具體手續還都沒有辦，院方也還沒有給出意見。潘導演是來跟我聊一聊這項工作，聽聽我的想法。

原來潘導演是受他的愛人張錚導演委派，到上海來請我演《桐柏英雄》的女主角，也就是后來的電影《小花》里的小花。我們在學校的操場上邊走邊聊，臨離開時他留了《桐柏英雄》的書給我讀。

那天下課后我一口氣念完了那本書，向往起攝制組的生活。我好像是在印度電影《大篷車》里看到，吉普賽人帶著鍋碗瓢盆和樂器，在大篷車里生活。大篷車到哪里，他們的世界和家就在哪里。我覺得拍電影的人就是一種吉普賽人，攝制組就是大篷車。

《小花》劇組的確是一輛快樂的大篷車。當時有一批北影演員培訓班的年輕人，扮演戲里的配角和群眾，他們整天變著法兒地尋開心，玩游戲，惡作劇，聽音樂。組里有人從汕頭買回來走私進口的錄音機，還有斯特勞斯圓舞曲和鄧麗君歌的磁帶。在我多年受到的革命教育里，個人情感是一個需要克服的缺點，更何況放到歌里去唱。但是鄧麗君柔軟的聲音和私密的吟誦，在一夜間融化了我心里揣了一輩子都不自知的硬塊。

安徽和湖北的外景結束后，我們轉到北影廠拍內景，住在北京招待所。唐國強那時已經訂婚，未婚妻家是部隊的干部。他未婚妻打電話到前臺找他的時候，我們經常惡作劇，跟她說，唐國強?。克孟裨趧詰c房間里吧。

記得組里每星期都開一次交際舞會，那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跟異性的身體自由接觸，而且這接觸跟談婚論嫁沒有關系，它只是為了快活。走出舞會的時候我會想，完了，我墮落了。但下一次舞會我又去了。演我母親的陶白莉在生活中有一種天然的優雅，她從父母那里看到過交際舞，就在宿舍里教我。在上影廠學習“參考片”時，我看過她父親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就讓她教我跳影片里陶金和舒繡文跳過的探戈。她性子上來了，還教給我倫巴和吉特巴的步子。那些大膽的動作，啟蒙了我對自己身體的認識。記得組里有位姓隋的演員是宋慶齡的養女，她長得高挑摩登，雖然那時我不懂什么叫性感，那個概念要多年以后才進入我的思想，但是回想起來，小隋渾身散發著一種不羈的欲望。印象中她總是涂了睫毛膏，擦了口紅。那些是我之前沒有見過的、商店里也沒的賣的東西，令我暗地里羨慕。

戲里演我哥哥的唐國強，那段時候經常找我一起學習英語，有時還帶我在黃山的取景地拍照片。不知道從哪天開始，我非常期待他的到來。每當舞會上響起慢四步音樂——尤其是鄧麗君的靡靡之音時，我總是雀躍地渴望他來邀請我。他彌漫在我的每個思緒里。

當年我們穿的那種尼龍襪非常厚而不透氣，那時的球鞋也特別焐腳。我愛出腳汗，又懶得洗襪子，一穿就是好幾天，腳臭到令人作嘔的地步。一天，我終于自己也忍受不了了，把襪子脫下來扔在臉盆里，然后把暖壺的開水倒進去泡。誰想到我剛把滾燙的開水倒在臭襪子上，就聽到敲門聲，打開一看正是唐國強。

他走進屋，臉盆里的開水冒著蒸汽，一股臭味散發開來。我尷尬地站在臉盆和他之間，后悔莫及。那天后，我每天都換襪子洗襪子。

安徽和湖北的外景結束后，我們轉到北影廠拍內景，住在北京招待所。唐國強那時已經訂婚，未婚妻家是部隊的干部。他未婚妻打電話到前臺找他的時候，我們經常惡作劇，跟她說，唐國強啊？他好像在劉曉慶房間里吧。

拍完全片后，我們有一次聚會，不知在誰的家里，慶祝唐國強結婚。記得桌上放滿了喜糖和酒杯，一屋子人都在嘻嘻哈哈。錄音機低聲放著鄧麗君柔情似蜜的歌聲“懷念你，懷念從前，但愿那海風再起，只因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溫柔……”我坐在那里強顏歡笑，克制住心里揮之不去的憂傷。不知是因為唐國強結婚了，還是因為我的大篷車，在我沒有準備好的情形下，把我放在一個陌生的四岔路口，在一片飛塵里消失了……

……

（未完，全文見《上海文學》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