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青霞在7月30日和8月1日發(fā)了兩條微博，提到的都是同一本書。她在微博中寫道：“那天天晚飯后回家，收到一本大書，翻開來看，即刻放不下，背包往地上一丟，先是坐著，后來干脆歪在床邊不停地翻閱。鳥叫了，不停，天亮了，還在看。不知不覺幾個小時過去了，等我合上書本，看看桌上的時鐘，已經(jīng)是早上七點三十九分。作者是《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書名很長《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字也多——四十萬，每篇都有大文學(xué)家的書信，不過也不一定要從頭順著看，隨便翻到哪一頁都好看，相信喜歡看大作家的墨寶和讀他們故事的人，會不斷地有所領(lǐng)悟，所以忍不住要介紹給大家。”

讓林青霞愛不釋手的《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由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作者潘耀明筆名彥火，現(xiàn)職《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jīng)理，《文綜》社長兼總編輯、香港作家網(wǎng)社長。主要創(chuàng)作有評論、散文集十五種，分別在內(nèi)地、港臺及海外出版。其中《當代中國作家風(fēng)貌》被韓國圣心大學(xué)翻譯成韓文，并成為大學(xué)參考書。部分作品被收入中國香港中小學(xué)教科書內(nèi)。

《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由嚴家炎作序，精選了潘耀明與巴金、錢鐘書、楊絳、葉圣陶、俞平伯、沈從文、卞之琳、艾青、駱賓基、秦牧、顧城等名家的交往研究文章，同時配以這些名家與作者交往過程中的書信、手稿、照片等珍貴資料。

嚴家炎評價說：“這部豐富而厚重的著作，在現(xiàn)當代文學(xué)史上應(yīng)該是獨一無二的。”陳子善教授也說：“作者是散文名家，文筆生動細膩，不僅寫活了這些作家，而且還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研究線索，一卷在手，對20世紀中國文學(xué)史當有更全面真切的了解。”

近日，在作家出版社的幫助下，潘耀明接受了媒體采訪。

金庸先生海寧口音重 酒量小手不離書

對于潘耀明，內(nèi)地讀者最為熟悉的莫過于他是金庸先生的好友，甚至稱他是“金庸的秘書”“金庸的代言人”，對此，潘耀明說，“我不敢掠美，我為此發(fā)表過無數(shù)聲明、澄清啟事，甚至對每一位來訪者和電話訪問的傳媒記者一再表白：我既不是‘金庸的秘書’，也不是‘金庸的代言人’，金庸是我的前輩，我頂多可以說是‘金庸的小字輩朋友’。金庸于我是亦師亦友的關(guān)系，他是仰之彌高的崇碑，我只是他卑微的學(xué)生。”

潘耀明小學(xué)時即開始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后來有一天被老師發(fā)現(xiàn)了，“他就跟我講，你再看，我就記你大過。”

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金庸讓董橋打電話給潘耀明，董橋說：“查先生要見你。”潘耀明意外又興奮：“且說我誠惶誠恐地跑到當年北角舊明報大廈查先生的辦公室，查先生與董橋已坐在那里。查先生與我寒暄過后，讓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則移步到辦公桌去伏案寫東西。時間像墻上掛鐘發(fā)出的嘀嗒聲，一秒一秒地過去，空氣靜寂得像凝結(jié)了。為了打破這悶局，我偶爾與董橋閑聊幾句，都是不著邊際的話題。大抵過了約半刻鐘后，查先生從書桌起身向我走來，親自遞了一份剛謄寫好、墨香撲鼻的聘書給我。接到聘書后，我很激動，也很沖動，只粗略瀏覽了聘書內(nèi)容，便不假思索地簽署了。當時我是某大出版社的編輯部主管和董事，事前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辭呈。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寫聘書，而且出自大家之手，豈能不為之動容？！”

查先生在聘書上寫明，潘耀明除了當總編輯之外，還兼任總經(jīng)理。第一天上班，潘耀明希望查先生就辦《明報月刊》給他一點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只淡淡地說了一句：‘你瞧著辦吧！’當我向他征詢，除了之前他在《明報月刊·發(fā)刊詞》倡導(dǎo)的‘獨立、自由、寬容’的辦刊精神外，他在商業(yè)社會辦一份虧蝕的文化性雜志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嗎？他回答得簡潔：‘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

金庸先生是浙江海寧人，潘耀明回憶說他的海寧口音很重：“你看他的訪談，都是要打字幕的，否則很難理解。他用很濃重的海寧腔與你交談，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領(lǐng)。”也因此，潘耀明透露，金庸主政明報集團時，除了開會偶爾講話外，平時大都是用寫字條的方式來傳遞他的指令。每當收到金庸字條，編輯部的同事都格外緊張。所以在校稿時特別用心。迄今，《明報月刊》每篇文章，要求有五個校次，盡量做到少出錯，甚至零錯字。這都是金庸擇善固執(zhí)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中有一張金庸先生和潘耀明飲酒的照片，潘耀明笑說金庸酒量不怎么樣，“他一般不會喝很多，我酒量比他稍稍好一點。金庸本身說話也不是很流暢，我的語言表達能力也不是很好，在浮一大白后，平時拙于辭令的我們倆，無形中解除了拘牽。他操他的海寧普通話，我講我的閩南國語，南腔北調(diào)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溝通無間，一旦話題敞開，天南地北，逸興遄飛。”

對于金庸先生的成功，潘耀明認為與他的博覽群書、淵博的學(xué)問、廣闊的襟懷和獨特的眼光等諸因素都有關(guān)系。“金庸的博識，與他喜歡閱讀有關(guān)。他除了精通英文外，還諳懂日文、法文，他真的是生活在書里面，他去哪里都會去看書，打個比方，我陪他出差，經(jīng)過機場，他肯定要去找書店，看到有喜歡的書就買下來。他是手不離書的，金庸除了辦公室書多，他在山邊的復(fù)式寓所，上層近三百平方米，其三幅墻都做了書架，觸目是琳瑯滿目的書海，置身其間，大有‘大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之豪情勝慨！”

40多年與名家書信來往 收藏珍貴信札和書畫

書寫的年代已逐漸遠去。文人的信札、手跡已成為歷史陳跡。也因此，《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顯得彌足珍貴，嚴家炎在序言中寫道：“潘耀明抽時間收集整理了四十多年來，他與大陸和海外文學(xué)家來往交流的大量書信、照片和字畫，并從中挑選出精華部分，匯集寫就了這部四百多頁的大著。單單看他拜訪過的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曹禺、丁玲、艾青、端木蕻良、蕭乾、錢鐘書、沈從文、俞平伯、汪曾祺、吳祖光、新鳳霞、柯靈……無一不是新文學(xué)史上熠熠閃光的文學(xué)大家，就非常之難得，而且每位人士他都不止拜訪過一兩次，交往時間一般都長達數(shù)年、十多年，甚至幾十年，包括書信往來，比如，他和蕭乾通信就長達二十年，外加在香港難以計數(shù)和熱情周到的接待。新時期的著名新老作家如茹志鵑、秦牧、張賢亮、蔡其矯、郭風(fēng)、何為……他也都有交往。這部書中收錄了他與這些人士的部分書信和受贈書畫。這些通信和書畫登陸內(nèi)地還是首次。”

艾青是潘耀明最早認識的內(nèi)地詩人，兩人相識于1978年，那時艾青剛摘了“右派”帽子，“可以說他是我最早的忘年交，最早有書信往來。信大都是他親自寫和復(fù)的，后來，他身體欠安，才由夫人高瑛代筆。他的許多詩篇都是我早年所熟讀的。他那一首《我愛這土地》很感人，我每次朗讀，都不禁熱淚盈眶。我從沒讀到一首同樣的詩篇可以對祖國愛得那么深沉！所以我特地請他謄抄一遍給我。”

潘耀明收藏的巴金信札有十三封之多，“他都是用鋼筆書寫的。他晚年身體不大好，字體很小，卻很清晰。內(nèi)容大都是談他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和近況，其中不少內(nèi)容涉及他寫《隨想錄》的點點滴滴。他的繁體字版《隨想錄》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由香港三聯(lián)書店出版，我當時負責(zé)三聯(lián)書店編輯部，所以就出版繁體版的《隨想錄》事宜與他有過較多的書信來往。我手上還有巴金《隨想錄·總序》及《隨想錄》繁體版的序言原稿。”潘耀明表示，自己至今也在學(xué)習(xí)巴金先生 “說真話”的精神，但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巴金先生在早期的時候說過很多違心的話，后來他受達到的高度、地位所影響，到了晚年，覺得應(yīng)該說真話，所以，‘說真話’是很不簡單的。在巴金去世的時候，金庸寫了一篇紀念巴金的文章，金庸也是覺得巴金很了不起，換作是金庸自己，巴金的那種處境，他也許也做不到像巴金那樣講真話。”

在作家的信札中，潘耀明收有蕭乾信件共有七八十封。“信札牽涉的內(nèi)容十分廣泛，包括他的書稿、生活、近況等等。他是一個熱心人，他還向我推介不少海外文化界朋友。他的字比較潦草，但仔細辨認，還是可以明了的。俞平伯先生的信札特別珍貴，都是在八十歲以后親筆寫的信，共有二十七封，錢鐘書的信札都是用毛筆寫的，如他的文章，揮斥方遒，龍飛鳳舞，蒼勁而逸致，很有收藏價值。”

在潘耀明看來，作家中擅畫畫的，就他所交往的，端木蕻良和汪曾祺是特別出眾的。“前者是蕓蕓東北作家中最是才氣橫溢不過的；后者的小說、散文都很空靈而慧黠，他的書法、畫也很講意境，備受稱許。”

搬了多次家，俞平伯贈的“既醉情拈杯酒綠，遲歸喜遇碗燈紅”始終掛在客廳

潘耀明搬了幾次家，但俞平伯贈予他的對聯(lián)“既醉情拈杯酒綠，遲歸喜遇碗燈紅”一直懸掛在他的客廳中。“每次歸家讀到這對聯(lián)，都會令我感到難言的溫煦和親切感。既醉情拈杯酒綠的意思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好多朋友，交往有真性情，就像喝酒一樣，要有德行。遲歸喜遇碗燈紅就比較淺白了，是在說你回家看到家里的燈光，溫馨的燈光。這兩句的意思是說在外面跟朋友可以盡情地交往，但這個‘交往’是指德行方面的。回到家還有溫馨的燈光，很溫暖。所以我很喜歡，一直掛在家中。”

雖然潘耀明是小輩，但金庸曾稱其“耀明吾兄”，錢鐘書先生也是與潘耀明以“兄”“弟”相稱，說及此，潘耀明表示他跟這些“大家”來往比較早，“1978年，很多‘大家’在當時都沒有消息，他們沉默了大概10年，在那個時候，我有了機會跟這些‘大家’能夠成為朋友。按照現(xiàn)在的稱呼，我是受不起的。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面，‘兄’跟‘弟’是彼此交往的一種稱呼，雖然錢先生是大學(xué)問家，但是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稱呼習(xí)慣，他寫信給對方，這是一種尊稱，包括金庸寫給我的信，也是用‘兄’，他自己稱為‘弟’，這個是長者風(fēng)范，是傳統(tǒng)美德。”

這些大師的風(fēng)范讓潘耀明回憶起來仍欽佩不已，“比如蕭乾先生晚年在患癌的情況下，跟太太文潔若依然在翻譯《尤利西斯》這樣的大作，精神令人感動。還有沈從文先生，1949年他去歷史博物館去做講解員，后來寫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樣的巨作。這些大家不管是在順境或者在逆境，都沒有離棄對文學(xué)的追求和興趣、對文化堅定不移的初心，這個很值得敬佩。這些也是我從他們身上得到的一些經(jīng)驗。”

而回憶一些書中未提及的故事，潘耀明講了兩件事，一件是在1983年，他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當時中國作家里面有吳祖光、王安憶、王安憶的母親茹志鵑、陳映真、七等生，潘耀明與吳祖光同住一套房間，彼此分工合作，吳祖光負責(zé)去超市買菜，潘耀明則不辭辛勞負責(zé)烹飪每日兩餐，兩人相處三個月，關(guān)系十分融洽。臨別時吳祖光題贈報恩詩一首：“不屈為至貴，最富是清貧。”潘耀明回憶說：“當時吳祖光已經(jīng)很有名氣了，夏衍先生稱他是‘神童’，吳祖光在年輕的時候創(chuàng)作了《風(fēng)雪夜歸人》這樣影響力很大的話劇，他有很多崇拜者，有一個從臺灣來的，是他早年教過的女學(xué)生，特意從臺灣來看望吳祖光，這種情誼，是超過時間超越地域，這種感情是很感人的，這個我沒有寫在書里，現(xiàn)在想起來是很感動人的一件事情。”

第二個故事關(guān)于俞平伯先生，“他不僅對《紅樓夢》有研究，而且他還是昆曲專家，現(xiàn)在很多人說白先勇推廣昆曲，其實俞平伯跟他的太太許寶馴很早也一直在推廣昆曲，他們夫婦合作譜寫下不少曲子。俞平伯跟錢鐘書先生當時都是有獎學(xué)金去英國留學(xué)的，后來他不習(xí)慣，因為跟太太感情太深，離不開，去了不久就回來了，中途經(jīng)過香港，那是他第一次到香港。俞平伯先生一直有個愿望，想再來香港，1986年，俞平伯先生86歲，而且他當時已經(jīng)中風(fēng)半身不遂要坐輪椅，沒人敢邀請他來香港，我就開始想辦法，我很希望他能來香港看看，后來這件事情成了，他在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發(fā)表了他對《紅樓夢》新的見解，很轟動，現(xiàn)場擠滿了聽眾，后來擠不下了，有些聽眾就在電視里聽俞平伯先生講。”

作為冰心先生的老鄉(xiāng)，潘耀明從1981年開始同冰心先生往來，他表示自己很喜歡冰心先生的《繁星》，“我在小的時候就讀過好多遍，那本書很有詩意，而且想象空間很大。”

問潘耀明先生現(xiàn)在如果能夠給這些大師寫信，他想給誰寫，潘耀明說：“每個大師我都會給他寫，因為這些都是我心目中的大師，我心目中的老師，都是我所敬重的。”

請潘耀明給當下的青年人推薦一些書單，潘耀明慎重地想了很久，他比較傾向年輕人閱讀經(jīng)典作品。“我打個比較簡單的比方，香港女作家亦舒，她有很多讀者，在內(nèi)地也出版了很多作品，她念的是英文書院，她的中文是在《紅樓夢》里學(xué)習(xí)的，她看《紅樓夢》不是幾遍，是幾十遍，《紅樓夢》是她寫作上的一塊敲門磚。中國的文學(xué)經(jīng)典都是經(jīng)過了幾百年流傳下來的，經(jīng)過了時間的考驗，還有《三國演義》《水滸傳》都是成熟的。《西游記》是很純粹的文字，非常了不起，是寫作的好范文。《紅樓夢》是博大精深的，里面寫了太多的東西，包括飲食、服飾、禮儀以及眾多的人物等等描寫的底蘊很豐富，《紅樓夢》真的要細讀，不止要讀一遍。有一次錢鐘書先生跟我講，他就是在中國古代這些經(jīng)典里得到營養(yǎng)，這些經(jīng)典中的文字都是清通的，而且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風(fēng)俗化。我是最推薦現(xiàn)在的年輕人多讀一讀《紅樓夢》《西游記》這樣的文字。當代的作家王安憶、鐵凝、蘇童、余華，賈平凹、劉震云，張承志等的作品我也都有看，我覺得他們的作品都是很有水平的，而且很有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