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的話

循著這條文脈，領略遼寧文藝最鮮活的樣子

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九一八”事變90周年。于此之際，回望歷史，100年前和90年前的這兩次大事件，對遼寧文藝而言，正是一個篇章的開端。

遼寧是文化大省、文藝大省，藝術門類豐富，創作資源豐厚，自上世紀以來，各藝術門類均涌現出眾多優秀作品、優秀人才，在全國有影響力的文藝群體、文藝流派，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文藝現象和文藝思潮。

所有這些成就的敘事原點，肇始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帶來的思想啟蒙，醞釀于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觸發于“九一八”事變后的國仇家恨。

從那時起，東北作家群崛起，在延安的大熔爐中淬火新生。再次回到故土的文藝工作者，讓革命文藝的種子遍撒遼寧大地，讓現實主義精神這條血脈，貫穿于遼寧文學藝術事業發展的70余年歷程，成就了遼寧文藝深具地域文化精神、現實主義精神、大工業精神等鮮明特征。

沿著這條遼寧文藝史的發展脈絡，梳理和總結成就，提煉遼寧文藝的獨特氣質，著眼點仍在當下，讓今天的文藝創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增強文化自信中，更好地打造和傳播新時代遼寧文化形象。

我們采用了重回文藝現場的方式，與幾十年里那些歷久彌新的優秀作品、德藝雙馨的藝術家，有影響力的文藝群體、文藝現象、文藝思潮、藝術流派再次相遇。這現場，或是文藝家們的創作靈感來源地，或是已故藝術家的故居、紀念館，更可能是他們正生活于其中的火熱當下。在現場，很容易與他們產生時空交匯，可以想象自己也是這里的主人，在書房里、在田野里、在歷史里，用他們的視角去看彼時的風景。

循著這條文脈，讓我們跟著文藝家和他們的作品回“故鄉”，領略文藝最初最鮮活的樣子。

上世紀30年代，在中國東北有一群年輕的作家，他們大多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同時也經歷了“九一八”事變，目睹了國土淪喪的過程。他們無法接受當亡國奴的命運，紛紛流亡到關內。

“九一八”不僅改變了東北的歷史和命運，也改變了這些青年作家的創作道路，他們將自己的創作融入社會劇變的洪流中，紛紛拿起筆，書寫在故鄉的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

他們，就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寫下重要一筆的東北作家群。他們是由五四新文學過渡到全國抗戰文學的橋梁。他們的創作，以鮮明的時代性、民族性和革命性，預告著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也給東北文學和遼寧文學注入了關注現實、書寫現實的基因。

剛毅雄健磊落的地域精神塑造了東北作家群的文化品格

“成群或是孤飛的老鴉，掠過人們的頂空，掠過白樺林的高梢，飛向天的一邊去。那邊是一片寧靜的田野，田野的盡處是一帶無綿盡的遠山……”這段文字出自東北作家蕭軍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的開篇。

驅車從錦州市內一路向西北，熱鬧漸行漸遠。當喧囂的城鄉接合部也被車輪甩在身后，大片大片裸露的缺乏水分滋養的土地開始闖進眼簾。遠處，青山連綿。

隨著車子漸漸駛近蕭軍的故鄉——錦州凌海市沈家臺鎮下碾盤溝村，《八月的鄉村》中所描寫的田野、遠山、樹林等元素越發多起來。

淹沒在村里民宅之中的蕭軍故居既普通又獨特。說其普通，是因為經過修葺后的故居仍然保留著當年遼西民宅的格局、特征與風貌；說其獨特，則是因為經過近百年的歲月變遷，村里的大多數民宅已經多次翻新，越來越趨于現代氣派，唯有這座故居修舊如舊。

在歲月長河中，蕭軍故居的建筑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東北作家群”的坐標意義——淹沒在眾多群體之中，但又因為具備時代特征、地域特色而獨樹一幟。

幼年喪母，再加之父親暴戾，如此的成長環境讓蕭軍形成了直率剛勁、敢于反抗的個性。在蕭軍故居的展廳里，懸掛著蕭軍青年時期的照片，那時的蕭軍，眼神凌厲，棱角分明的臉上，寫滿了不馴與反抗。

“廚房間的邊緣釘著一圈狗皮，為的是遮風，因為北方的冬季，就是門縫一隙空，那風吹進來，也會使一天燒三十斤煤的火爐失去熱力。”在《混沌》中，駱賓基寥寥數語，就寫出了數九寒天里的東北生活的與眾不同，以及寒風的野蠻與威力。

東北，幅員遼闊，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交錯聚集的區域，在這片白山黑水的廣袤大地上，漁獵、游牧、農耕文化相互交織。尤其是不少遠古少數民族誕生在這里，他們的彪悍與果敢，既源自這片土地，又反過來對東北文化進行了漸進改造。

如果說遠古歷史文化成就了東北人文化性格的主色調，那么從晚清至近代，這片沃土慘遭列強蹂躪，這樣的大環境，則錘煉出了東北人執著剛毅、雄健磊落、不屈不撓的地域精神。這樣的文化品格與地域精神，已經融匯在東北作家群每一位作家的血脈與基因中，也呈現在作家們的文字里。

東北作家群帶給文壇全新的場面

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百轉千回，總有一條幽徑，通向這里，北京市西城區阜成門內大街宮門口二條19號——昔日的魯迅故居，今天的魯迅博物館。

“劉軍、悄吟兄：

一日信收到。我的選小說，昨夜交卷了，還欠一篇序，期限還寬，已約葉定一個日期，我們可以談談。他定出后，會來通知你們的。

悄吟太太的一個短篇，我寄給《太白》去了，回信說就可以登出來。那篇《搭客》，其實比《職業》做得好（活潑而不單調），上月送到 《東方雜志》，還是托熟人拿去的，不久卻就給我一封官式的信。今附上，可以看看大書店的派勢……”

這是我們在魯迅博物館中讀到的1935年3月1日魯迅寫給蕭軍、蕭紅的信。博物館內，收藏著魯迅致104位親友的1140封書信，其中致東北作家蕭軍、蕭紅的信函有53封。這些書信，寫于1935年初至1936年10月魯迅去世前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文采熠熠、辭趣翩翩的珍貴手跡，飽含著魯迅先生與東北作家之間深厚的情誼。

“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流亡作家陸續到達關內，大致活躍于南北兩邊。集中于上海的有蕭紅、蕭軍、李輝英、穆木天、舒群、高蘭、羅烽、白朗、駱賓基、孔羅菰、林玨、耶林等。而北邊活躍于北平（今北京）的有端木蕻良、馬加、楊晦、于毅夫、丘琴、師田手、劉澍德等。

1932年，李輝英在丁玲主持的左聯刊物《北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同時也是流亡關內的東北作家第一篇描寫東北抗日救亡的小說《最后一課》。其后數年，作家蕭軍、蕭紅寫出了《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舒群寫出了《沒有祖國的孩子》；羅烽寫出了以淪陷后的沈陽為背景的短篇小說《第七個坑》；駱賓基寫出了表現東北早期抗日游擊隊生活的小說《邊陲線上》；馬加寫出了《登基前后》；端木蕻良寫出了《科爾沁旗草原》等等。他們的作品具有粗獷宏大的風格，寫出了東北的風俗民情，顯示了濃郁的地方色彩，帶給關內文壇一個“全新的場面，新的題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令國人為之震動，引起文壇的矚目。特別是在當時作為全國進步文化活動中心的上海，他們感受到了上海左聯作家們的呵護與關愛，更得到了魯迅先生的大力提攜。

魯迅提煉出東北作家群的共有特質和意義

1934年冬，蕭紅、蕭軍逃離青島，來到上海，從此和魯迅開始了長達近兩年的交往。魯迅在重病之中，放下自己手中的譯稿，看“二蕭”小說初稿，改錯字，向報刊推薦，為兩位無名青年的新著作序。

1935年12月，魯迅自己出錢，將《生死場》和《八月的鄉村》納入“奴隸叢書”系列出版。有人說這是“魯迅偉大的心與東北文學之心從此建立了偉大而直接的聯結”。魯迅于“二蕭”的意義，自然不止于為新著作序和出版，魯迅對他們的創作還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鼓勵。敏銳的魯迅用寥寥數語便捕捉到他們作品的閃光和可貴之處，對于尚處創作起步階段的“二蕭”而言，是極大的肯定。魯迅不僅奠定了“二蕭”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也為東北文學入關搭建了橋梁，促進了東北文學在現代文學史上意義的生成。

今人品讀蕭紅的文學作品，會沉迷于她獨有的詩化氣質，這種敢于打破傳統障壁的精神氣質，投射在文學作品上，或許就是魯迅所說的“越軌的筆致”。魯迅一直所稱頌的，便是要敢于直面生活的慘烈。魯迅在《蕭紅作〈生死場〉序》一文中，稱贊蕭紅刻畫了“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和掙扎的力氣”。

在為蕭軍《八月的鄉村》所寫的序中，他預言：“如果事實證明了我的推測并沒有錯，那也就證明了這是一部很好的書。”“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毀滅》，然而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面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

蕭紅與蕭軍的抗爭精神，反映到創作上，便是從生活真實出發，不加粉飾、無所顧忌的姿態，不加雕琢、隨心而至的文字，把殘酷、冷漠的場景畫面，鋪展到讀者眼前，這讓魯迅視為知音。魯迅在兩篇序中的文字不僅是對“二蕭”作品藝術特質的勾勒，更是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東北作家群乃至東北現代文學的某些共有特質和意義，第一次準確、系統地提煉出東北文學的精神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