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實是苦惱的事，因為事隔多年，腦海的印象自然就會模糊起來，免不得要做一番研究工作。

我于九月十七日收到上海魯迅紀念館的一封信，詢問魯迅在景云里曾住過幾處房間，搬過幾次場等。紀念館同人一向積極負責，留心各項有關紀念事跡，嚴肅細致地考核歷史事實，不遺余力。這次既承垂問，不敢潦草塞責。于是一面向各方親友鄰居仔細探聽，有無一些喚起記憶、可資參考的材料；更其重要的是向周建人夫婦請教，因為一切經手事項都是煩勞他們的。湊巧九月底我隨人大代表團去越南，直至十月中旬才回到北京。當時就看到周建人夫婦在九月三十日從杭州發來的一封信，答復和我的記憶是一致的。這才去掉了一切懷疑。

周建人夫婦的信中是這樣說的：“你們第一次住在景云里石庫門的朝南房子第二排的最后一幢，與大興坊接連，是二十三號，第二次住在同一排的第二幢，是十八號；第三次住在同一排的第一幢，是十七號，可是出人在十八號。”

住在景云里的時候，是有一些小小情節可資記憶的。但因事非重要，寫回憶錄時就略去了。如今既然有人關心，不妨寫些出來，聊供研究之助。

一九二七年十月，魯迅和我初到上海，住在共和旅店內，建人先生天天來陪伴。旅店不是長久居住之處，乃與建人先生商議，擬覓一暫時棲身之所。恰巧建人先生因在商務印書館作編輯工作，住在寶山路附近的景云里內，那里還有余房可賃。而當時文化人住在此地的如茅盾、葉紹鈞(當時一般用此名)，還有許多人等，都云集在這里，頗不寂寞。于是我們就在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從共和旅店遷人景云里第二弄的最末一家二十三號居住了(后來讓給柔石等人居住)。

魯迅在廣東遭遇一九二七年的“清黨”之后，驚魂甫定，來到了上海，心里是走著瞧，原沒有定居下來的念頭的，因自廈門到廣州，他如處于驚濤駭浪中，原不敢設想久居的。所以購置家具，每人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備了。沒有用工人，吃飯也和建人先生以及他的同事們在一起。一批長久在商務印書館的同事，在這許多熟人環繞之中，我們就暫作安身之所了。

不料有一天，忽然砰砰槍聲接連不斷。我們只好蟄居斗室，聽候究竟。事后了解，才曉得有一“肉票”，被關在弄內，后為警察發覺，綁匪企圖抵抗，就竄到汽車房的平臺上，作居高臨下的伏擊。在射擊時，流彈還打穿二十三號的一扇玻璃窗，圓圓的一個小洞，煞是厲害。結果自然警察得勝，綁匪陳尸陽臺，可見當時景云里是魚龍混雜，各色人等都有的。魯迅也未能安居，住在景云里二弄末尾二十三號時，隔鄰大興坊，北面直通寶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戲的，有吵架的，聲喧嘈鬧，頗以為苦。加之隔鄰住戶，平時搓麻將的聲音，每每于興發時，把牌重重敲在紅木桌面上。靜夜深思，被這意外的驚堂木式的敲擊聲和高聲狂笑所紛擾，輒使魯迅擲筆長嘆，無可奈何，尤其可厭的是在夏天，這些高鄰要乘涼，而牌興又大發，于是徑直把桌子搬到石庫門內，迫使魯迅競夜聽他們的拍拍之聲，真是苦不堪言的了。

自從我們搬到二十三號之后不久，魯迅又向建人先生建議，兩家合伙燒飯，以免和同事們一起諸多不便，一切柴，米，油，鹽等雜務，托王蘊如同志的一位親戚兼管，就在二十三號樓下煮食。我們的后門，緊對著一位鼎鼎大名的奚亞夫，掛有大律師的招牌。他家中有十四五歲的頑童，我們通常走前門，哪里招惹著他們呢？但因早晚在廚房煮飯，并帶領建人先生的小孩，因此被頑童無事生非地乘煮食時丟進石頭.沙泥，影響到小孩的安全和食物的清潔。魯迅幾經忍耐，才不得已地向之婉言。不料律師家的氣焰更甚，頑童在二十三號后門上做那時上海流氓最可鄙的行為：畫白粉筆的大烏龜，并向我們的后門撒尿。理論既不生效，控告豈是律師之敵，這時，剛好弄內十八號有空屋，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移居到十八號內，并約建人先生全家從一弄原來的住處搬在一起。計從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在二十三號共住十一個月。古人云擇鄰相處，但當時的上海，無論如何擇法，也很難達到自己的愿望。這是一段慘痛的回憶。

在十八號，魯迅和建人先生怡怡相處了五個多月，深感建人先生相助之忱。蘊如同志在上海久居，一切事無大小，俱獲她竭誠相助。魯迅在這個時期，算是和兄弟怡怡相聚，朝夕相處的最快活的日子了。

忽然，聽說隔鄰十七號又空起來了，魯迅歡喜它朝南又兼朝東，因為它兩面見到太陽，是在弄內的第一家，于是商議結果，又租了下來。當時正在粉刷，并擬在十七-十八號之間，打通一木門，為圖兩家往來方便，就從十八號出入，正在計劃之下，十七號因還沒人搬進去，被偷兒乘隙破門守候了一夜，準備來到我家行竊，我們卻毫無所知。魯迅因夜眠甚遲，有時開亮后樓的燈，去燒水煮茶；有時開亭子間的燈，去如廁；這樣竟夜之間，陸續不斷，四處通明。到了三時以后，魯迅正在臨睡前漱口，偷兒卻以為是人起床了，動手不得，大忿之下，撒滿樓梯的糞便，失意離去，而我們卻安然無恙。事后，魯迅笑著說：“他對我一點也沒有辦法，只好撤退了。”

一九二九年二月，魯迅參加了“自由大同盟”，這時我們雖然搬到十七號內，但是風聲緊迫，對魯迅不利。我們在這里雖生育撫養了孩子，然而當孩子半歲，魯迅的全部牙齒腫痛，陸續拔掉的時候，卻避居到內山書店去了。當我們搬到十七號住的時候，廚房是空著不用的，出人活動，一切集中在十八號內。十七號廚房剛好就存放了一大堆木柴，等待干燥時好用。那律師家的頑童，眼見這情景，乘我們的疏忽，沒有關上窗戶，夜里卻偷偷丟進滿是

煤油浸透的引火紙頭，意想引起火災。次早一看，卻幸而熄滅在地，大律師的威焰，可算給我們吃盡苦頭了。

因為政治上的壓迫，屢次避居，內山先生也為之不安起來。到一九三〇年五月，才由內山先生介紹，又搬到北四川路樓寓里去。到了“一?二八”，日本軍國主義者蹂躪了上海，景云里陷入火線中，周建人先生住的房子，他樓上的眠床，直穿炮彈。幸而他躲在樓下，才免于危險。但日本軍隊如狼似虎地到處捉人，看見了他，就加以拘留，經過魯迅托內山先生去查詢才得放出來和家人相見。可是景云里還拘著不少的人，有一家還有人被打死，

有一家灶被毀壞，扔了不少臟東西。景云里當時遭到這樣浩劫，是因為在寶山路附近，正是戰火綿延的地段，所以現在若去查考舊跡，是否一切如故呢？我是不敢確定了。

至于魯迅日記所載的門牌號數，可能有筆誤。因為我記憶的門的樣子和周建人先生他們說的完全一致，和王士菁編的《魯迅傳》也一點不差。想來舊痕還在，不致錯誤的了。

（原載1962年11月21日《文匯報》）